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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很多研究者看來諸如下崗工人的個體際遇并不具有戲劇性，他們只是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中的犧牲者，是一種不值得大呼驚奇的“社會現(xiàn)象”，而對于張濟順教授而言，真實的故事比任何小說要來得驚心動魄，盡管在外人看起來，它波瀾不驚。張老師認為，比之史識、史才的長進，史觀的進一步自覺與夯實，乃是治史諸要素中更具本質(zhì)意義的。借用楊奎松教授的中的之語：“學問之道，求仁義而已”，失卻了人性關懷的學問，“不要也罷” 。本文系張濟順教授為《再造與自塑：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4）》一書所作的序，特此刊發(fā)，供讀者思考。 
或許是人到老年又是“空巢”的緣故，但凡聽到來自學生的消息，無論報喜或報憂，總會跟著興奮、激動、牽掛一好陣子。她（他）們和我以師生身份相處的那段日子，就如“電影回放”般地浮現(xiàn)腦海，清晰如昨。還是七年前的夏天，在華東師大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與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聯(lián)合舉辦的中國當代史高級研修班上，我認識了劉亞娟。作為入選者中唯一的碩士生，她提交的論文講述這樣一個故事：山西一位有“歷史劣跡”的農(nóng)民張順有因私人利益糾葛將別人扣上“反革命”帽子，不惜代價反復上訪舉報，備受冷遇與挫折，但鍥而不舍，結(jié)果卻出入意料地被宣傳為“反官僚主義”的“典型事件”，不但“官司”打贏，其命運也峰回路轉(zhuǎn)，其人紅極一時。“張順有”在研修班上很受關注，包括我在內(nèi)的許多評論者都認為，論文最值得稱道的，主要不在“敘事”而是在“論事”，是這個年輕史者解讀史料的能力。她能夠從《人民日報》、地方黨報與地方文藝宣傳品三套不同敘事文本中，發(fā)現(xiàn)宣傳“典型事件”與“典型人物”之間存在著差異與緊張，潛藏于后的則是政治宣傳運作的內(nèi)在機制以及高層、中層及基層各方“用戶”的不同指向與行動邏輯。面對一連串評論與質(zhì)疑，劉亞娟的答辯透著靈氣和悟性，且十分坦誠。茶歇與會后的交流中，我發(fā)現(xiàn)她對學問充滿渴求，對方興未艾的中國當代史研究懷有濃厚的興趣。最初的直覺告訴我，這是一個史學研究的好后生。2013年秋，我欣然接受了從王奇生教授門下走出的高徒——到復旦攻讀博士學位的劉亞娟，初識時的印象在我們共處的日子中得到了印證。那時，“張順有”并未隨亞娟碩士學業(yè)的結(jié)束而迅速退場，但她已不再滿足于探討“張順有事件”背后之種種，而延伸向“后典型”的討論。在張順有家鄉(xiāng)一次次的田野調(diào)查和訪談中，她不僅有了許多“在地”感悟，而且幸運地獲得了張順有的一筆“遺產(chǎn)”。從這批碎片式的“私家材料”和口述訪談中，亞娟挖掘出一個張順有后半生的故事，近乎荒誕而又在歷史的情與理之中。她沿著這個“風光一時但失蹤了的”人的生命軌跡，觀察這類對“宣傳情境”與“生活情境”之間的疊合抑或落差最為敏感的個體，是如何用自己的“典型事跡”重塑自我，典型里的“虛構”與“真實”是如何雜糅并導引個體行為的，各種權力網(wǎng)絡與政治機緣又如何規(guī)制、形塑了一個真實的生命歷程。之所以花些筆墨介紹亞娟攻讀博士學位前的研究，并不是因為“張順有”與她的博士論文有什么主題、框架及內(nèi)容上的關聯(lián)，而在于治學之門道。我以為，亞娟從“張順有”最要緊的斬獲，不是碩士學位與攻讀博士的“敲門磚”，也不是文章發(fā)表在諸多師長大家集結(jié)出版的論文集中，而是通過典型“生產(chǎn)過程”的深描，觸摸到了小人物的個體生命史連接大歷史的門徑；進而隨著典型再塑原型的重訪，初得史學，尤其是中國當代史需要人文關懷之要領。當然并不是說，是時的亞娟已經(jīng)對此有很強的學術自覺，但至少，她沒有把自己置于“純客觀”的“他者”立場去充當“判官”，而是盡可能地以“在場者”的身份去理解人物和感知歷史，所以，她筆下的張順有和“張順有”，不是一個與己無關的純粹的研究對象，而是一個血肉之軀的生命、一個在“運動時間”與“日常時間”中交替行走的人。2017 年初夏，亞娟的博士論文《搖擺的新生代：上海青年工人研究(1949—1965 ) 》即將提交答辯，我照例為她填寫“導師評閱意見”。在又一遍審讀論文，按照格式化要求寫下評語之后，常常忽略的“后記”使我讀到論文最為撞擊人心的部分。求學生涯的發(fā)散性感慨與感謝之類當然不免，但她著力表達的，是“為什么選擇工人題目”的“真正原因”。這本是“導論”的必要內(nèi)容，為什么“本末倒置”地放在了后記？僅僅是一種學術之外的補充嗎？不滿三頁的“內(nèi)心獨白”，一個下崗工人女兒和她父輩的故事給了我答案。我曾經(jīng)陸續(xù)從亞娟那里知道，她出生在鄭州紡織機械廠的家屬大院，是標準的“產(chǎn)業(yè)工人”后代，僅此而已。我與她談論最多的話題當然是學術視野里的“上海青年工人”，而且是1949—1965年。未曾想到，她的童年、父母和他們的“鄭紡機”與這篇博士論文竟如此深刻關聯(lián)。“下崗”是亞娟敘述中的關鍵詞。對“鄭紡機”而言，第一批工人的下崗，象征著一個國企輝煌時代的遠去。身在其列的亞娟父親，不僅失卻了曾為眾人羨慕的大廠工人職位，面臨從未想到過的“生存危機”，而且備受他特有的那份精神與心靈的煎熬。這位“撰寫過數(shù)十部長短篇小說最終淪為廢紙”的自命“工人作家”，在看大門、擺小攤、做小生意的日子里，他執(zhí)拗的“知識分子”內(nèi)心遭遇無情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爸爸）在很偏僻的地方擺過修自行車攤，因為怕撞見熟人。因為他太干凈，并且所有工具都一塵不染，所以一開始別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個納涼休息的行人，沒有顧客光顧。但他就是這樣，依然以知識分子的清高做著完全不合時宜的工作謀生，將那一直被自己高高舉起的自尊心重重摔下。直到辦了“內(nèi)退”，亞娟父親才“如釋重負”，因為“他已經(jīng)不在乎每月的退休費幾何，單是離開工廠、卸去工人身份已經(jīng)足夠使其輕松了”。但他依然那么看重知識，甚至到了“看輕其他一切的地步”，以至于在女兒擇偶時“只提出了學歷上的要求”。比起內(nèi)心幾度苦澀掙扎的父親，亞娟的母親對家庭世事之突變似乎沒有丈夫那么沉重，一句“你好好學習，以后千萬不要當工人！”的誡勉，爽脆、直白，決然地告別引以為豪的過去，樂觀地希冀后代，面向未來。伴隨父親下崗和“鄭紡機”的遠去，屬于亞娟的“小小世界”瞬間崩塌。這片失落的童年家園卻造就了一個鄭州市“自強少年”的“典型”，而這一榮譽最強烈的意味，就是“爸爸的下崗”!讀到這些段落，我終于明白，亞娟之所以選擇上海青年工人研究，是父輩的歷史背影魂牽夢縈般地伴隨著她的知識關懷。“重啟工人階級的形成”這一經(jīng)典學術議題，不只是由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后“再造”工人階級的重大歷史命題所激發(fā)，也不僅是對湯普森、魏昂德、裴宜理等名家名著的汲取與再思，更是來自內(nèi)心深切的人性關懷。她把對父母際遇、童年世界以及少年“典型”生命意義的珍視與追尋，融匯于新中國第一代青年工人的論題之中。由此我才更加理解，在我和亞娟反復討論“青年工人”定義和問題指向的時候，盡管題釋與題目反復推敲，幾經(jīng)修改，然亞娟初心不改：這不是一個生理和心理界分的群體，核心概念與問題是“代”——從論文初稿的“代群”，到預答辯當場決定采納劉平教授提議的“新生代”; 從“搖擺的新生代”到“再造與自塑的新生代”，走出以“國家”為中心話語的“搖擺”，展現(xiàn)“再造”新生代過程中工人主體意識之能動作用。因此，亞娟筆下的“上海”，并不只是她采擷“新生代”里發(fā)生的事件、人物的“一個地點”，而是整個中國工人新生代生長、活動場域的縮影之一，可以在上海，在鞍鋼、一汽，也可以在“鄭紡機”，地理空間無須刻意界分。個案的選擇也是如此。她所述的“工人作家”，也不止于上海的胡萬春們，還有“鄭紡機”一個做著“作家夢”的普通工人。前者與后者，同樣行走于“知識分子”與“工人”之間，同樣有身份認同的焦慮，對他們而言，“工人”，或是作家的“桂冠”，或是作品“低水平”的標簽，或僅是謀生的手段，自我認同和人生目標卻定位在“知識分子”。不同的只是有無“作家”名分，看似“成功者”或“失敗者”而已。基于這個理解，亞娟把自己的論文定位于“當代史”和“勞工研究”，而不是“上海史”，我深以為然。從“張順有”到上海工人新生代，亞娟的論題轉(zhuǎn)向似乎沒有猶豫。用她自己的話說，想“以一個全新的題目來結(jié)束我的學生生涯”。這個轉(zhuǎn)向的確跨度很大，但基于人性關懷的史觀卻始終不斷，且更加自覺。如果說，在“張順有”的故事里，亞娟的“在場感”還是理解研究對象及其歷史處境的一種方式；但至“上海工人新生代”研究，她是真真切切的“在場者”。一個下崗工人的女兒和她父輩的故事，看似題外話，卻也是題中義。正如她發(fā)自肺腑的心聲：如今工人早已經(jīng)告別了光鮮體面的時代，但如果可以選擇，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得體面，對于那些努力了卻生活不光鮮的人，我們也應該抱有起碼的尊重。在很多研究者看來，這些個體的際遇并不具有戲劇性，他們只是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中的犧牲者，是一種不值得大呼驚奇的“社會現(xiàn)象”，而對于我而言，真實的故事比任何小說要來得驚心動魄，盡管在外人看起來，它波瀾不驚。這就是幾位當代史研究高手所伸張的“人道主義”史觀：“比起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實的傳統(tǒng)的種種因素，人性在解讀歷史方面更具有深刻性和普適性”，“評價歷史是要講述功業(yè)成敗的，但還有比功業(yè)成敗更長久的東西，這就是永恒的人性”。我認為，比之史識、史才的長進，史觀的進一步自覺與夯實，乃是治史諸要素中更具本質(zhì)意義的。借用楊奎松教授的中的之語：“學問之道，求仁義而已”，失卻了人性關懷的學問，“不要也罷” 。此番題外話，以祝賀亞娟新書問世。治史之路漫漫，愿你我老少同行。張濟順 2019 年 10 月 28 日，上海松江佘山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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