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韓昭慶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 要] 本文通過康熙與雍正時期地方官員對貴州環(huán)境描述的對比研究發(fā)現,康熙時期文獻顯示貴州多山少樹、田土多石,部分地區(qū)已出現石漠化景觀,是一片窮荒異瘠的土地,地方官員勸墾的態(tài)度消極悲觀,更多的是向康熙爭取特殊政策。雍正時期地方官員以積極的態(tài)度在貴州實施勸墾,認為貴州氣候適宜,即便氣候異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證貴州不會出現顆粒無收的現象。貴州的森林往往是“逆苗”藏身之處,成為剿苗的障礙,故“焚烈山澤”成為如同“疏浚江河,挑筑溝壩,墾辟荒蕪”一樣重要的政務。文章指出,兩朝官員眼里的貴州自然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有兩個原因,一是兩朝最高統(tǒng)治者治理貴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二是地方官員針對的地區(qū)相異。

[關鍵詞] 貴州;環(huán)境認知;康熙時期;雍正時期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二十九日的一道勅諭里有一段談到駐守云貴的軍人要是想作逃兵,其結局要么是被四周環(huán)繞的“蠻人”殺死,要么被他們抓去種田,沒一個出得來的。“若差去舍人至軍中,須要把逃軍的緣故說與各處守御軍士知道。這蠻人地面里,凡在逃軍人,但下路的,不曾有一個出得來,都被蠻人深山里殺了;不殺的,將木墩子墩了,教與他種田?！敝煸斑@一段恐嚇性的話語道出了貴州初開的情景。此時,明代政府在貴州只建了5衛(wèi)1所,最東面的為黃平守御所,建于洪武八年(1375年),最西的為烏撒衛(wèi),建于洪武十五年,除了最北的永寧衛(wèi)(1372年),其余的4衛(wèi)1所呈東西走向,分布于貴州的交通要道上。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建省,最早設立的八府分布于今都勻以東的地區(qū),唯一的一個縣是思南府的務川,即今遵義市的務川縣,在黔東北,西部和中部仍然主要是土司范圍,衛(wèi)所呈插花形式嵌于其中。明代設置貴州是因為要借貴州“一線之路,以通往來。一線之外,悉皆夷峒,鴟張豕突,易動難安”,一句“易動難安”就反映出當地土著與衛(wèi)所移民之間的緊張關系。事實上,我們從今日安順市平壩縣天龍鎮(zhèn)現存的明代屯堡遺留下的建筑形式,仍然能感受得到。遺留的老房子都是石制墻體,結實便于防御。窗體呈外小內大的漏斗形,便于由內往外的觀察,有時朝著街面的墻上甚至沒有一扇窗戶。門板厚重,街道深窄,構成一種易守難攻的城堡體系。建省以來,貴州財賦位居全國倒數第一。貴州之貧瘠、荒涼讓人寒心,明代甚至有人提出廢置貴州的建議,“然而地有所必爭,昔人欲棄之而不可,則以其肘腋咽喉乎四省也?”守住貴州,可以同時牽制周邊的云南、四川、湖南及廣西四省,故不能以為貴州只是“蕞爾之地”,就否定了它的“形勢”,實系“滇楚鎖鑰,蜀粵藩屏”,終因其地理位置重要,不能廢置。萬歷年間大學士沈一貫極力反對在貴州征收礦稅,一是因為貴州自然條件惡劣,二則貨殖不通,經濟落后,“蓋貴州乃古羅施國,地皆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渟,土無貨殖,通計民屯僅十四萬石,為天下第一貧瘠之處,官戎歲給全仰于湖廣、四川二省,蓋本非都會之地,從古不入版圖?！痹诿鞔賳T眼里,貴州是貧瘠荒涼的苗蠻之地,“非無田之患,而無民之憂?！?/p>

從土地開發(fā)的角度看,明代前期,由于地廣人稀,耕作技術落后,除壩子墾為農田外,廣大山區(qū)盛行“刀耕火種”,由于“刀耕火種”主要靠草木灰補充土地肥力,兩三年后,土地肥力顯著下降,不能繼續(xù)耕作,需要不斷另開新地,耕地無法固定,出現“趕山吃飯”到處游耕的局面。明末隨著衛(wèi)所傳入先進生產技術,水田的開墾已由平壩向坡地擴展,出現梯田;在缺乏水源、坡度較大的山地,一般開墾為土,種植小米、紅稗、大麥、小麥、燕麥、蕎麥和豆類等雜糧,固定耕地面積擴大,水田、園圃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土地開發(fā)有了長足進展。

明末清初,貴州頻歷兵燹,最重要的有萬歷二十(1592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叛亂的戰(zhàn)爭、始于天啟二年(1622年)終于崇禎三年(1630年)平四川永寧土宣撫奢崇明和水西土同知安邦彥的戰(zhàn)爭、康熙三年(1664年)平水西安氏的戰(zhàn)爭以及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二十年(1681年)鎮(zhèn)壓吳三桂的戰(zhàn)爭,經過明代經營略有起色的貴州社會經濟,幾乎又降到最低點,戶口寥落,加上“土田確磽”,幾近“甌脫”之地。

雖然較明代而言,康熙五年(1666年)平定貴州西北部水西、烏撒二土司的叛亂之后,分別于二土司地置大定、黔西、平遠、威寧四府,使得中央政府的行政區(qū)域延伸到貴州的西部和西北部,但是貴州經濟仍是一片蕭條,“吾觀于黔而知非可以他國之治治之也,界接于楚、滇、粵、蜀,而僻于粵,磽瘠于蜀,荒涼蕭瑟于滇,比之楚風直邾莒矣?！弊云蕉▍侨鹋褋y后,貴州面臨著人口減少,田土荒蕪的嚴重形勢,按照康熙三十二年的數字,當時貴州原額田為1985099畝,荒蕪無主田有822742畝;原額租地山土 156423畝,荒蕪地土105474畝。其中荒蕪無主田占原額田的41.4%,荒蕪地土占原額數的67%。

這種凋零沒落的局面除了受到戰(zhàn)爭影響,還與當地自然環(huán)境有關,“田多石,而草易宅,民屢屠而戶久凋,城郭雖在,百堵猶未盡興,學校雖修,弘誦猶未盡溥。”康熙三十二年上任貴州巡撫的閻興邦這樣評價貴州“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廬井滿焉。黔則山高箐密,或一里綿二三里之遙,甚者,亙百里無人居。地埆不可耕,土皆石,桑麻不生。入其境者,舉足悉蠶叢棧閣矣?！辟F州崇山峻嶺的地貌形態(tài)、羊腸棧道的交通形式躍然紙上,而“地埆不可耕,土皆石”的記載反映的是當時自然形成的石漠化景觀。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康熙三十六(1697年)繼閻興邦之后出任貴州巡撫的王燕認識到貴州民眾墾荒積極性不高的原因是田畝都在萬山之中,土壤瘠薄,開墾成本高,故向朝廷提請把貴州新開墾土地的賦稅減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這樣勸墾才會順利進行。

戰(zhàn)爭之后,雖然經過二十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人氣比康熙初年興旺些,但是受自然環(huán)境的限制,提高貴州的墾殖力度以增加賦稅顯得十分困難,“但窮荒異瘠,末由少效……幸賴皇上洪福齊天,春花秋實,十分全收,家給人足,通省熙穰。臣初進黔境,見萬山濯濯,全不藝種一蔬一木,詢之居民,咸稱有石無土,止可一年墾種,二三年后便不能收,且山多陡絕,雨多則土膏淋泄,十日不雨即堅結成塊,根株不行,是以甘心棄置。臣思天地大利,莫過于土,力行勸諭……民苗鼓舞,方剔石芟莽,隨種高粱、小米等物,亦各豐收。臣親至郊外及遍詢來往行人,俱稱昔年灌莽蒿萊,今漸作繡壤住境矣。但古荒童禿,全省皆然,所勸墾辟,皆山巔仄嶺,跬步石罅之間,代年耕廢,民不以為恒業(yè),故未敢令其報墾?！边@條奏折顯示,當時在貴州山上的墾殖力度很弱,貴州土地多石的現象由來已久。既然勸墾成本高,開墾地點又多在山頭地角、半步石縫之間,而且隨時有報廢的可能,所以地方官不敢輕易讓民報墾。

這種情況在另一位貴州巡撫白潢的奏折中也得到證實。“如黔俗,山不蓄樹,婦無女工,草野編氓罔識禮義。奴才今勸諭栽植紡績,設學課讀,此皆奴才分內應為之事?，F在實力舉行,再如開墾田地上可以益國賦,下可以養(yǎng)窮民,但黔省田地俱在萬山之中,土薄石積,固屬難開,亦因此地民貧,實無工本?！背朔e極備齊牛種,招民開墾外,他還另出新招以促進貴州經濟,即建議康熙禁止貴州宦紳出仕之后,不準因為憎惡貴州磽瘠而落籍他鄉(xiāng),因為這些官宦回鄉(xiāng)之后,一是有助地方教化,另一個則是他們在家鄉(xiāng)消費俸資,也能帶動地方經濟。

從康熙時期《貴州通志》和地方官員的奏折來看,他們對貴州自然環(huán)境的態(tài)度普遍是消極悲觀的,在他們看來,在這里通過勸墾增加地方賦稅幾乎是行不通的,除非中央政府給予特殊政策。

雍正即位,面對龐大的人口問題,立即提出勸墾的主張,但在貴州聽到布政使劉師恕不同的聲音,劉的理由如同前任官員一樣,受自然條件制約,此政策在貴州執(zhí)行起來有難度,“臣查黔俗,水田謂之田,山田謂之土,土氣冷瘠,必先火煆,乘煖布種,所種止雜糧,二三年后土力漸薄,種或無收,又即棄置,俟草根盤固,復用火種,日久方得成熟,開墾既艱,收獲甚微,實非他省可比,所以黔農每憚于開墾。”即便這樣,他還是認真執(zhí)行圣諭,“宣布諭旨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復飭各屬聽民自墾自報,不許鄉(xiāng)保胥役假公滋擾,民皆鼓舞?！辫b于貴州荒山多,倒是可以種樹,“再黔境荒山最多,樹木甚少,勸課栽種較他省更為有益。臣行令各屬,度量土宜,教民種樹,先于省城外雇募善于種植之人為之倡導,民知其利,自然樂為?！北M管劉師恕所說的可能是實情,但在雍正看來,劉的奏折實有“巧詐”之嫌,并警告他“在朕之前惟以真實二字方可保久長?！?/p>

在全國各地認真執(zhí)行雍正勸墾政策的氛圍中,貴州官員的奏折中雖然也有貴州山多田少、田多沙石、山高嶺峻、民鮮貿易、望歲更甚于他處等的報告。不同的是,雍正時期的地方官員認識到,貴州自然環(huán)境也有可圈點之處。

其一,風調雨順可以抵消貴州土田磽瘠帶來的不利影響,“黔省山田磽瘠,全賴雨晹時若,年歲方能豐稔”,“黔省土性瘠薄,全敕雨晹時若方可豐收”。雍正在位十三年間,貴州氣候適宜,幾乎年年豐收,甚至還出現異常豐年。雍正因此把豐收的現象當作開辟苗疆“天人感應”的依據,“以手加額覽焉,朕非因祥瑞欣喜,所慶幸者整理苗疆之舉,上天言是矣,不然何得有此事者?！辈涯昴曦S收的原因歸結于鄂爾泰的忠誠所致,“深慰朕懷,地方上得鄂爾泰如此公正廉明之臣,忠誠任事自然召感天和,乃一定之理”。鄂爾泰也認為,“臣伏查軍興之地半少豐年,為兵氣農祥格不相入也。今兩省年來頻有剿捕之役而上天眷估,屢賜豐穰?！?/p>

其二,即便氣候異常,有山有平地的起伏地形保證總有貴州一定的收成,而不致顆粒無收,其原因是,“黔省山多田少,鮮有平疇,且土多沙石,最為瘠薄。每屆播種之后,若雨水稍多則高阜者得濟而低洼者浸損,若晴霽稍久則低洼者尚資灌溉而高阜者已覺旱干,是以黔地雖向無荒歉之偏告,而歷來收成約略不過六七分以至八九分而已?！焙涂滴鯐r期相比,這時期的看法顯然比較樂觀。

既然如此,以前勸墾不利的主要原因在人為。

據雍正時期最早主張在貴州勸墾的威寧總兵石禮哈的調查,開墾無法開展與當地土司不法有關。在威寧府西北一百四十里有個稱為稻田壩的地方,地土平沃,自東至西計十里,自南至北計十五里,中間還有三條小河可用于灌溉,以前曾經是種稻之地,很肥饒,旁邊的山坡還可種很多麥蕎,但是因為這里與四川的烏蒙土府相鄰,每到秋成收割的時候,常常遭土府率眾搶奪,于是此地久棄為荒地?！俺嫉饺魏蠹丛L輿情,欲開墾者甚眾而又懼收割之時不為已有”,為此建議駐兵,鼓勵士兵和土著在此開墾。

在雍正四年到任的云貴總督鄂爾泰看來,云貴地區(qū)遼闊,但“蕭索疲敝,難言樂土者,則以水陸不通,貨財不殖,城郭不完,盜賊不戢,而調劑之術未講也?！痹瀑F地利未盡是因人而起,“云貴兩省雖地少山多,然水旱均平,荒年甚少……云貴荒地甚多,議者謂宜開墾,不知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不禁其開墾而不來開墾者緣荒地多近苗界,實慮苗眾之搶割。若果土司遵法,彝人畏伏,將不招而來者自眾。故臣必以制苗為先務,而尤以練兵制苗為急務,諸事不防遲,但心不可懈,不可促迫為之?！焙邳c部分,雍正加了圈表示強烈贊同,故治苗懲兇成為君臣在云貴推廣開墾以盡地利必須解決的第一項任務,除此之后,地方事務需要料理的還有彝情、軍伍、水陸交通,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被鄂爾泰排除在外,人的主觀能動性才是改變云貴面貌的關鍵。

鄂爾泰日后在云貴的工作正是按照以上思路逐項進行,等云貴不安的因素一一得到解決之后,他就開始在云貴擬定詳細章程,促進開墾,鑒于“兩省地廣,力不能遍及,若止出示招墾,恐無力者終難應募,臣擬墾祈圣恩,略示鼓勵,酌開捐款”,他建議從地方官員到軍民、生員,以及犯罪之人分別給予一定墾田的額度,滿足這些額度可以獲得不同等級的獎勵或減刑,以營造一種以墾田為榮的社會風氣,從而達到“庶邊地漸少荒田,窮民皆有薄產”效果,這些措施包括:

“訂每一戶約三四口,可領田二十畝,兩省官員內有愿招募佃戶資送開墾者,計每一戶牛種房價并路費日用等項所需不過十二金,如資送五戶墾田百畝者,準紀錄一次;資送十戶墾田二百畝者準紀錄二次;資送十五戶墾田三百畝者準紀錄三次;資送二十戶墾田四百畝者加一級準其隨帶,再有多者,照數加算。墾熟田畝俱于次年起科。其軍民人等有自備工本開墾者,墾田十五畝,地方官給以花紅獎勵;墾田三十畝,府州縣官給以匾額;墾田四十畝,司道給以匾額;墾田六十畝,督撫給以匾額;墾田至八十畝以上者年終題明,照老農例,給以八品頂戴榮身,其田俱給執(zhí)照,永以為業(yè),仍酌年例起科;其俊秀、生員、貢監(jiān)、吏員情愿效力開墾者,有罪之犯愿墾田贖罪者,請照營田事例酌量增減,一例通行。俊秀墾田二百畝附生墾田一百六十畝、增生墾田一百二十畝、稟生墾田一百畝俱準作監(jiān)生,免其到監(jiān),期滿,一體考職。監(jiān)生附生墾田一百八十畝、增生稟生墾田一百四十畝俱準作歲貢。貢監(jiān)墾田八十畝準予州同職銜;六十畝準予州判縣丞職銜;四十畝準予主簿吏目職銜,免其考職。巳未考職吏員墾田一百二十畝,歷役未滿者墾田一百八十畝,俱準以從九品;未入流即用議敘;死罪人犯除常赦不原外,原任四品官墾田一千畝、五六品官墾田八百畝、七品以下與進士舉人墾田六百畝、貢監(jiān)生員墾田四百畝、平人墾田二百畝,準其免罪;軍流犯各減十分之四,徒罪以下知減十分之六,俱準免罪;仍記檔案,倘再有犯徒罪以上者,前后通論從重治罪。以上二項所墾之田盡數入官。如此庶邊地漸少荒田,窮民皆有薄產,群知力田之榮,各為治之計,滇黔兩省永沐圣澤于無既矣?！?/p>

這些建議得到雍正的支持,經過鄂爾泰的努力,效果十分明顯,“臣等查得黔田土向來原有荒蕪,邇年人煙漸廣,陸續(xù)首報開墾已多。今臣赴黔,目睹高低山坡俱已開挖成田。大道兩旁空土亦俱耕犂種植,若以捐納銀兩再招民開辟,將來自無曠土?！?/p>

為了幫助外省人員開捐,他甚至派人到富裕的江南等地去就近收捐:“滇省奉旨開捐墾田,因各省人員以路途遙遠畏縮不前,所捐無幾,經臣折奏,備帶空白實收咨文,遴委妥員前往江南就近收捐”。

此外,鄂爾泰還努力開拓貴州的交通促進物流,就陸路而言,鄂爾泰根據實地踏勘的結果,在安順、平越重新選擇路線,減去五驛,既可每年省銀約五千兩,米約一千九百余石,而且完成之后,“從此路盡平坦且更捷近,不獨行旅商賈易于往來,實黔省千百年之樂利也”。開辟黔東南苗疆之后,原來為生苗盤踞的都江和清水江河道暢通,分別打通了與廣西、黎平,與都勻并與下游湖廣連接的航道,促進貴州省內、省外的交通。當時的貴州按察使趙弘本曾預言苗疆招撫,水道將通,則“商賈自然云集滇黔兩省,愈見物阜民安。”隨著清水江和都江河道開通,此地的木材貿易果然如意料之中地興盛起來,以至于當時的貴州按察使方顯建議禁止外地商人采買清水江苗地木檀以備皇家之用。“查江道未開以前,沿江生苗盤踞,各寨所產杉木,內陸商民皆不敢深入購買。自清理苗疆之后,江道無阻,各省木商云集,乘賤沿寨購買。臣前在該地,目擊商筏蔽江而下,無有虛日。查各省產木日少,若于清江木檀聽客民販賣,恣其砍伐,數年后,不惟承辦欽工木少價貴,勢且無木可采,殊為可惜,似應飭地方官諭令各商,除布帛米鹽雜貨等項聽其往來貿易通商利苗外,其各寨木檀不許商買,則欽工可以永遠供辦,而于國帑亦可節(jié)省,實為有益。”

我們在雍正時期的奏折里看到的是另一個貴州,難道是貴州的自然面貌在短時間內發(fā)生了變化?其實不然,環(huán)境依舊,變化的是地方行政長官的態(tài)度和行為,而最高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起了決定性作用。

清初貴州頻發(fā)戰(zhàn)爭,最大的戰(zhàn)爭在康熙二十年結束,當官員建議接著征剿土司時,康熙立即否定,“今云貴督撫及四川、廣西巡撫,俱奏請征剿土司。朕思從來控制苗蠻,惟在綏以恩德,不宜生事搔擾……朕惟以逆賊剿除,四方底定,期于無事?！笨滴跛氖曩F州巡撫陳詵為康熙配圖陳述貴州境內各土司情形時,康熙采取聽之任之的態(tài)度,“土司種類最繁,風俗各異,自古王法不能繩。若以內陸民情治之,斷不能行,歷來如此。不過將就大概治之。若以法制之太嚴,其煩不可勝言,制之太寬,必然犯法者尤多。只以不生事為主,若多事必致尾大難收,所以前任督撫未嘗不知,亦懼生事,所以不肯上聞耳?！笨滴跫热徊恢每煞?地方官員也樂得無事。當時貴州提督張文煥鑒于黎平孤懸湖廣之中,曾于康熙五十二年、五十四年兩次向康熙提出要把黎平協升為黎平鎮(zhèn),但都被康熙的“同督撫細心酌議方是”、“再同確議奏聞”的方式打發(fā)掉。由此可見,在康熙不想改變貴州現狀的態(tài)度下,貴州官員也難有作為,又怕在勸墾過程中與土司或土民發(fā)生爭執(zhí)以致“生事”,違背了康熙的旨意,貴州地瘠的客觀現實正好成為他們無法開展勸墾的借口,于是貴州財賦難有起色,連軍糧也無法解決,地方官只能向康熙申請支援。但同樣是軍糧短缺問題,雍正時期的威寧總兵石禮哈首先想到的是自行解決,這與雍正的態(tài)度也有關。

雍正時期在內陸已充分墾種,很難開墾新的土地的情況下,要解決人口問題,雍正只能把目光移向仍有余地,但為土司、土著占據的西部地區(qū),這些地區(qū)往往還存在著許多具有開墾潛力的土地。

雍正即位,即批評貴州吏治松弛、武備軟弱,“黔省吏治武備不可問矣,經張文煥、劉蔭樞一任尤其不堪矣,爾可竭力整飭一番方好……貴州苗種不一,聞得猔甲狆苗甚屬兇狠,近年內陸刁頑百姓往往投入于彼勾連生事報復,而營伍中公攤銀一備贖取兵弁之用,如此可笑之事如何使得,總因武備廢弛,官兵不敢正眼視覷賊盜,掩耳偷鈴以為安靜不生事,可乎?有司貪婪而不恤民,驅逐為盜,將官畏縮而不取驅獲叛亡,似此流風習弊,爾可悉心籌劃。不可急驟以至生事,亦不可因循存長惡俗,漸漸整理營伍,勤加訓練,嚴飭屬員,令得民心,徐徐懲奸罰惡,除暴安良,莫將此任等閑視之也。”又據另一條諭旨:“貴州乃邊陲要地,自劉蔭樞、張文煥以后總是因循怠惰,貴州竟不成光景了。因為前任巡撫金世揚一味靜坐不肯辦事,朕所以調他進京,以京官用他。今巡撫毛文銓在云南作官,聲名很好,很能辦事,朕所以用他巡撫?！睘榇怂筚F州新任巡撫毛文銓、提督趙坤兩人“要實心辦事,不得端然靜坐”。但是當毛文銓提出,打算嚴行整飭仲家苗,對其中窮兇極惡者,抓住即行處斬時,雍正又擔心他做得過火,讓他“只可整理一二事,不可過多,即如此行,亦將罪名兇結緣由補奏”。雖然要治理,但“不可急驟以至生事,亦不可因循存長惡俗,漸漸整理營伍,勤加訓練,嚴飭屬員,令得民心,徐徐懲奸罰惡,除暴安良?！贝文?當貴州巡撫毛文銓以定番仲苗焚刦唐三寨所居之生員胡種玉等家、廣順之苗焚燒村寨等為例證明苗患之深,并建議剿苗時,雍正認為,“凡事貴得中,有事安靜屬因循誤事,無事振作屬孟浪多事,不可貪功,亂逞兵威使不得。苗人雖愚頑,亦人也,豈無良心乎?加之以威,必繼之以德,只要武弁整理營伍,有司清白吏治,不數年再無不感化之理也?！彪m是要求臣子不得“靜坐”,但真要動粗,雍正并不贊成,主張身教以德感化,沒有主動出擊的打算,實是繼承前任皇帝康熙“不生事”的做法。但是后來受稻田壩的誘惑以及長寨勝利的鼓舞,加上鄂爾泰的作為,雍正經過遲疑、堅定的過程,逐步實行開化貴州的政策,貴州的荒地也漸次化出。此時,自然環(huán)境惡劣退居其二,人文因素成為開墾的首要障礙,除了土司、地方惡勢力的干擾,也有官員的不作為,這從雍正寵幸的大臣鄂爾泰的奏折中多有體現。

帶著雍正的重托,鄂爾泰來到云貴,為了報答雍正的知遇之恩,鄂爾泰必須有所作為,經他調查的結果顯示,貴州不是沒有荒地,實是受到“兇彝”、“悍苗”搶擄刦掠的威脅,故老百姓不愿開墾,必須變革,對這些不法分子加以懲創(chuàng),這是康熙時期康熙和地方官員回避的話題,康熙朝的地方官員把百姓不愿開墾的原因全部歸結于自然環(huán)境太差,但在鄂爾泰看來則是人治問題,隨即開展一系列改土歸流的活動。鄂爾泰還指出,云貴事務松懈,和地方官不上心也有很大干系,并以親身經歷為證:“臣自長寨事竣,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貴陽省起程,過威寧鎮(zhèn)至東川府,此三百六十里內,人煙俱寂,雞犬無聞,并無村寨,并無民居,惟隔三十里有塘兵二三名,茅屋數間,而入山處古木參天,遠山處平疇萬頃,取用屬良材,墾治皆為美產。然而田皆蒿萊,地盡荊棘,耕種不施,漁樵絕跡者,則以地近兇彝,徒赍糧以資寇盜,故民不肯為,官不敢問,而近城數十里內肥沃之土亦半拋荒。雖藉口烏雄之侵擾,實是地方有司不用心也。臣住威寧兩日,查勘一切,見西北康家海子一帶,一片積水,長可百余里,細詢土人,俱稱明季原曾開田,舊有河三道,后因河身淤塞無處泄水,故廢棄至今……臣已面委文武官員,逐加勘估,擬于明春捐價興工?！痹诙鯛柼┑热说倪\籌下,逐漸剔除了不法土司、地方惡勢力的因素,并改變不作為的風氣,在貴州的勸墾積極進行,并取得積極的效果,貴州田地數量從雍正二年(1724年)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共增加1,119,025畝,增幅達77%,而此時按照全國同期水平,僅增加11,581,630畝,增幅僅為1.6%,在全國耕地增長緩慢的情況下,貴州的田地數量卻激增,與全國形成明顯的對比，貴州自然環(huán)境呈現積極的一面。

這種轉變與雍正的政策有著極大的關系,雍正認為,盡地利盡人力,不僅可以讓百姓過上富裕生活,而且社會沒有了游手好閑之人,風俗也可達至淳至美的局面。康熙時期的貴州官員常向老主子要東西,轉到雍正時,卻變成雍正向貴州索取財賦,這是康熙和雍正時期貴州吏治最大的不同。以前述兵糧問題為例,康熙時是向康熙索要,但雍正時,已經變成自行解決,而貴州的開化正是從解決軍糧的稻田壩的開墾開始。

由前所述,由于康熙與雍正治理貴州的思路和要求不同,地方官員眼里的貴州的自然環(huán)境也發(fā)生了變化,前時期的官員把地方的貧窮一味歸咎于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后時期的官員則認為主要是因人而起,故注重人治,貴州因而得到極大開發(fā)。兩朝官員關注的地段有別,也是貴州環(huán)境差異產生的原因,康熙朝官員針對已開發(fā)區(qū),雍正朝主要針對欠開發(fā)甚至是未開發(fā)區(qū)。同時還要注意到,雍正時期,雖然在雍正和地方官員齊心協力的共同努力下,充分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一定程度上削除了阻礙開墾的人文因素,大大促進了貴州某些地區(qū)的開墾,但是就貴州全境而言,自然環(huán)境惡劣的客觀條件并不會隨之發(fā)生變化。除了前述雍正年間關于貴州山多田少等的記載外,貴州還容易出現水土流失以致土地荒蕪的特殊現象,如雍正九年到任的布政司常安盡力勸墾,兩年之后,苗民自首新墾水田才97000多畝,山地14000多畝,分別占原載缺荒水田666000的14.6%,山地93000多畝的15%,都沒有達到當時要求一年內開墾土地數量達原來額定荒田1/3的標準,雖然人盡所能,但是開墾效果不佳,其原因是“黔處邊末,在在高山,民間田地或依山根,或傍溪澗,即現今成熟者偶遇水漲石墮,不難頓作荒蕪?！倍媒浕氖徶?“非山石巉巖,即水沙壅塞,只可相勢徐開,難以計時立就”,所以常安提出應該根據貴州特殊情況,寬限復墾額定荒蕪土地數量的年限。再聯系雍正時期一條關于一些報墾土地或由于沖坍、或由于沙壓而廢棄需要按年復核的資料推測,現在貴州面臨的最嚴重的生態(tài)問題石漠化在當時已經存在,它是人為耕地遭暴雨沖刷產生的結果。

最后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是關于貴州樹少和樹多的問題。前面的資料顯示,康熙時期地方官認為貴州荒山多,樹木少。有鑒于此,雍正初期有官員提議在貴州多種樹。但云貴總督鄂爾泰離任前,卻把“焚烈山澤”當作一項有待開展的工作,他于雍正四年正月抵云南,總督云貴事務,雍正九年十月離滇,在云貴待了將近六年,他比前三位官員待的時間都長,鑒于他的政績,他提出這個建議絕非空穴來風。在離開云貴前,他對自己在云貴的工作有一個總結,并建議回京見過雍正之后,再回來辦理“疏浚江河,挑筑溝壩,墾辟荒蕪,焚烈山澤”等事,并認為這些事“尤邊省所急先”。這里“焚烈山澤”至少有兩層意思,或指原始的“刀耕火種”方法,或指焚燒森林。從鄂爾泰在云貴六年主要進行的工作來看,后者可能性更大,因為六年來鄂爾泰主要從事改土歸流的工作,如他所說,或撫或剿,而剿撫的對象往往“藏山匿箐”,箐指的是成片的竹林或樹林,在當時剿撫苗彝的過程中,經常有“深箐大林”、“周遭密箐”、“密箐深林”,這些都是剿撫對象的藏身之處,在鄂爾泰等看來,深山密箐是剿撫碰到的最大難題。為了防止埋伏、取得勝利往往要先使用焚燒森林的辦法。如鄂爾泰談到平息烏蒙叛亂時,“至于扼要關隘及深密箐林,固不得不焚毀以防埋伏”。元展成在征剿“九股逆苗”時,“由下秉至甘翁俱有逆苗伏草阻截糧運,搶奪軍裝”,故把這一帶草路焚燒,“逆苗”才開始解散,軍糧才得運送。而在打通都江河道的過程中,“又派黔粵官兵前往來牛后山,砍伐荊棘,放火焚燒,以絕奸宄,以便往來”。在鄂爾泰等與“逆苗”直接沖突的官員眼里,成片的樹林往往是他們捕苗的障礙。如果僅由此看來,貴州森林密布,與前述官員報告的貴州少樹的記載相抵觸。但要注意到,鄂爾泰等官員剿撫的地方往往是當地土著生活的地方,這些地方森林、叢林密布,多為中央政權不及的地方,而康熙時期官員所述的地區(qū)多為已經開發(fā)地帶,故描述的不是同一個區(qū)域,這是研究清初貴州森林分布時應該區(qū)別對待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