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芳嘉園15號 學者張中行生前回憶他初次上門拜訪王世襄,把一路經過寫得很仔細: “乘公交車,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遠遠看見路旁有人招手,原來王先生在胡同口等著。東行一段路,進街北一個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間,由東頭一間入門,先見到袁荃猷夫人。”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就出生在北京東城的這個四合院里。他在這里生活了幾乎一輩子。這里門牌原本是芳嘉園胡同3號,上世紀60年代,北京調整了一次街道編號,于是變成芳嘉園15號,以后就一直沿用,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啟開一輪舊城大改造,這個院子也就隨之消失在了推土機下。 如今,上門的客人和待客的主人早都不在人世。胡同里那些傳統(tǒng)院落,被一幢幢高樓替代。我們對王家老宅的想象,只能來自一些過來人的講述。 黃大剛是畫家黃苗子和郁風的兒子,他在芳嘉園15號住了23年。1958年他們家搬進芳嘉園時,他剛4歲。他們家搬走的時候,他27歲,而院子的主人、他最喜歡的“王伯”,則從一個樂呵呵的壯漢,變成了一個樂呵呵的老頭兒。在他記憶里,芳嘉園是個很有意思的胡同。隔他們院一個門牌,是慈禧太后娘家弟弟的桂公府,老北京叫它“鳳凰窩”,后來被科學院收去做過幼兒園。旁邊還有一個王爺府,聽胡同老人講,里面從前養(yǎng)馬,每匹馬上都坐個馬猴,也沒人看管,馬成天繞著胡同跑。這都是黃大剛小時候從胡同里一個剃頭鋪聽來的。90年代末開始拆胡同,桂公府和王爺府保住了,15號院沒了。 即便是在孩子眼里,15號院也非常漂亮。黃大剛記得他們家搬過去后,住在里院的東廂房,屋前有一架紫藤齊檐高,紫藤架下有個竹籬笆,爬滿牽牛花和癩瓜。紫藤枝葉鋪展得茂密,夏天里,三間房都沒有西曬的時候。五月里,他們用竹竿夠下花串,做時令的藤蘿餅。東房的南窗外,還有西房的北窗外,都種了沁香的太平花,南邊有一個芍藥園。王世襄一家住正房,門前一邊有一樹高大的西府海棠。東邊那棵后來老了,枯死了,王世襄把樹干鋸掉,弄來一個大圓青石板,自己動手用磨刀石打平了,放上樹樁做桌面,又弄幾個瓷墩兒當凳子,到夏天,院子里的人就在那兒乘涼、喝茶、聊天。 (王世襄在芳嘉園后院門前,旁邊是他自制的信箱) 黃苗子一家,為什么會在1958年突然搬進王世襄家的宅院呢?黃大剛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個中緣由。兩家能在芳嘉園做鄰居,其實是這幫朋友一連串命運急轉的開始。 一切還要從五十年代那次私房改造說起。解放后公有制對私房的改造,事實上從1956年初已經逐漸開始。王世襄的院里有幾間廂房空著,房管局和街道居委會便天天上門動員,要么他拿出來租給無房戶,要么就在他家辦街道食堂或者托兒所。王世襄不愿租給外面的人,可又不敢拒絕,無奈之下,他想到自己去找?guī)讉€朋友來當租戶。黃苗子和郁風一家,《大鬧天宮》的作者、漫畫家張光宇一家,就在這種情形下成了芳嘉園15號的“房客”。 之前,黃苗子夫婦一直租住在東單的棲鳳樓小院里,鄰居們也都是文化人,有導演戴浩,音樂家盛家倫,還有劇作家吳祖光和他的新婚妻子、評劇演員新鳳霞。王世襄那時在中國民族音樂研究所上班,和盛家倫是同事,一來二往,也就和黃苗子他們熟悉了。這些人當中有幾個在40年代抗戰(zhàn)時期的重慶就是老朋友,當時因為郭沫若的一句玩笑話,文藝圈把他們這幫常在一起的流亡文人稱為“二流堂”。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二流堂”當中不少人被劃成“右派”,常來往的朋友也受到牽連。他們被上面批判,不敢再住在一起。吳祖光在王府井的帥府園買了四合院,最早搬走。其他人也都在找房。這種情形下,王世襄開口邀請黃苗子夫婦去他家租房住,解了雙方燃眉之急。 “文革”開始之前那七、八年,15號院還挺熱鬧的。那段時間王世襄已經完成了《髹飾錄解說》的初稿,正在匯編《清代匠作則例》。文博界有幾個老朋友,像古書畫鑒定專家張珩、朱家瑨,書法家啟功,都常來。畫家葉淺予、丁聰,還有人藝演員呂恩,也喜歡往這跑。黃大剛回憶說,他那時還是孩子,但也記得六十年代初有個夏天,三家在一起請客的熱鬧場面。文博界、電影界、話劇界、美術界,來了四十好幾個人,屋里坐不下了,就在院里擺了四張桌子。三家分頭做菜,然后端出來一起開餐。客人都自帶了糧票,因為那年代糧食按人頭限量供應,來客不給錢沒關系,但得交上糧票,不然誰家糧食都不夠吃的。黃大剛以后回想起來,那次大人們聚會的快樂,可能和62年陳毅在廣州對文藝界的講話有點關系,政治氣氛忽然顯得略為寬松。 但這樣還算平靜的日子苦短,更大的離散隨后而來:1965年張光宇去世。1968年黃苗子夫婦因為“二流堂”被定性為反黨小組而被捕,坐了7年牢。1969年王世襄夫婦被下放,分別在湖北咸寧和天津靜海的干校勞動改造。街道居委會安排幾家革命群眾搬了進來,芳嘉園15號變成八家人共住的大雜院。 芳嘉園這個四合院,本是王世襄的父親在王世襄出生那年購置的,有他一家人的全部生活。 王家屬于福建望族,出過狀元,世代為官。到他祖父一輩,舉家從福州搬遷北京。再到他父親王繼增,已經是受洋務思想熏陶的新派人物。王繼增入讀南洋公學,畢業(yè)后又出洋,跟從駐法公使孫寶琦,做了幾年法國留學生監(jiān)督。王世襄出生那年,他父親已經任職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后來一度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直到20年代末才從官場退隱,做了寓公。王世襄自己說過,他家前輩都有“通達時事、兼?zhèn)渲形?、注重實際的辦事作風”,這對他后來的生活態(tài)度和治學風格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兼?zhèn)渲形鳌痹谒赣H身上,比較多的是細微的生活痕跡,其他方面倒是少被提起。王世襄記述,他父親因為多年駐留國外,保留了西化的習慣,比如每天下午必定要用一次午點:一杯加奶的紅茶,一兩塊點心。不過,他父親又恪守中國老式家庭的規(guī)矩,每天上午11點,晚輩必須到他房里去請安。 家里的布置,也是中西合璧。用他們家老傭人的話來形容,芳嘉園的院子很“不格局”,但這其實是他父親精心改造的結果。各屋都有衛(wèi)生間,衛(wèi)生間里有上下水。飯廳是西洋建筑風格,大開間平頂房,放置了一套從德國洋行訂制的橢圓形大餐桌和皮質的高背餐椅。他父親常在家里以西餐宴客,菜式則是那個時代比較典型的中國式西餐,如: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湯、西法大蝦、咖喱雞等。他們家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國原版的菜譜,王世襄從中學會了很多菜,也教會了家里一位老傭工張奶奶,到后來,旗人老太太竟能獨自做出一整桌的西餐來。 有意思的是,在這樣家庭里長大的王世襄,除了上的是美國學校,骨子里迷的卻全是北京民俗。他后來愛上明代家具研究,最愿意結交的也是民間各路工匠。他英文好,晚年總當作得意之事告訴晚輩的,是第一次開蒙寫英語作文,寫的就是養(yǎng)蛐蛐的事兒。再后來,每次寫作文,篇篇養(yǎng)鴿子,老師怒而擲還。 王世襄這些愛好和性情,其實受他父親影響有限,而和他母親關系極大。 王世襄的母親名叫金章,也是大戶人家出身。金家祖籍江蘇南潯,做蠶絲生意發(fā)的家,到王世襄外公一輩,已經是有實力興辦電燈廠和西醫(yī)院的新派巨賈了。1900年,金章兄妹五個被家里送到英國留學,這在那個時代還極為少見。金章跟隨兄長在英國生活和學習了5年,和王繼增結婚后,又陪伴做外交官的丈夫去到巴黎常駐,其見識和眼界,絕非尋常中國女人可以相比。兩個兒子相繼出生,金章為他們分別取名巴黎和長安,稍大后,才改名為世容和世襄。 王世襄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興趣,也主要來自母親家庭。金家兄妹五個都有很高的書畫修養(yǎng)。大舅金北樓擅花鳥山水,回國后在北京創(chuàng)辦中國畫學研究會,他和留學日本的陳師曾同被尊為北方畫壇盟主,可惜兩人后來都早逝。另外兩個舅舅精于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譽為近代刻竹第一家。金章也精通書畫,是“女畫家中的杰出者”,以魚藻聞名其時,還寫過四卷本的《濠梁知樂集》,講如何畫魚。 除了這些耳濡目染,王世襄最不能忘記是小時候,母親對他天性的保護和寬容。他8歲那年,大他兩歲的哥哥不幸早夭。王世襄晚年在回憶中寫道:“我母親剩我一個,不免開始放縱溺愛。但有一個原則,凡對身體有益的都準許玩,如有害身體的,則嚴加管教,絕對不許可。”從小學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國學校接受西式教育,放學回家后,再由國學老師私授兩小時經史詩詞。但這些功課攔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廝混。養(yǎng)鴿子、捉蛐蛐、馴鷹、捉獾,都是老北京人所謂的“武玩”,即身體不好玩不下來。這些在親友眼里屬于“不上進的鄉(xiāng)野玩意兒”,母親卻一概應許他,因為對身體有益。王世襄晚年跟身邊人回憶自己小時候如何頑劣,母親又怎樣開明,愛講那件上房趕鴿子的故事:他10歲開始養(yǎng)鴿,人小,手勁不夠,家中三間瓦房的屋檐全被他那根驅鴿的大竹竿敲碎。為了追趕落到鄰家房上的鴿子,他經常從正房的屋脊跳到相隔數尺外的廂房頂。有一次,母親不幸撞見這種場面,驚嚇之下幾乎暈倒,但事后也并未禁止他養(yǎng)鴿。在開明的母愛的保護下,這些野性的自由生長給了王世襄健壯的身體,也讓他日后在被政治運動打入人生最低谷的時候,不至于自棄。 (四歲時的王世襄(左一)與哥哥)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學醫(yī)學預科系,這是父親所期望的結果,可他并不喜歡。對那段經歷,他在書中是這樣記述的: “我對理科的東西沒有一點興趣,讀了兩年,多門不及格,差點被燕京大學開除。當時燕京大學有個規(guī)定:對于這種情況的學生可以為其轉系,轉讀跟現讀專業(yè)跨度比較大的專業(yè),如果成績及格,還可以在燕京續(xù)讀。于是我就從醫(yī)預系轉到了國文系。協和許多大夫,都曾經是我的同班,現在他們也都老了。我轉入國文系之后,別的同學都沒有我的基礎好,反倒成了尖子。這下子我感覺老師教的那些內容我都會,可以不用學了,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鄧之誠先生講課,我揣著蟈蟈葫蘆就進了課堂。在鄧先生正講得興致勃勃之際,我懷里的蛐蛐響了。鄧先生很不高興,把我趕出了課堂?!?/span> 上大學后,王世襄獨自住在燕京大學東門外一個20多畝的大園子里,那是父親在他讀初中時就買下的,外人都叫它“王家花園”。聽起來很排場,但據王世襄描述并非豪門深宅,而是一個大菜園子,里面有很多樹木、花草,幾排平房,幾畦菜地。這樣正合他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經常請來養(yǎng)蟲和養(yǎng)鴿子的民間奇人,住進園子里,陪他種葫蘆、遛狗、捉獾、養(yǎng)蟋蟀,把王家花園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樂園。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和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之女、校花才女趙蘿蕤新婚,那一時期也在王家花園借住。王世襄貪玩,常常晚上一個人跑到荒郊野嶺去,跟人遛狗捉獾,玩到半夜跳墻回家,陳夢家夫婦沒少受他驚嚇。 王世襄在燕京大學的紈绔故事,黃大剛聽他父親黃苗子也講過一個,說他剛考入燕京大學那會兒,還是有錢人家公子的做派,每天穿得很光鮮,身后跟一個老家人,手里還抱一條狗,總在學校周圍逍遙。高年級有幾個學生看他很不順眼,趁他有次落單,上前摁倒就往地上猛蹾,把這個新生給收拾了一回。其中參與收拾他的一個人,后來跟黃苗子也認識,好多年后到芳嘉園15號來玩,說起王世襄挨蹾這件事,黃苗子就把王世襄叫過來,兩個老校友見面哈哈大笑。那已經是五六十年代了。 那么王世襄又是如何從這樣一個逍遙公子,變成一個潛心做學問的人了呢?說起來,還是因為愛他的母親。 1939年王世襄從燕京大學本科畢業(yè),就在這時候,他的母親去世了。雖說是因為久病不治,他卻自責,認為是自己不肯上進,才導致母親傷心早逝。自那以后,他性情改變。1940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學國文系研究院。他摒除了從前的玩好,開始在園子里認真讀書,用3年時間,完成了一篇40萬字的碩士畢業(yè)論文——《中國畫論研究——先秦至宋》。1943年,從燕大畢業(yè)的王世襄聽從父親建議,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推薦,南下重慶,在梁思成主持的李莊時期營造學社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員。雖然只在營造學社工作了兩年,他日后對明代家具的喜愛,他和營造學社創(chuàng)始人朱啟鈐以及傳世之作《髹飾錄》的半輩子緣分,以及未來一生中的最灰暗和最燦爛,卻都是在李莊埋下的伏筆。 在李莊,王世襄有機會讀到了朱啟鈐發(fā)現并刻印的古籍《營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則例》,他因此對傳統(tǒng)家具發(fā)生興趣,也對朱啟鈐十分景慕。馬衡、梁思成、朱啟鈐,他們在不同的時間段,分別成為王世襄人生路上的幫扶者。這樣的幸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 在王世襄心里,朱啟鈐是有著極重分量的前輩:他是中國第一所古物陳列所的創(chuàng)立者,也就是后來故宮博物院的雛形。他在北洋政府任交通總長時期,改建了正陽門、打通東西長安街,形成北京城區(qū)最早期的現代規(guī)劃。他在1930年籌資成立的營造學社,則奠定了以現代學術方法進行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基礎。 1949年8月,王世襄結束他在美國的博物館考察行程后,回到故宮博物院出任古物館科長。他前去拜見朱啟鈐,說起在海外目睹各博物館對中國古代髹漆技術的重視,朱老于是取出自己刻印的一本明代古籍:《髹飾錄》,囑咐他利用回故宮工作的條件,下工夫重新注釋此書。 ( 王世襄在家中書柜前 ) 《髹飾錄》是明代隆慶年間一個名叫黃成的漆工所記述的漆經,后經嘉興人楊明逐條加注,但年代久遠、術語名詞多,一般人很難讀懂。更可惜的是,這本唯一存世的中國古代漆工專著卻僅在日本藏有孤本。1927年朱啟鈐幾經周折,向日本的壽祿堂主人借出抄本,自費刊刻200部,這才在國內有所流傳。同時期經他刊刻保存的另一宋代古籍就是《營造法式》,兩書的木版后來都被收存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二八”事件后,不幸毀于侵華日軍的大轟炸。 王世襄是何時正式開始注釋這項漫長工作的?他在故宮的同事、文物專家朱家溍有段文字回憶。朱家溍寫道:“有一天他說:'你看過《髹飾錄》沒有?’我說:'只知道有這個書名,沒見過?!闷鹨槐痉滤尉痰木€裝書給我看,說是朱桂老給他的。他說打算用通俗的語言注釋,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邊,看見他在一疊紅格毛邊紙上已經寫了幾行字。這就是他對于《髹飾錄解說》工作的開始。” 但是安心著述沒幾年,王世襄就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磨難。個中曲折,還得從抗戰(zhàn)勝利后的戰(zhàn)時文物清損工作說起。 1944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慶成立了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1945年9月,還在李莊營造學社工作的王世襄由梁思成和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同時推薦,被任命為平津區(qū)助理代表,參與追還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其中就包括溥儀匿于天津張園的那批清宮舊藏。1946年底,他作為清損會專員又赴日本押送一批善本回國。1948年5月,他被故宮博物院指派接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獎金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后回國,先后在故宮博物院任古物館科長和陳列部主任——這樣一段異常清晰且不負使命的歷史,在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后竟定性有重大問題,先進了東岳廟的學習班,后又關進看守所審查10個月,直到查明沒有貪污盜竊才被釋放。雖然洗去了不白之冤,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卻仍將他解雇除名,通知自謀出路。1957年為此事不平而鳴,他又被劃成“右派”。 這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王世襄后來在各種文章中屢有提及。他在《自珍集》序中寫道:“大凡受極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鋌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于人民’,故萬萬不可。我則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自珍者,更加嚴于律己,規(guī)規(guī)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于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亢不卑,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fā)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勞、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王世襄手稿,叮囑《錦灰堆》編校事宜) 朱啟鈐一番托付,當時就是他“自珍”的目標,他傾其半生近30年時間,為的是不負一諾。《髹飾錄解說》的初稿,王世襄從1949年冬一直寫到1958年秋,跨時近10年。脫稿后,當時已經86歲的朱啟鈐為他寫序。王世襄心知在當時政治環(huán)境下難以出版,于是將書稿冒險送到一家小謄印社,自費油印了200冊,分送給圖書館、博物館和一些工匠、學者。在封面上,他連名字也沒敢署,只印了自己的字號——“王長安”。 為了搞懂髹飾技法,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王世襄曾遍訪北京匠師,其中有一位多寶臣老先生,給他的幫助最大。多寶臣18歲學藝,師從清末名匠劉永恒。劉永恒多年承應宮里營造司定制器物,一手彩繪、描金、雕填、堆漆技法,都傳給了多寶臣。1953年,多寶臣63歲,經王世襄推薦進了故宮博物院修復廠,王世襄對他執(zhí)弟子禮。有兩三年時間,王世襄基本每個周日都去多師傅家學習,看他操作示范,為他做詳細記錄。他還將多師傅請到芳嘉園15號,請他現場修復一件描金柜架的殘器,自己在旁打下手,做記錄。 為了多做實物印證,只要聽說誰家有傳世漆器,他一定會想辦法上門拜訪,拍照、做拓本、量尺寸。黃大剛回憶說,他聽王世襄的兒子王敦煌講,王先生在寫《髹飾錄解說》這本書的時候,弄得院里三家人都快瘋了,凡誰認識跟漆有點關系的人,都要給王先生提供,凡看見什么上漆的東西,王先生就要問:這你有用沒用?他要拿走琢磨。 經過這樣逐條逐句的整理、印證、補充,到最后書稿完成時,注釋篇幅是原著篇幅的20倍。 (王世襄在芳嘉園書房) 這本油印冊,王世襄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時段勉力完成,更不知道有無正式出版之日,即便如此,他對朱啟鈐先生的交付也盡可能隆重相待。朱家溍生前回憶里說,“記得那天他把書送到我家,線裝一厚冊,瓷青紙書衣,宣紙木刻水印題簽。全書寫刻小楷,秀勁醒目,據說是請一位高手烏先生寫刻的。” 1998年,《髹飾錄解說》由中國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朱啟鈐先生已辭世多年。王世襄捧書去到朱府,面對朱老遺像恭行了大禮。 第二章 不冤不樂,存留中華民族文化 王世襄和明式家具的淵源,除了家庭從小熏陶以及四十年代在營造學社兩年經歷,和他與古文字學家陳夢家的那段交往也頗有關系。 1956年,陳夢家用自己撰寫《殷墟卜辭綜述》的稿費購置了錢糧胡同的一處四合院,那原先是王世襄舅父的房產。那時陳夢家尚未被政治運動的颶風刮入深淵,他做古文字學問,也愛古家具收藏,經常委托勤快敏捷的王世襄將自己購買的家具送去小器作拋光修理,加上那幾年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也逐漸窺得古典家具的堂奧。 在《明式家具珍賞》一書的序言里,王世襄曾回顧自己和陳夢家的趣事:夢家此時已有鴻篇巨著問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買我買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對明紫檀直欞架格,在魯班館南口路東的家具店里擺了一兩年,我去看過多次,力不能致,終為夢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樣把大量精力傾注到學術研究中,經常騎輛破車,叩故家門,逛鬼市攤,不惜費工夫,所以能買到夢家未能見到的東西。 年輕時養(yǎng)鴿子、抓蛐蛐練就的體力,混跡市肆和奇人異士打交道的經驗,王世襄在收集研究古董家具時全用得上。他有個帶大貨架子的自行車,能載一二百斤重。他在架子上常備粗線繩、麻包片、大小包袱,有時間就騎著到處看家具,買到東西就捆上車帶回家,朱家溍就不止一次碰見他,車上帶著小條案、悶戶櫥。北京天壇北側,過去有明清時期的魯班祠和行業(yè)會館,那里的街道也因此被人叫做魯班胡同,里面聚集了很多老北京的古舊家具修復作坊和商鋪,王世襄早年最常去那里,有時候也去馬甸的曉市。碰到原主不肯賣或者他買不起,王世襄就央請人家準他拍照,他自己帶著攝影師和拍照用的灰色幕布、木架子上門,或者將小件的借出來,用自行車馱到王府井照相館去請人拍。如果這樣也不成,他就會說好話,求人家讓他量尺寸、畫草圖。最壞的結果當然是被拒之門外。 對他諸種遭遇,朱家溍先生在1989年《明代家具研究》出版時曾有過一段非常生動的描述:“我的母親也很喜歡他有一股肯干的憨勁,一切都給他方便,工作當然就比較順利,但力氣還是要費的??墒侨e處就不盡然了。譬如有的人家或寺院,想拍的不是在地面上使用著的,而是在雜物房和雜物堆疊在一起,積土很厚,要挪移很多東西才能抬出目的物,等到拍完照就成泥人兒了。還要附帶說明一下,就是揩布和鬃刷子都要他自己帶,有些很好的家具因積土太厚已經看不出木質和花紋了,必須擦凈,再用鬃刷抖亮才能拍攝。這還屬于物主允許搬動、允許拍攝的情況。若是不允許,白饒說多少好話,賠了若干小心,竟越惹得物主厭煩,因而被摒諸門外,那就想賣力氣也不可能了。但世襄也不計較,還是欣然地進行工作,好像永遠也不知疲勞。像這樣全力以赴地搜集資料,一直到60年代中期,人人都無法正常生活時才完全停止?!?/span> 等到了70年代后期,多了活動自由,他又故態(tài)萌發(fā),開始騎著車到處看家具。如果假日有兩三天,他就自費跑去蘇州和廣東考察家具產地。 收回之后,保藏這些家具成了勞心費力又擔驚受怕的事?!拔母铩遍_始后,芳嘉園的院子里先后擠進來近10家人。王世襄夫婦眼見躲不過抄家,為了不讓收來的家具被毀,他們搶在抄家前都上交了,僥幸躲過一劫。 到了80年代,他家被抄沒的物品陸續(xù)退還回來,被占走的那些房子卻沒法退,煩惱就來了:百十平方米的幾間北房擠得滿滿當當,近百件珍貴家具只能摞起來,二老每天惴惴過日。王世襄的弟子、明清家具專家田家青回憶當年情形,說到了冬天最難辦:“每當冬季屋里第一次點火生爐子那天,別提多讓人擔心了。各種雜物距火爐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離的極限,讓人感覺火爐周圍隨時可能燃燒起來?!?/span> 王世襄收了四把明代一堂的牡丹紋紫檀椅子,是舉世聞名的最精品,但從沒有一起擺出來過,因為家中狹小,書房放下一張紫檀大案和一對牡丹紋紫檀椅子,就沒什么余地了。 王世襄真正開始為明代家具研究著述,是在1980年正式落實政策、回到文物系統(tǒng)后。他那年66歲,被分配到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和一些20出頭的小年輕成了同事。他當時也沒名氣,在小同事的印象中就是成天提一個破筐,里頭擱兩根黃瓜就上班來了。 王世襄開始寫明代家具書,文物出版社派了一個攝影師去幫他拍家里的藏品,還有兩個年輕人做助手。其中一個助手名叫楊術,也是文物攝影師,后來和王世襄成了忘年交。他說,紫檀、花梨的木器都重,一般至少需要三個人才能抬動。有次抬那個紫檀大畫案出來拍,他們兩個小伙子抬一頭,王世襄一人抬一頭,那時候他就覺著“這老頭兒厲害”。 ( 黃花梨龍紋官皮箱 ) 1985年《明式家具珍賞》出版,里面有王世襄收藏的數件重器,包括:宋牧仲舊藏明紫檀大畫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棖畫桌,明黃花梨獨板面心大平頭案,清前期絳環(huán)板圍子紫檀羅漢床,明紫檀牡丹紋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黃花梨圓后背交椅成對,明黃花梨透雕麒麟紋圈椅成對。這些在世界范圍內亦屬最重要的家具收藏之一。 房子退不回來,申請換房也一再落空,王世襄不得不考慮為這些家具收藏找一個妥當的歸宿。老友朱家溍過去的遭遇,更是不時提醒他,就算捐贈,也要找一個有擔當的合作者。朱家曾將十幾件極為珍貴的明清家具收藏捐獻給承德避暑山莊,運送中無專業(yè)人士同行,貨車司機為了拉點私活兒,把這批家具中途卸載在一家客店的院子里堆放了5天,之后才又重新上車運到承德。結果這批家具損失慘重,其中一只極為貴重的清乾隆紫檀圓墩,被摔掉一個牙子和托腮,另一件造型極為優(yōu)雅的紫檀嵌玉小寶座,丟失了腿足及托泥,不得不送回故宮修復。此事最后也無人追究,只有王世襄撰文《蕭山朱氏捐贈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莊盜寶大案》,記述、聲討此事。 在王世襄猶豫之時,1992年,時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帶給他一個消息。當時上海博物館剛修了新館,家具館里卻沒有家具可供陳列。香港商人莊貴侖為紀念其先人,表示愿意出資買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的名義贈與上海博物館。王世襄覺得這不失為這批家具較理想的去處:不致流離分散,可供人欣賞,國內的國家級博物館也從此有了專室陳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于他自己,“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終老,此外實無他求?!?/span> 據田家青回憶,王世襄當時對莊貴侖說,只要他能夠答應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給上博,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并且對價格決無二議。1993年2月,在馬承源的安排下,這批收藏終于從北京安全運到上海博物館。 后來有人議論他那不算捐贈,因為賣錢了??伤麄冋l知道他的這些真實想法呢?王世襄身邊親近的晚輩、書畫鑒賞家薩本介向我確認,當時這批家具出讓的價格是100萬美元,他說“頂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價值”。紫檀大椅一共四把,上博本來只要王先生讓一把,可他堅持將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他跟薩本介說,讓它們散了是罪過。 1998年,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曾到過上博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當時陪他們參觀的上博專家王運天回憶:可能是有點睹物思情,二老那次并未在陳列他收藏品的“明清家具館”里多停留,倒是坐在地下的貴賓室里和大家聊了很長時間。這之后,王運天去北京出差,給王先生打電話道歉,說這次可能沒有時間登門看他了,沒想到王先生讓他時間再緊張也去家里一趟,有件家什托他帶給上博,并在電話里接連囑咐了兩次:“一定要來!”見面后他才說出原委:有個老朋友到新居來看他,見一件舊家具都沒有留,就將王先生當年送自己的黃花梨小交杌又還給了他。王世襄跟王運天說:“殊不知,沒有就沒有,現在又來一件舊物,反倒不自然。我在我出版的圖錄中唯此一件不在上博,這件我就捐給上海博物館吧,成全了上博,也成全了圖錄中的家具不再散失。勞你帶去,話不多說,你趕路吧!” (王世襄與夫人袁荃猷) 王世襄口中這個送還黃花梨小交杌的朋友,是梁思成的學生、古建筑專家楊乃濟。上世紀60年代初,王世襄“右派”摘帽后調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工作,為明代家具研究和楊乃濟相識,楊乃濟后來常去芳嘉園拜訪,并為他畫過一些線圖?!拔母铩鼻跋钅藵幌路艔V西,王世襄和黃苗子請他吃飯并送行,就在那個晚上,王世襄將他早年從馬甸曉市商販手中買得的這個小交杌送給了楊乃濟,算是送他一個遠行的陪伴。1983年,為了編寫《明代家具珍賞》,王世襄曾將小交杌借回拍照并收錄到書中,注錄為“楊乃濟藏”。1993年,楊乃濟聽說王世襄家具全部入藏上博的消息,擇日便帶著小交杌上門來了。一送一還,隔著幾十年,兩頭都是厚誼。 “不冤不樂”,這句北京老話王世襄常掛在嘴上。他給人解釋過: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樂。歷盡艱辛,人人笑其冤之過程,亦即心花怒放,歡喜無狀,感受最高享樂之過程。倘得來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樂而言!王世襄的“不冤不樂”,于物、于人、于學問,其實有的都是一份情義。 傅萬里是已故傳拓圣手傅大卣的兒子,有時會幫王世襄先生墨拓銘文。有一天傅萬里到王世襄家,聊起養(yǎng)蛐蛐,王先生就問他:蟋蟀譜瞧了嗎?他問的是他寫的那本《蟋蟀譜集成》,大約是在10年前出版的。傅萬里老實回答,說沒有仔細讀中間的內容,只覺得代序的六首詩好玩。王先生聽了就說:其實,那本書我是認真按做學問方法寫的。當年促成《蟋蟀譜集成》問世的老編輯蔡耕,對王世襄傾注于這本書的感情自是了解更多。他撰文講述過“耳聽”《秋蟲六憶》一幕,王先生爛漫的樣子就如在眼前。他寫道:1992年5月,我和同事冒著小雨去王家取《蟋蟀譜集成》的書稿,對著清單一一收齊?!白詈笸跏老迦〕鲆豁吃寮埮e手揚了一揚,面露微笑說:'《秋蟲六憶》寫完了,也交稿了。不過,今天我要朗讀一遍,怎樣?’眾口同聲連說:'好!好!’出乎意外的,王老還朝著老伴袁荃猷說:'你也坐下來聽聽。你還沒有聽過我的全文朗誦哩!’……就這樣,一篇兩萬五千字長文,由一位77歲高齡老人,不疾不徐地全文朗讀完畢。王老顯得有點興奮,愉快,也就是勞動者在勞作過后看到自己果實時那種心情的流露。也可能就是'驅使吾使然而終不悔者,實因無往而不有樂在’了?!?/span> 楊術慶幸他在80年代初還跟著王先生去看過斗蛐蛐。 “記得他帶我去的是牛街附近一個老中醫(yī)家。那老爺子白胡子有這么長。大幫人在他家里,有人買來一大摞烙餅,熬一大鍋稀飯,弄點豬頭肉、羊頭肉,吃完就開斗。這文化其實中間已經斷了好長時間,但王先生總知道哪里還有人玩。” 楊術見到的老中醫(yī),應該就是王世襄在《秋蟲六憶》里寫到的李鳳山。王世襄說自己十七八歲時和他相識,兩人在蟋蟀局上交鋒過兩次,一勝一負,雖然年齡差了十幾歲,也從此成為忘年交。 王世襄寫李鳳山1949年前的幾件軼事,活靈活現:“李鳳山(生于1900年,卒于1984年3月28日),字桐華,以字行,蟋蟀局報名'山’字。世傳中醫(yī)眼科,善用金針拔治沙眼、白內障等,以'金針李’聞名于世,在前門外西河沿191號居住數十年?!贝巳顺1卉婇y重金請到外地去坐診,三月一期,每次3000元大洋。但只要秋天一到,多少錢他也必定請辭,回家來養(yǎng)蛐蛐。有一回,京劇名角余叔巖擺了一個蟋蟀擂臺,久無敵手,李鳳山去了就勝了,一時名聲大噪。余叔巖氣惱得當即拂袖而去,經人說合了才重歸于好。1992年王世襄寫《秋蟲六憶》,里面收入不少蟲具的拓片和照片,原器就多是這位李鳳山的收藏。 這個江湖里還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古琴國手管平湖。王世襄夫人袁荃猷善撫古琴,拜師管先生。管先生習畫,又曾是王世襄大舅、北派畫壇盟主金城金北樓的弟子,所以兩家素有往來。古琴國手也是養(yǎng)蟲高手,據說他在京城自認第二,平生服氣的只有一位人稱朱六爺的老頭兒。養(yǎng)蟲分秋蟲(鳴蟲)和冬蟲(斗蟲),管平湖善養(yǎng)鳴蟲,王世襄每提及他的本事都滿紙景慕:“博藝多能,鳴蟲粘藥,冠絕當時,至今仍為人樂道?!彼浭銎胶壬囊患W事:鳴蟲中有一種大翅油壺蘆,身長翅大,十分名貴難求。但如果翅動卻不能鳴,任品類多好也身價掉落。有一回,有個養(yǎng)蟲家從市場重金買到一個大翅,回去后發(fā)現翅動而不出聲,就又憤憤退了回去。管平湖聽到消息,趕到賣家那里細看了一番,出手重又買了去。過幾天,養(yǎng)蟲的人都在茶館聚,“忽有異聲如串鈴沉雄,忽隆隆自先生葫蘆中出,四座驚起,爭問何處得此佳蟲”。眾人于是嘆服。王世襄對“點藥”絕技記述得十分詳盡:蟲鳴分為“本叫”和“點藥”兩種,本叫是天然鳴聲,點藥則是用松香、柏油(或白皮松樹脂)、黃蠟加朱砂熬成藥,形態(tài)顏色都類似火漆,將藥點在翅上,效果就像音箱,可使蟲鳴好聽。管平湖之絕,在他選的點藥位置竟在翅尖,這在行家看來極不合常規(guī),甚至被視為大忌,他卻偏偏這么做了。這份見識非常人可有,恐怕和平湖先生深諳音律不無關系。 對北京近郊可抓蟈蟈的地方,王世襄不但如數家珍,也幾乎處處去勘踏過:近點是西山的灰峪、孟窩,遠點是代城峪、安子溝。東山主要是東、西葫蘆峪。六七十年代他常去的是秦城牛蹄嶺,這屬北山地界了。這種郊野之樂,“文革”時期幫王世襄排解過很多煩悶。他那時每月只有25元生活費,長途汽車也不太坐得起,只能騎他的大架子自行車進山。通常是半夜出發(fā),太陽出來時正好到達山麓或溝口,然后手腳并用,入溝登山。到了下午三點,必定出山往回趕,就這樣也得天黑才能騎進城。每去一回,往返五六十公里,到胡同兒口必定是塵土滿面衣衫襤褸,院里大人小孩就開玩笑:“一路上沒有人截著您買蟈蟈?。俊?0年代后期,黃苗子和郁風一家已經搬出芳嘉園了,有個周日,郁風回芳嘉園去看他們,只有袁先生一人在家,問起王先生去向,說70多歲的老頭兒自己一個人跑香山抓蛐蛐去了。 對他來說,還有一件特能顯出“不冤不樂”的事就是養(yǎng)鴿子。王世襄大約十一二歲開始養(yǎng)鴿。那時北京鴿迷常去的廟會鴿子市,有隆福寺、護國寺、土地廟、花兒市、白塔寺,輪著日子開。上燕京大學后,王世襄從城里搬到王家花園,得了一位名叫王老根的京城養(yǎng)鴿高手。從前的王公貴族迷鴿子,府里都有專門鴿傭,王老根就是鴿傭中間鼎鼎有名的,在慶王府做過。他住進王家花園后,教了王世襄許多本事。1999年王世襄寫出一本《鴿話二十則》,終于將多年前所見的王老根絕活記述下來,希望別讓北京民間的觀賞鴿文化斷代了。 60年代以后,廟會地方大都改建為商場或文物保護單位,鴿子市搬到了龍?zhí)逗?、水碓子、祁家豁子,“無往日之盛矣”。不過在鴿子市搬家之前,王世襄被“三反”運動沖擊,早在1953年被迫遣散了他的鴿群。黃苗子他們1958年搬進芳嘉園的時候,他已經不養(yǎng)鴿子,院里只剩了鴿哨和鴿籠。他給自己留的念想是一具水磨白茬(本色不上漆)的老挎,“老挎”就是養(yǎng)鴿人對鴿籠的稱呼,他那只據說光亮可愛,“文革”中被街道上的積極老太太拿去養(yǎng)了老母雞。 (王世襄賞玩鴿子) 十幾年后,他和鴿子重續(xù)親密,好像又回到了童稚之年,不過不是在空中,是在紙上。1989年王世襄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賞》和《明式家具研究》,接下來用他自己的話說,面臨兩個方向選擇:修改《中國畫論研究》,或者為蛐蛐、鴿子等北京民間玩好寫書。《中國畫論研究》是他從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yè)時選定的碩士論文題目,1941年答辯時已經寫到了先秦至宋末,畢業(yè)后他又用兩年時間續(xù)寫了宋元至清,未定稿有70萬字。但有位老友跟他說:“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能用文字表達者,卻罕見其人。有關述作,愿先生好自為之。”王世襄因此決定暫棄畫論,在后來十幾年里,以耄耋之年,相繼寫作、出版了《蟋蟀譜集成》、《秋蟲六憶》、《北京鴿哨》、《明代鴿經》、《說葫蘆》、《冬蟲篇》、《大鷹篇》、《獾狗篇》等作。門門絕學,令人嘆止。 王世襄記述的對他說了那番話的老友是誰呢?田家青說,據他所知,啟功先生、葉義先生,當時都對王先生說過類似的話,而且不止一次。后來啟功評王世襄的著書,“一本本,一頁頁,一行行,一字字,無一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注腳”。 第三章 做飯這件事:生活態(tài)度和精神標準 王世襄愛做飯。他總是用最普通的原料做最實惠的家常菜,平時用的餐具也就是街上雜貨店買的大路貨??墒浅赃^的人,一輩子忘不了。 1996年的一天,王世襄認真跟弟子田家青說:你們青年人現在不把做飯當個事,瞎糊弄,等以后歲數大了肯定會后悔,你應該把幾個家常菜好好學學,你哪天找個錄像機,錄下來,以后就不會忘了。 到了說好的日子,一大早他就拎著大筐到了田家青家。他準備了5種家常菜,其中有炸醬面、丸子粉絲熬白菜和他最著名的絕活——“燜蔥”,其實就是海米燒大蔥。 王世襄在香港有幾個老收藏家朋友,有一段時間,很饞他做的炸醬面,只要一聽說王先生哪天要在家動手炸醬了,他們就會把電話打到他家附近的公用電話上,無論如何要他幫著多做一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派專人飛到北京,上王先生家取完炸醬,順手帶兩棵大白菜,再趕中午之前飛機回香港,這樣折騰一番,中午就能吃上王先生的炸醬面了。這也是田家青記下來的故事。 還有一回別人請王世襄吃飯,他拎著那個菜筐就去了,大家納悶,也不好問。一桌菜吃到尾聲,他不慌不忙從籃子里取出飯盒來,里面是他在家做的釀青椒,一人夾一個,說“試試我的吧!”一桌人連說好吃,老頭兒讓服務員把大廚也請過來,也夾了一個,笑瞇瞇地等著人家大廚給他叫好。 黃大剛插隊回城后,在東四副食品商店當過3年多售貨員。王世襄買菜常去朝內、東單這兩個菜市場,有時候也去東四。對王先生買菜的本事,黃大剛就比別人見得多。他說,王伯一般到得特早,先在對面的舊文化部大樓前打一通太極拳,7點多市場一開門就進來了,挑好菜悠悠騎車回家,順路到早點攤給袁先生端一大漱口缸的熱豆?jié){回去,天天如此。他買菜是行家,精到什么程度呢?那會兒蔬菜的定價都是在早上開門后才統(tǒng)一發(fā)放下來,交給組長寫到黑板上,之前連售貨員都是不知道的。王伯每天都去,售貨員跟他混熟了,小黑板沒出來就故意問:老頭,今兒菠菜多少錢?他會說這個大概多少錢,那個大概多少錢,最后拿出來的真就是這個價。 作家汪曾祺的兒子汪朗撰文回憶:他父親編過一本《知味集》,收錄了幾十個文人談吃的文章。他和汪朗說過,這本書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會寫。 汪朗說他父親和王世襄先生也屬于“雜交”。兩人都喜歡寫些關于飲食的文章,都能做兩道菜,彼此又都認可,一來二去就有了聯系。汪曾祺曾經寫過一篇《食道舊尋》,里面談到王先生:“學人中有不少是自己會做菜的。但都只能做一兩只拿手小菜。學人中真正精于烹調的,據我所知,當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為一樂。有時朋友請他上家里做幾個菜,主料、配料、醬油、黃酒……都是自己帶去。據說過去連圓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車馱去的。聽黃永玉說,有一次有幾個朋友在一家會餐,規(guī)定每人備料去表演一個菜。王世襄來了,提了一捆蔥。他做了一個菜:燜蔥。結果把所有的菜全壓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當由黃永玉負責!” 汪朗說,王先生接著寫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對老頭兒文章中的一些“不實之詞”進行了澄清,說自己去朋友家做飯,自帶食材、調料是有的,因為一般貨色不盡合用,但連圓桌面都用自行車馱去則是沒影兒的事。文中還介紹了幾道菜的具體做法,包括“海米燒大蔥”。 汪朗寫道,他們家有幾本王先生的書,談明清家具的、談葫蘆的、談鴿哨的,但是王世襄簽名送給汪曾祺的書好像只有一本,就是《中國名菜譜·北京卷》,王先生是主編。 汪朗還回憶,他父親住在蒲黃榆時,有個周末上午,王先生突然打來電話問地址,說是要過來一下?!斑M門之后,他打開手里拎的一個布袋子,跟老頭兒說:'剛才在虹橋市場買菜,看到茄子挺好,多買了幾個,騎車送過來,嘗個鮮。’蒲黃榆在虹橋市場南邊,王先生家在北邊,為了送這幾個茄子,他老先生一來一去得多騎半個多小時。那年他好像已經78歲了。” 田家青記得,九十年代末芳嘉園15號院沒了,從平房搬進公寓后,老頭兒、老太太就少做飯了。在編著那一套《錦灰堆》的時候,他基本是買凍餃子熱一熱就吃了。菜市場上對味兒的原料越來越難找,他也就慢慢失去了買菜的興趣。 準確描述王世襄先生確實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他當然是學者、文人、收藏大家,但他那些令人迷戀的生活性情和態(tài)度又絕不僅是這些表面上的詞語可以概括的。在文化、思想和制度都變化最劇烈的20世紀,他們這代人能夠完全主宰自己命運的時間其實并不多,在一生的絕大多數時候,王世襄和他的朋友們,是被時好時壞的年代和潮流不斷裹挾著往前的。但即便如此,他們都始終保持了自己的一種生活態(tài)度和精神標準。 王世襄在晚年,已經成為華人文物收藏和鑒賞界內神一樣的人物。但他總開玩笑說:鄙藏不值錢,10塊錢以上的是朱家溍玩的,10塊錢以下是我玩的。 他有一張元代名匠朱致遠所制的古琴,遠不如他和夫人收藏的唐琴“大圣遺音”身價高,他卻特別鐘愛此琴,1948年他被故宮派去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也是背著這張琴周游了一年。他說,這琴的聲音和他對脾氣。 (王世襄夫婦舊藏,已有1200多年歷史的唐 “大圣遺音”伏羲氏古琴) 90年代中期以前,在芳嘉園舊居墻壁上他還長期粘貼一紙,其上赫然楷書“奉上級指示,王世襄不得為他人鑒定文物”。王世襄先生當然關心真?zhèn)?、關心時代,還深具做出權威鑒定的能力與聲望,但他從不輕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別慚愧的是明式家具的準確斷代問題未能很好解決”,而明式家具是他多年用心極苦、認知甚深的文物種類。這種求實的精神實在令人感佩,與那些胡天昏地般主觀臆斷和為牟錢求財而違心鑒定的各類“專家”相比,真正天差地遠。 在他的家具歸藏上博10年后,王世襄晚年的聲譽再一次超越文博界,成為社會關注焦點,是在2003年那場拍賣前后。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總裁王雁南回憶:2002年王先生主動找到假的,說在考慮對家里的東西做些處理,主要是覺得自己年紀大了,想在有生之年做些安排。在《自珍集》里出現過的蟈蟈葫蘆、紅漆鴿哨、銅爐、扇面、竹刻、牙雕等各式物件,包括和他們夫婦相伴55年的最珍重的唐代古琴“大圣遺音”,他都決定讓它們重找新的主人。 王雁南說,“這些東西要散,他也沒有在人面前表現出特別不舍得,只是有時和我們見面,會如數家珍地講講故事,這件東西什么來歷、當初怎么跟人換的、中間發(fā)生過什么故事。在價格方面,王先生不提什么,偶爾會問一句:為什么這個東西要比那個低?它更老啊。我們就會跟他講現在市場怎么怎么樣,他也就無奈地笑笑。老太太當時還在,但我們商量這些,她從不摻和,永遠都是在進門左手邊一個堆滿東西的方桌邊坐著,不是摘豆子就是在做其他家務,手上不閑著。王先生偶爾說到什么不確定的,老太太會輕聲更正他,說不對,應該是怎么怎么回事。”在做拍賣準備的那一年多時間里,袁先生病了,走了。6年后,王先生也追隨而去。 再說2003年,嘉德在秋拍中推出專場“儷松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品”。當時幾乎件件創(chuàng)下拍賣紀錄的轟動場面已不必再重述。人們似乎在通過競拍的熱烈來表達對王世襄先生一生致力于保存?zhèn)鹘y(tǒng)文化的敬意。 (黃花梨折疊式鏡臺) 王雁南記得,拍完后他們把結果告訴他,王先生看起來非常高興,以后什么時候說這個事也都笑呵呵的。“以我對王先生的了解,我覺得這高興和錢沒有太大關系。要知道他一直有個心結,就是當年蒙冤被故宮除名的事情,這是他人生最低谷的一段。老年能得到社會這樣完全發(fā)自內心的敬重,是他沒有想到的,從那以后他心情就放松了很多。那件事他也許放下了?!?/span> 至于那些東西的去向,王雁南說,王先生也并不怎么打聽?!爸皇撬麑δ菐装压徘俚母星樘睿瑔栠^,誰買了?。俊?/span> 王世襄生前,因為明式家具研究而獲得荷蘭克勞斯親王基金會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領域杰出成就的最高獎,那年他89歲。著名漢學家柯律格在頒獎詞中充滿敬意地寫道——王世襄屬于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中的這樣一群人:“他們冀求將構建中國的過去作為構建中國的未來的途徑。作為愛國者和國際主義者,他們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時,給予中國文化更高的重視。” ![]() 王世襄作品三聯紀念本 ![]() 王世襄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6 王世襄,號暢安,祖籍福州,1914年生于北京。學者,文物鑒賞家。1938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1941年獲燕京大學文學院碩士。曾任中國營造學社助理研究員、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zhàn)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平津區(qū)助理代表、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陳列部主任。1948年赴美國、加拿大參觀考察博物館一年。1953年到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擔任有關音樂史方面的研究。1961年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講授《中國家具風格史》,此后回到文物部門工作。1986年被國家文物局聘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2009年去世于北京。 01 錦灰堆選本 ISBN:9787108067302 定價:128.00元 編選自王世襄先生“錦灰堆”系列,上編“談古論藝”涵蓋家具、漆器、竹刻、銅爐、書畫等門類,集考證、審美、分析、評價于一爐,既分享王世襄先生關于文物研究的豐厚知識,也領略這位大學問家的情懷和樂趣。下編“憶往說趣”則主要是散文回憶,集中于與前輩文化人、匠師手藝人的淵源和交游,以及他所摯愛的游藝和飲撰。全書大量珍貴彩色插圖,圖文并茂地帶領讀者領略“王氏絕學”的風采,感受或許已漸行漸遠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 02 自珍集:儷松居長物志 ISBN:9787108067326 定價:118.00元 古琴、銅爐、雕刻、漆器、竹刻、書畫、圖書、家具、諸藝、玩具,全書分十個類別,呈現王世襄先生的藏品和收藏故事。近三百件藏品,上至文人雅士相攜同游、消塊壘、寄胸懷之伴侶,下含市井小民亦善好賞鑒的器具玩物,每件俱詳細標明年代、來歷、材質、制作工藝和傳承意義,為鑒賞者提供詳實可信的資料,打開一個充滿情趣與意味的世界。其中風雅,若觀察賞析,當得片刻清娛,其中歲月,更可使讀者有所會心…… 03 明式家具研究 ISBN:9787108067319 定價:138.00元 本書匯集了作者四十余年的研究積累和研究精華,被公認為中國古典家具學術研究領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奠基之作。其重要貢獻有三,一為創(chuàng)建了明式家具研究體系,二為系統(tǒng)客觀地展示了明式家具的成就,三是從人文、歷史、藝術、工藝、結構、鑒賞等角度完成了對明式家具的基礎研究。本書享譽海內外,被譽為明式家具的“圣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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