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xù)上文。 北齊,雖然是一個相當短暫的王朝,但它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以至于不能忽視它的存在。 北齊疆域及周邊形勢 嚴格講,從高歡于公元532年秋天徹底消滅爾朱氏勢力占據晉陽開辟霸府開始,北魏國家政權就已落到高氏家族手中。高氏統(tǒng)治時期實際長達45年,以古代25年為一代人時間,也有兩代人的光景。這兩代人的時間,足夠做出一些出彩的歷史事跡了。 限于篇幅,只談兩件。 第一件,北齊削弱了中國東北邊疆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權高句麗的勢力,為后來隋唐伐高句麗起了先聲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句麗勢力。 高句麗最早是東北的扶余人朱蒙在漢朝玄菟郡高句麗縣(今遼寧省新賓縣境內)建立的部落國家,向漢朝稱臣納貢,后來逐漸強大起來,脫離漢朝自治,但一般還是要向中原王朝進貢受封,一定程度上保持著謙恭態(tài)度。高句麗王國內部非常漢化,現在發(fā)現的高句麗石碑上還刻著漢字銘文。 高句麗好太王碑(存吉林省集安市紙本)清朝光緒年間拓片 三國時期,中原大亂,高句麗王伯固在位,企圖占據遼東半島地區(qū),被東漢漢人割據勢力公孫氏所敗。建安十四年(209年),遼東太守公孫康大破高句麗,陷其國都國內城(吉林省集安市),并討伐韓濊,設置帶方郡。高句麗乞降,被迫遷都山城丸都(吉林集安以西之山城子),伯固長子拔奇率三萬余人向公孫康投降并歸順。 當曹魏滅亡公孫氏后,高句麗東川王又蠢蠢欲動,欲奪遼東。244年,曹魏反擊,大將毌丘儉摧毀了丸都城,高句麗東川王逃到沃沮。不久,毋丘儉再征高句麗,東川王逃奔買溝(今朝鮮咸北會寧)。毋丘儉派玄菟太守王頎緊追,過沃沮千有余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東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自此,高句麗死了攻占遼東的野心,南下進入朝鮮半島,把首都也遷到平壤,成為自中國東北境內跑到朝鮮半島北部的中國地方割據國家,直到唐朝才被收復。 毋丘儉紀功碑(藏遼寧省博物館) 在南北朝時,高句麗并不馴服,時常在東北找點麻煩,是高洋給了高句麗一次結結實實的教訓。 公元475年,高句麗大敗百濟,殺百濟國王扶余慶,攻占百濟首都漢城,百濟管轄的漢江流域被高句麗占領,百濟被迫南遷錦江流域,兩國結下世仇。公元501年,百濟武寧王即位,國力漸漸恢復,開始主動攻擊高句麗,雙方在漢江流域血戰(zhàn)二十余年,百濟始終不能奪回漢江流域。6世紀上半葉,新羅與百濟爭奪加耶各國(今朝鮮半島南部洛東江流域)控制權。新羅搶占了百濟久禮山地區(qū),雙方關系惡化,同盟關系破裂,后又一定程度和好。公元551年,百濟聯合新羅、伽倻(任那)北伐高句麗,攻占高句麗漢城和平壤地區(qū)(在今韓國首都首爾附近的漢江流域,并非朝鮮首都大同江流域的平壤);新羅則攻占了高句麗竹嶺以外、高峴以內大片地區(qū)。隨著戰(zhàn)爭發(fā)展,百濟與新羅之間又產生矛盾。公元552年,新羅不愿看到百濟擊敗高句麗成為半島主宰,遂與高句麗加強外交聯系。百濟為牽制新羅,聯合倭國對新羅施壓。這時北齊王朝剛剛建立。 北齊建國伊始,西有占據關中的強敵宇文氏,南有占據江南的蕭梁政權,三方對峙,北齊并不占據優(yōu)勢。北齊文宣帝高洋面對此種不利局面,積極組建了一支由當時內遷諸族和漢人組成的聯合大軍,然后北伐擾亂邊境的少數民族政權?!侗饼R書·文宣帝紀》載:
這一時期,高洋身先士卒參加戰(zhàn)斗,大舉消滅了北方少數民族勢力。天保四年(553)十月高洋到達營州(今遼寧朝陽)。此行是高洋親征契丹并在遼西大勝后率大軍在營州地區(qū)休整。 《北史·高麗傳》:“天保三年(按:應為四年),文宣(高洋)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于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 天保四年(553年),高洋至營州,派崔柳出使高句麗。崔柳進入高句麗王城平壤,在高洋事先默許下,對高句麗王高成極其無禮,竟將高成拳擊于床下。然而,高句麗大臣們竟“不敢動”,最終還將五千戶“魏末流人”歸還北齊。北朝時期,中原王朝曾多次派使者出使高句麗,高句麗一直很怠慢。但這次顯然不一樣。 究其原因,北齊大軍正在遼西地區(qū)駐扎,百濟北伐高句麗之戰(zhàn)與北齊征契丹遼西之戰(zhàn)幾乎在同一時間內進行。北齊大軍對高句麗的西部安全造成巨大壓力。北齊軍隊以騎兵為主,步兵為輔,作戰(zhàn)機動靈活且戰(zhàn)斗力極強,一旦高句麗主力部隊都集中在平壤附近,北齊若以“魏末流人”為借口突襲遼東地區(qū),則遼東很可能被北齊奪占,會對平壤附近的高句麗軍士氣構成巨大打擊,導致平壤被百濟占領。為避免這一局面發(fā)生,高句麗駐扎在遼東地區(qū)的軍隊沒有被抽調到朝鮮半島參加對百濟的作戰(zhàn)。人口兵力超過百濟數倍的高句麗軍隊因此在本國首都附近被百濟軍隊輕易擊敗。崔柳以北齊大軍為后盾,有恃無恐,高句麗君臣畏懼北齊大軍進攻,不得不委曲求全。 這一事件的深遠影響是,新羅趁百濟、高句麗兩軍在平壤附近決戰(zhàn)之機,派軍隊占領了漢江流域,切斷了百濟本土與百濟軍主力的聯系。此時在高句麗王城附近的百濟軍主力北有高句麗軍,南有新羅軍,腹背受敵,很可能會全軍覆沒,最后不得不撤軍返回百濟本土,百濟北伐高句麗之戰(zhàn)功敗垂成。為報復新羅,奪回失地,百濟于公元554年大舉進攻新羅,雙方在管山城(今忠清北道沃川附近)決戰(zhàn)。新羅軍大敗百濟軍,殺百濟圣王,百濟國力受損嚴重。自此百濟與新羅仇恨加深,雙方征戰(zhàn)不斷,百濟再也無力北伐高句麗。正是北齊文宣帝高洋營州之行,使高句麗既不能集中兵力抵御百濟,也不能在百濟后路被新羅截斷以后反擊百濟,使百濟軍全身而退。自此,朝鮮半島割據政權之間的力量發(fā)生重要變化,影響到隋唐時期征伐高句麗的結果。 這是北齊第一次影響東北亞三國歷史進程(影響日本因素小一些)。 第二件,則與中國傳統(tǒng)法學體系建成有關,并影響到東北亞三國法學體系的建立。 高洋在史書上給人印象是喜怒無常,荒淫殘暴,但他對于法律興趣很大,在他執(zhí)政期間制定了著名的《北齊律》。高洋大哥高澄在東魏掌權時曾經主持東魏法典《麟趾格》的修撰。高洋稱帝后,認為《麟趾格》“未精”,命令群臣制定齊律。高洋重用冀州封氏家族著名律學家封述以及崔暹、李洋、魏收等數人,讓他們全面總結漢魏以來歷代王朝的立法經驗,簡化法典結構、提煉篇名,銳意創(chuàng)新,最后制定了《北齊律》12篇,949條。北齊律篇目依次為名例、禁衛(wèi)、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等。 《北齊律》在中國法制史非常重要,有多項創(chuàng)新:首先是將法典結構科學化,將《刑名》和《法例》合并為《名例》。其次確立了“重罪十條”,成為后世“十惡”起源;再次規(guī)范了刑罰,確定了死、流、徒、杖、鞭等五刑體系,細化了其中的執(zhí)行標準。這是一部承上啟下的重要法典,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它吸收了前代的立法成就,是隋唐律典的藍本。這部由高洋主導制定的法典,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立法成就最高的法律,對后世中華法系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隋唐的典章制度有三個來源:一是北魏、北齊;二是梁、陳;三是西魏、周。而北魏、北齊制度來源,一方面承襲了漢、魏、西晉的禮樂政刑典章文物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自東晉至南齊的典章制度,在北齊而集大成。單就法律而言,從晉朝以后,法律傳承分為兩支:傳往南朝的傳至陳,陳被隋滅就無繼承了;傳往北朝的,由北魏、東魏、北齊、北周到隋,唐律繼承隋律,并一直延續(xù)到明清兩朝。這當中,北齊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史學界認為北魏法律匯集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熔于北魏一爐,后傳于北齊,至隋唐,進而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成為兩千年東亞刑律之準則。 《北齊律》是北鎮(zhèn)鮮卑集團進入河北、山東后,其自身落后的鮮卑文化與中原先進漢文化沖突、交融下的產物。以鮮卑族為主體的北齊政權重武輕文,終北齊一朝面臨解決北魏后期遺留下來的吏治腐敗、貪污成風等問題。這些都使《北齊律》制定和產生有了歷史必然性。 在北齊朝野漢化過程中,制度漢化成為必然。高歡、高洋等開始認識到吸收漢文化所具有的先進的禮儀制度、均田制度、法律制度等,有利于維護統(tǒng)治。面對北齊官界嚴重的貪污腐敗風氣,北齊政權著手修訂法律制度?!侗饼R律》從文宣帝初議修律至河清三年制成,歷14年之久。 《北齊律》除了前面講的“重罪十條”,還有“八議”入律,是指對八種具有特定資格或特殊身份的權貴人物的犯罪,經過特別程序和審議,減輕或免除其刑罰制度,所謂“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實質就是要維護官僚貴族的等級特權利益。這一制度到清末才廢除。 這里有一個問題,按說北朝主要是少數民族政權入主中原,首先帶來的是少數民族的禮法制度,直到魏孝文帝拓跋宏推廣漢化改革,北朝政權才算認真學習和繼承漢家體制;而南朝主要是南遷的漢人,保有大量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理應在包括法制在內的典章制度方面具備優(yōu)勢。可為什么最終只有北朝的北齊法制得到傳承呢?自晉朝以后,律分兩支,“北優(yōu)于南,而北朝以齊律為最”的著名論斷已成公論。我們先對照北齊律與南朝梁、陳律的重要不同之處,再下結論。 南朝的宋、齊、梁、陳,基本上是士族門閥控制的政權,是典型的東晉門閥體制。門閥士族“平行于皇權或者超越于皇權”,實質是“皇帝垂拱,士族當權”。南朝皇權欲圖振興而積難重返。南朝梁、陳的法律制度,是被遏制的皇權與宗族分裂勢力相互妥協(xié)的產物。它突出強調維護封建宗法禮教,充分體現儒學與高官相結合的門閥政治特征,實質是通過無微不至地維護宗法倫理實現對門閥貴族私家勢力的保護,削弱了中央統(tǒng)治權。 與之對比,自十六國以來至北朝,國家政權大體是氏族軍事集團同皇權結合而形成的官僚政治體制,是在部落聯盟組織(酋邦組織)向皇權過渡中建立的,以君權為核心。北朝法制嚴格遵循君綱至上原則,維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北魏、北齊法制以漢、魏律為藍本,融進鮮卑法,在確?;蕶嗨淼膰依媲疤嵯?,承認一定限度內的宗法私家利益,并給予法律保障,協(xié)調國與家的利益沖突。北齊法制恪守君國統(tǒng)率宗族的原則,因此北朝法制的作用是強化中央統(tǒng)治權、削弱宗族私家勢力、保證皇權對宗族的有效控馭,其效果是結束割據,促進統(tǒng)一。這正是《北齊律》優(yōu)于南朝法制的關鍵原因。 簡單說,南朝律法主要保護門閥士族利益,而北朝律法既保護國家利益又一定程度保護宗族利益,涵蓋利益人群更廣,有利于維護國家大一統(tǒng)局面,這也是后世隋唐統(tǒng)治者看中北朝律法的原因(另一個原因當然是隋唐統(tǒng)治者祖先均來自北朝,是北朝律法的受益者)。 我們延伸一個話題,關于“忠孝問題”,對照南北律法可見其實施效果的不同。忠孝觀念中國自古有之,“忠孝不能兩全”,先家還是先國始終是個難以抉擇的問題。 自晉朝以來,“親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觀念出現。南朝在繼承西漢中期以來封建正統(tǒng)法律文化傳統(tǒng)基礎上,理論上忠孝并重,實際上孝先于忠,家重于國。兩晉南朝對不孝罪,嚴守倫理“名分”,棄寬從嚴,加重量刑。孝先于忠的理論在兩晉南朝君臣關系上打下深深烙印。人臣普遍在易姓換代之際輕忽官生,坐視興廢,罕有視生如死的忠杰之士。南朝的門閥士族為維護自己的權威和門第,特意強化孝道。世家大族改朝換代后仍然可坐致公卿,“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年宜切”。北魏孝文帝曾羨慕江南門閥貴族濟濟一堂,說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譏諷道:“江南多好臣,而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確實,北魏一朝幾乎貫穿全部北朝歷史。 拓跋氏鮮卑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府,才能結束分裂,重新統(tǒng)一天下。北朝法律必須維護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創(chuàng)造能為胡漢各族所接受的“普通法”,實行有效的社會控制。開國之君希望通過任法重刑盡快鞏固統(tǒng)治。以崔玄伯、崔浩父子為首的漢族謀臣集團也力圖恢復漢魏制度。北魏以曹魏政權繼承者自居,接受漢魏封建法律文化。北魏將封建正統(tǒng)儒學規(guī)范的君綱至上、忠孝并舉思想法典化、定型化,嚴格恪守“忠”重于“孝”的原則,肯定“忠先于孝”的政治倫理。孝文帝肯定國重于家是“大義”。帝王從不寬容對因孝失忠,臣僚也以“孝從于忠”為大節(jié)。當犯罪危及社稷侵害皇權時,北朝堅持骨肉可刑,法不可闕。北朝第一次將親屬容隱犯罪的原則——“小罪應隱,告則有罪;大罪必告,隱則族誅”制度化。北朝法律對于無大礙于政治秩序的違禮行為,在罪與非罪、處罰程度等操作上比南朝寬容。北齊律規(guī)定重罪十條“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為保證侵害社稷的重罪不得通過“八議”減輕,必遭重懲,以維護中央集權。 我們看《北齊律》的深遠影響?!短坡墒枳h》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備、最典型的法典。唐律與隋朝開皇律相差無幾,所以唐律淵源是隋律。隋律來自《北齊律》。宋朝“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元朝《至元新格》二十篇,同于唐律九篇,八議、十惡、官當之制均沿襲唐律。明初《大明律》,太祖聽從丞相李善長等而建議,“今制宜遵唐舊?!薄洞笄迓衫吠耆赜锰坡善?。 中華法系由禮制、法律最終結合而促成。這兩個系統(tǒng)各自經歷了漫長的發(fā)展歷程,在北朝之前兩者是分離的,最終在北朝結合。北齊律將“十惡”從一般律令規(guī)定中獨立出來,是由禮入法最關鍵的一環(huán)。這標志著禮制和法律大結構上的結合,也標志著北朝法系亦即中華法系奠定。 北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用開放心態(tài)吸取中原文化,以夷變夏再回歸于夏。北朝創(chuàng)制新法律形式“格”、“式”,由此演進出隋唐律令格式。北齊斟酌簡化刑律篇章,隋唐律的十二篇目因之定型?!鞍俗h”論贖適用范圍由北朝明確法律限制,北齊創(chuàng)為成式,防止惡性重罪因赦而脫佚?!拔逍獭笔潜背⒆阌诂F實的用刑經驗,審視秦漢魏晉刑罰體系得失,融進鮮卑法,切合實際,易于推行。少數民族創(chuàng)建的北朝政權,在完成漢化和封建化過程中,為中華法系的形成和發(fā)展,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歷史上,北齊高氏統(tǒng)治者身上兼具“豪俠尚武”和“嗜酒好色”兩種氣質。過去史書著重強調“嗜酒好色”這一特征,把北齊描述為“禽獸王朝”。但是,在那個五胡亂華、烽煙四起的歲月里,“豪俠尚武”也是保有和發(fā)展中華傳承的重要氣質,把北齊王朝說得那么不堪非常不公平。對高洋等統(tǒng)治者的荒淫殘暴行為無需洗白,但對北齊王朝的重要歷史貢獻應該客觀評價。 從這個角度看,《陸貞傳奇》對北齊王朝有所“洗白”,在人們心里還是可以接受的。 要言之,中華文明能夠傳承到今天,既有漢文化主體因素強大的原因,也與不同時代尤其是大分裂時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帶來的新鮮文化血液融合進來有關。我們的文明和我們的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現在是包容兼蓄全世界先進文明和文化的時機,相信未來的中華文化生命力更加頑強,傳播更加廣闊,傳承更加深遠。 在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熔爐時代,我們對于民族的認識應該是寬泛和包容的。那個時期的民族,往往以文化來劃分,而非以血統(tǒng)來劃分。少數民族漢化了,便被視為“雜漢”“漢兒”“漢人”。反之,如果有漢人接受少數民族文化,與之同化,便被視為少數民族。所以,現在網上說什么北朝漢人快滅絕了之類的都是胡話,漢文化不滅,漢人不絕。 過去,人們也喜歡爭論朝代正統(tǒng)性,如果從文化傳承角度來看,北朝比南朝更具有正統(tǒng)性。當然這不是否定南朝對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我們是相較而言。南北朝都是中華文明傳承不可或缺的歷史時代。 最后,本文以一次歷史大辯論結束史實部分描述。 天平元年(534年),在高歡把持下,孝靜帝元善見繼位稱帝,東魏政權正式建立。但東魏國家軍政大權掌握在以高歡、高澄父子為首的晉陽霸府手中,故其與北齊政權雖名為兩朝,實政出一門。將東魏、北齊兩大政權聯系起來考察其政權正統(tǒng)性,是符合當時的歷史現實的。 《洛陽伽藍記》記載了南北朝正統(tǒng)之爭:
北魏末年,南朝名將陳慶之北伐中原,與北朝士族楊元慎、王眴等人就南北正統(tǒng)問題進行了一番爭論。陳慶之認為元魏政權雖國力強盛,然北魏皇族拓跋氏終究出自五胡之一的鮮卑族,非華夏血統(tǒng);而且傳統(tǒng)華夏政權正統(tǒng)之重要象征——秦朝玉璽仍在江左,故唯有梁朝方為天下正統(tǒng)所在。而楊元慎則反駁道:江左乃偏狹之所,非中原之地;民風粗俗,不沾王化;南朝劉、蕭皇室亂倫背德,違禮亂道,綱紀壞弛,怎有資格號稱正統(tǒng)?元魏定鼎嵩洛,以四海為家,禮樂憲章之盛遠勝前代百王,方為中華之正統(tǒng)。陳慶之后來回到南朝投歸蕭衍,“用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于常?!标悜c之說,“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弊源耍?strong>陳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褒衣博帶,被及秣陵。” 辯論結果無所謂,北方歷史演進逐漸成為中國歷史發(fā)展主流則是事實。 說點輕松的事,史書說北齊高氏家族中除高陽相貌丑陋外,高氏男子普遍俊逸,比如蘭陵王高長恭特別有名,他是高歡之孫,高澄第四子,中國古代四大美男之一。在《陸貞傳奇》里也是靚男俊女云集,讓觀眾大飽眼福。北齊時代的男子有這么俊美嗎? 灣漳北朝墓地理位置 20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邯鄲市灣漳村發(fā)掘北齊皇陵。位于神武帝高歡墓西北2公里有一處墓葬遭到嚴重破壞,不少學者根據墓葬的規(guī)格和形制以及相應的葬俗進行推斷,認為該墓屬于北齊文宣帝高洋陵墓。該墓雖然早年被盜,但墓道上的壁畫得到較好地保存,還出土一些人俑,可以反映當時人物風貌。 灣漳墓墓道東壁人物(摹版) 高洋墓中出土一具“美男子”——大文吏俑。魏晉南北朝時美男子標準:一是身材高挑,二是面白如玉,三是衣著飄逸??纯疵啦幻溃糠环犀F代人的審美觀? 大文吏俑 大文吏俑頭部特寫 全文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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