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 | 黃佳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馬可·波羅在中國游歷了17年，曾任元朝官員，根據(jù)他的口述撰成的《馬可·波羅游記》記述了他在東方最富有的國家——中國的見聞，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向往，對新航路的開辟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大量的篇幅記述了他在中國運河區(qū)域的所見所聞。

也許是受威尼斯商品經(jīng)濟的環(huán)境影響，除了對“天方夜譚”式夢幻之城杭州的著墨，當時地處運河樞紐、以漕糧漕鹽為依托的商貿之城淮安也深深地吸引了年輕的馬可·波羅，他敏銳地覺察到了這座城市的巨大發(fā)展?jié)摿Α?/p>

1282年，馬可·波羅自大都沿著大運河南下前往揚州赴任，途中在淮安短暫停留。他這樣描述道：淮安是一座特別大的城市……這座城市船舶眾多，在黃色大河之上穿梭。這座城市是州府一級的治所，因此貨物很多，都在此交易。由于這里瀕臨黃河，大批的商品在此集散，通過黃河運到各地銷售。這里還產食鹽，不僅可供本城使用，而且還可輸往其他40座城市。大汗從這種販鹽的交易中取得了龐大的稅款。

元代的淮安城北便是古淮河，南宋初年黃河奪淮入海，淮安便是黃河、淮河和運河交匯之處，而淮安以南，便通過里運河溝通揚州和長江。水運的便利造就了淮安商品貿易的興起，尤以鹽運最為發(fā)達，支撐起其明清時代淮安和整條里運河的繁榮，馬可·波羅文字中記錄的這座商貿之城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fā)展。

明朝末年，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歐洲人開始踏足亞洲進行傳教，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這一時期，最早進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是耶穌教會在中國的奠基人——利瑪竇，而京杭大運河悄然間成為了他溝通中西方文化的紐帶。

據(jù)王應麟《利子碑記》記載：“萬歷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瑪竇，號西泰，友輩數(shù)人，航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比f歷二十八年（1600），為了傳教事業(yè)，利瑪竇親自進京，朝覲大明皇帝。在朝廷禮部尚書王忠銘的幫助下，自南京乘船進京。利瑪竇帶著西學而來，沿著京杭大運河，航行北上。京杭大運河就這樣無意之間幫助國人拉開了“東學西用”的序幕，也推動了在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傳播。

利瑪竇對京杭大運河的美景印象頗深，稱贊大運河為“世界奇跡”。他還在《中國札記》中特別對大運河的漕運管理和運輸技術給出了中肯的評價：從揚子江來的私商，是不允許進入這些運河的，但居住在北面運河的人們除外。這項法律，是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礙航運，以便運往皇城的貨物不致糟蹋。然而，船的數(shù)量是如此之多，經(jīng)常由于互相擁擠而在運輸中損失許多時日，特別是運河水淺的時候。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就在固定的地點設置木閘來節(jié)制水流，木閘還可以作為橋來使用。當河水在閘后升到最高度時，就開放木閘，船只就藉所產生的流力運行。

1610年5月，利瑪竇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皇帝允許一個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安葬。

同樣在明代，朝鮮人崔溥應朝鮮李朝國王成宗之命而撰就的《漂海錄》，逐日記錄了他的運河之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代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通狀況和生活習俗，成為研究運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不過，崔溥的運河之行來得更加“傳奇”。朝鮮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朝鮮官員崔溥聽聞父親去世，率從者42人渡海回家奔喪，途中遭遇海難，在海上漂流14天后，在中國臺州府屬地獲救登岸。崔溥一行獲救后，經(jīng)當?shù)毓賳T審查，排除倭寇嫌疑后，由中國官員護送，自臺州走陸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運河行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陸路至鴨綠江，返回朝鮮。崔溥成為明代行經(jīng)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

崔溥一行所經(jīng)運河，是明代最為繁忙的交通線。他在《漂海錄》中第一次全面系統(tǒng)地反映了明代中期運河全線的水陸交通狀況：“凡往來使命、貢獻、商賈，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閘河水淺不能通船，或有火馳星報之事，則由陸路。蓋揚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驛，且閩、浙以南皆路經(jīng)此府以達皇都，故驛路甚大……”

尤為難得的是，崔溥還詳盡地記錄了明代后期運河沿岸的市井風情。崔溥一路上比較江南江北異同，甚至各個城鎮(zhèn)之間的差異，將運河南北部之間在市井風貌、飲食起居、儀容打扮、喪葬習俗、宗教信仰、文化程度，以至對于農工商業(yè)的態(tài)度、生產生活方式、生產生活用具、水利資源的運用等，均作了具體而又形象化的論述。

中國大運河聯(lián)結著中國與世界，成為外國人觀察中國物質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他們懷著新奇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大運河，其生動的描述體現(xiàn)了中外文化在這里的交流與碰撞，這些記載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外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成為向外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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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我蘇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