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我高中畢業(yè)。

       我家在公社大院附近，大院里很多人我們都互相認識。

       有一天，公社黨委祁安仁書記見到我，說:“你們隊太窮了，大隊推薦你當隊長。你們幾個年輕人組個班子，團結(jié)一心，把生產(chǎn)搞起來吧?！?/p>

       于是，高中畢業(yè)后不到兩個月，我當了生產(chǎn)隊長。跟我一起畢業(yè)的堂兄弟當會計，同是一起畢業(yè)的鄰家三姐當婦女隊長。

       我們這個生產(chǎn)隊，一共30幾戶，差不多200口人，人均不足一畝耕地。耕地多是沙土，土質(zhì)瘠薄，鹽堿很重。莊稼一年兩熟，小麥與玉米、紅薯輪作，1972年以后才試著栽水稻。春天，遠遠看去，滿湖白茫茫的鹽堿灘，成熟時的小麥就跟大絎針似的。夏天必遭連陰雨，玉米、白芋泡在水里，常有地塊絕收。農(nóng)作物品種也不良，產(chǎn)量極低。根據(jù)當時統(tǒng)計，連續(xù)十幾年，生產(chǎn)隊分給每個社員的糧食沒有一年超過100斤。

       屬于集體的生產(chǎn)設(shè)備少得可憐。老老小小五六頭牛，兩張犁一盤耙，兩間牛棚，一個麥穰垛，一間保管室，幾個碌碡，兩輛破板車。還有待修的水泵和柴油機各一臺。

       隊里，能堅持長期參加集體勞動的人，不超過二十個。除了一個喂牛的飼養(yǎng)員，兩個耕作員，主要就是十來個未婚女青年，大家稱呼她們?yōu)樾〈蠼?，我稱她們是鐵姑娘。未婚男青年很少有參加集體勞動的。已婚家庭，男的要么在外面拿工資，要么做生意，要么做甩手客，女的操持家務(wù)，很少到隊里勞動。有些人即使上工，也是出工不出力，浮皮蹭癢的，白白還會影響其他人干活。大多數(shù)人根本看不起那點工分，一天勞動最多得十個工分，年終決算十個工分不值四毛錢。

       我們接手時，剛剛趕上公社大力推行旱改水，大河工，小河工特別多。小河工只是利用農(nóng)閑時間，在本公社境內(nèi)。小河工上工的基本上是小大姐。1974年冬天，生產(chǎn)隊接到只需派一個人參加大河工的任務(wù)，本隊的壯勞力都在外地掙錢沒有回來，我們只能臨時花錢、拿糧食雇請鄰隊人去。后來也有兩次大河工，那是秋后，很多在外面掙錢的壯勞力回來了，也是費了很大口舌，才勉強上工。

       別看干活人少，參加分糧的卻是全隊所有人，不論大人小孩，每人一般多。有的人家，八九口人，一年下來，沒有幾個工分，年終決算交點透支款就行。

       可恨的是，有些人從來不參加集體勞動，卻會使壞，當面背面，說風涼話，挖苦打擊，給參加勞動的人泄勁。我就親自聽到幾個人議論:“這幾個毛頭孩子，還能種好地?”還有一些人，把生產(chǎn)隊當肥肉，偷偷拿拿，在大田放養(yǎng)雞鴨豬羊，偷砍集體樹木，偷生產(chǎn)隊莊稼。他們多年沾公家便宜，成了習慣。作為隊長，我不能不管，只要一管，一定得罪人。所以被人打罵、賭咒，時有發(fā)生。

       其實，這種現(xiàn)象，那時普遍存在，哪個生產(chǎn)隊都差不多。

       一窮二白，一盤散沙，聚起來，該有多難？可想而知。

       我們幾個年輕人，憑著一股熱情，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沖勁，投入到艱苦工作中。我們事事帶頭干，樣樣沖在前，苦干實干加巧干。我們訂了一本雜志《農(nóng)業(yè)科技通訊》，經(jīng)常請教公社農(nóng)業(yè)技術(shù)員，講究科學種田。選用優(yōu)良品種，擴大雜交水稻、雜交玉米面積，采用先進田間管理技術(shù)，合理施肥。

       以前收麥子，從開鐮到糧歸倉、草歸垛，至少一個多月。這中間必然經(jīng)過連綿陰雨，常有小麥爛在場上。我們想方設(shè)法，喊破嗓子，跑斷腿腳，發(fā)動群眾，集中搶收，十來天就讓糧食進倉。

       夏種也是立足一個“搶”字。搞小麥玉米間作，在即將成熟的小麥棵里種玉米；提前培育水稻秧苗，備好機器，修通水渠，小麥一旦收割，立即深耕，抓緊整地，及時插秧。我插秧，一天七八分地，沒有問題。

       秋后的稻田、玉米地，請公社拖拉機隊，直接用東方紅拖拉機深耕，隨后搶時播種。

       公社、大隊干部，趕集的老百姓，看到我們生產(chǎn)隊長勢喜人的莊稼，個個贊不絕口。在公社三級干部大會上，書記經(jīng)常表揚我們，有時還讓我上臺介紹經(jīng)驗。中學、小學也請我給學生作報告。小學還聘請我參加學校管理。

       1975年年終決算，生產(chǎn)隊每人分到的糧食差不多增加一倍。1976年每人分到大約200斤糧食。

       1976年7月，我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當隊長兩年多，我家里依然很窮，一家五口還是住在老祖宗留下的間半灰屋里。我冬天大都住在生產(chǎn)隊牛棚的草窩里，夏天住在打谷場或者剛收割沒有來得及運回的莊稼地里。父親1970年前就有肺結(jié)核，好了犯，犯了好，反反復復。母親好幾種疾病，基本不能參加勞動。1976年秋后，母親拖著病體去山東拾白芋，近乎討飯。我依然是破衣爛衫，母親和嬸子大娘十分擔心我找不到媳婦。鄰村一位隊長，要把他家老姑娘介紹給我，說只要我答應(yīng)，他替我蓋三間屋。

       我當隊長，絕對清正廉潔。1976年底，我考上大學，公社、大隊讓跟我一起組班的堂兄弟繼任。我走后不久，縣里開展新一輪社教運動，我們隊從縣城來了一位姓吳的社教隊員。1977年國慶節(jié)，我從大學回來。母親聽到有人議論我貪污公款，就問:“你貪污什么？藏那兒了?”有人攛掇那位吳社教隊員:“扣住他，別讓他走了!”吳當即組織幾個人，拿著算盤和賬本，讓我前往質(zhì)證。有人說:“我們查到，你簽字從公社領(lǐng)過一筆10塊錢救濟款，沒有入賬。這筆錢哪去了？”我那時記性特別好，立即想了起來，就說:“那是我去公社要來買牛飼料的，飼養(yǎng)員領(lǐng)的錢，他文盲，找我替他簽字，發(fā)錢人說不需要入賬。飼養(yǎng)員去糧管所，只買到山芋干，他說山芋干不能喂牛，就順道去集市換了黃豆，還剩下三毛錢，我說你今天挺累的，留你買塊鍋餅吃吧。不信你們問問飼養(yǎng)員?！彼麄冋襾盹曫B(yǎng)員核實，果真如此。黃豆隨時交到保管室了，保管員也予以證實。豈不知，憑我的秉性，再窮，不是我的東西，我不會要的。

       當隊長，我非但沒有貪占集體絲毫便宜，有時還倒貼。比如，請公社拖拉機站的人耕地，深更半夜的，生產(chǎn)隊必得管飯。幾位拖拉機手一定要我作陪，拗不過，我只得相陪。招待一共花了不到十塊錢，其中就有我自掏的一塊。

       那是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那時候的許多事情、許多人，至今還記憶猶新。人家城鎮(zhèn)戶口的到農(nóng)村叫上山下鄉(xiāng)，是知青。我也是知青，只不過意義大不相同。我當時曾經(jīng)暗下決心，要寫一本小說。以至于現(xiàn)在看當年農(nóng)村題材的小說或者電視劇，屢有沖動。不管怎么樣，那段非凡經(jīng)歷是我一生最寶貴的財富，永遠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