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作為一種藝術(shù)是隨漢字的產(chǎn)生變化而發(fā)展形成的，至漢代漸漸取得獨立的地位。因為只有到隸書(包括隸書的草寫章草出現(xiàn)后，作為書法藝術(shù)構(gòu)成的基本因素筆法、結(jié)構(gòu)和章法才開始具備并發(fā)展完善起來。五代兩宋之前的漢、魏晉、隋唐這幾個書法史上的輝煌時期無不伴隨著一種新書體的產(chǎn)生、確立和完善。最成形的楷書，人稱始于曹魏時的鐘繇，那其實只是擺脫隸勢的開始。其最終完善是隋唐時中國重新走向統(tǒng)一以后的事。特別是唐代，書融南北，楷法高度成熟，“楷法遒美”還是入仕的一條途徑。更兼唐代國勢強盛，文治武功顯赫，宗教文化興盛，社會對莊嚴端正的碑版楷書需求量非常之大，從大名家的名碑巨制，到不著名者所書的墓志塔銘，書碑楷書既風格多樣又法備態(tài)足。因此后人便將這書碑楷書目為唐代書法的標志，即所謂的“唐人尚法”。唐人在楷書方面所達到的成就，確使后人很難逾越。而且，唐代之后，以往中國書法以發(fā)展的文字就不再演變更體，書法藝術(shù)變化從此失去了字體變更這一極其重要的依附條件。書法藝術(shù)怎樣發(fā)展這一問題就擺在了唐以后的書家面前，特別是宋人的面前。

生于唐末而經(jīng)歷五代的楊凝式，從書法創(chuàng)作的實踐中為此模索了方向，他的書法可稱為由唐入宋的轉(zhuǎn)軸。他在繼承二王歐顏的基礎(chǔ)上又大膽地對他們的成法進行了改造破方為圓，削繁成簡，融各種書體遺意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真兼行、行兼草的新體勢，既不為成法所縛，又不流于狂怪無法，既可見藝術(shù)功力又適于抒發(fā)性情，從而啟迪了宋人書法的發(fā)展。而北宋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則從審美的高度對宋代書法的發(fā)展問題進行了全面地探索，他收集金石碑刻千卷為《集古錄》今尚可見跋尾十卷四百余篇。其中涉及書法者很多，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書法美學思想。其跋《晉王獻之法帖》云：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侯病，敘睽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shù)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tài)橫生，披卷發(fā)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tài)愈無窮盡，故使后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其為人也。于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神，以學書為事業(yè)，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這簡直是對“法帖”所下的定義。在這里，他針對“高文大冊”一一應指法度嚴謹?shù)目瑫?，突出強調(diào)了書法的抒情功能。其次，將“意態(tài)無窮”放在了書法審美的最重要位置，并提出了“或妍或丑”的審美判斷，打破了晉唐以來書法中和平正、重視形式統(tǒng)一和諧的“盡善盡美”的審美思想。第三，反對“弊精疲神”學書，提倡人有“高致”、“初非用意”的任意揮灑。在他的其它論述中，他還提出了“學書為樂”、“學書消日”、學書要“不害情性”。這同將書法視為“《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yè)”，關(guān)系到“紀綱人倫，顯明君父”的唐人，其審美意識是完全不同的，但它卻有著深刻的藝術(shù)發(fā)展的歷史必然性。

在書法史上，雖然人們常說“晉人尚韻”，“唐人尚法”，但又往往將晉唐并稱，就是因為這一時期（特別是魏晉）是行草楷書“新體”的創(chuàng)立期。人們必須首先重視字的點畫、結(jié)構(gòu)、形態(tài)，所以魏晉有關(guān)“書勢”、“筆勢”的論述最多。六朝“美姿容”、“尚韻度”的風尚也無形地助長了書法藝術(shù)對形式美的關(guān)注。盡管此時已有“意在筆先”的提法，但這個“意”不是指情感，而是指創(chuàng)作前的藝術(shù)構(gòu)思，是“理性”概念。唐代重視法度，強調(diào)情理和諧統(tǒng)一，“情”更嚴格受控于“理”。虞世南、李世民強調(diào)作書要“心正氣和”，孫過庭《書譜》探討了各種形式美的對立統(tǒng)一主張的依然是“不激不厲，心氣平和”，而且更強調(diào)了“學成規(guī)矩，思通楷則”。但隨著書法形式美的完善和唐楷法則的成熟，書法藝術(shù)的抒情功能便越來越表現(xiàn)出來了?！稌V》已談到書法藝術(shù)可以“達其情性，形其哀樂”。李嗣真在《書后品》中更首創(chuàng)“逸品”這一書法品評標準，并置于“上上品”之前。逸品在繪畫理論中曾引起廣泛的討論，是文人畫興起的重要理論支點。竇蒙《述書賦語例字格》解釋為“縱任無方曰逸”。很明顯是針對維護中和平正之美的“方”，即“法”的。真則在書法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對初唐以來人們奉為圭臬的王書成法進行了變革，特別是他的行書，書法幾乎完全為適應情感的抒發(fā)，徹底打破了不激不厲的中和之美。宋人正是從這一點上看重顏真卿的。歐陽修在其《試筆》中說：

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然后能名于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至于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

這里，雖然羅列了歐虞褚陸還有柳，但強調(diào)的卻是“各因其性”為書，而這一點只有顏行書最能體現(xiàn)。所以，盡管在唐代顏書同李邕書、徐浩書在伯仲之間，歐陽修卻把它提到唐人中的獨尊地位，并與五代的楊凝式并稱（其中因重人品而重書品的問題待后面再論)。當然，晚唐禪宗思想的滲透，皎然、司空圖等文藝思想的影響，也都在促使藝術(shù)進一步擺脫和淡化儒家宣揚的濟世功能。歐陽修在給石介的信中說:“夫書，一藝爾”。就是承認藝術(shù)就是藝術(shù)。歐陽修的書論，實際上是這一時期書法美學思想的總結(jié)和發(fā)展。盡管歐陽修不是劃時代的書法大家，但他是當時的文壇領(lǐng)袖，因此，他理直氣地提出“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模仿他人，謂之奴書?！彼倪@些觀點及作風，也就直接影響了稍后的宋代書風的代表人物蘇、黃、米，特別是蘇軾。所以蘇軾一方面高喊“魯公變法出新意”，一方面大講“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我書造意本無法?！睆亩鵀樗稳藭摹吧幸狻焙洼p法風氣奠定了基礎(chǔ)。

宋人書風的形成，還同其社會歷史環(huán)境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安史之亂破壞了盛唐的大統(tǒng)，藩鎮(zhèn)割據(jù)農(nóng)民起義，最終葬送了唐帝國，中國又一次經(jīng)歷了社會大動亂的分裂局面。自唐末至宋，梁唐晉漢周是為五代，同時并存的還有南唐、吳越、前蜀、后蜀、南漢、北漢、吳、閩、楚、南平十國。五代僅有53年，但實際上的戰(zhàn)亂要比這長得多，即便從黃巢退出長安、朱溫做宣武軍節(jié)度使的唐中和三年(883年)算起，到十國中最后一國北漢滅亡的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止，也有97年。這時期，特別是中原地區(qū)，幾乎成了軍閥們進行爭奪劫掠的戰(zhàn)場，人民飽受戰(zhàn)亂之苦，社會經(jīng)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破壞。封建社會的人倫道德也幾乎葬盡。五個短命朝代的統(tǒng)治者幾乎都是前一朝代的纂權(quán)者，特別是石敬塘為做兒皇帝而割讓燕云十六州給契丹族政權(quán)，使得后來統(tǒng)一了(大半)中國的趙宋王朝三百年來一直處于被動的守勢。宋建國于公元960年，至公元1126年國都汴梁(開封)被金人攻占，史稱北宋。趙構(gòu)南逃稱帝臨安(杭州)，是為南宋，版圖更為縮小，1278年被元所滅。北方：契丹族于947年建國號遼，女真族興起，1115年滅遼建立金朝，1234年亡于蒙古。由此可知，所謂宋朝的統(tǒng)一，是不能同漢唐相提并論的。

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也是通過“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的。為了防止他人的效法，宋初統(tǒng)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以鞏固中央政權(quán)。對武將，是收回他們的兵權(quán)；對士人，是擴大他們的仕途。但這種政策本身就是利弊相兼的。宋太祖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quán)”時對將軍們說：“人生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边@實際上是在倡導奢侈腐化。而為爭取和安撫士人，竟幾十倍地擴大了科舉取士的人數(shù)。宋子京曾指出當時是：“官五倍于舊”這個巨大的生活優(yōu)裕的官僚階層，其于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這也是推動宋代各種文藝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以書法為例，其對法帖樣本的需要就遠遠超過了唐代。這就迫使法帖的復制由唐人盛行的雙勾填墨改變成了刻石傳拓，這是宋代刻帖興盛的直接原因。

由于痛感唐末五代倫理道德和封建秩序的破壞，北宋人求統(tǒng)一安定的“尊王”意識很強烈，很多儒者都用心于封建倫理觀念的建樹，但對于同是儒家信條的“攘夷”卻十分輕描淡寫，這反映出宋國勢不強給人們心理上投下的陰影。有宋一代，黨派之爭層出不窮，戰(zhàn)與和、守與降、革新變法與守舊的斗爭空前激烈。另一方面，宋太祖曾有不殺文臣及言事者的遺訓。宋代朝廷優(yōu)禮文臣科舉制發(fā)達，又致使士大夫們以天下為己任，關(guān)心國家興亡。這些，使得宋代大夫階層的社會心理常常處于矛盾和躁動的狀態(tài)，既有積極入世、勇于進取的熱情，又有政治上失意、怕遭排斥打擊的煩惱不安。特別是后者，往往以文藝尋求解脫，表示超然。這也同時助長了表現(xiàn)自我、標榜自我的風氣。這是宋代特定社會狀況及矛盾在人的思想意識上引起的復雜反映。以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為例，他自修《新五代史》，仿孔子《春秋》筆法重新評定五代人物，是韓愈儒家衛(wèi)道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這種思想傾向最終導致了理學的產(chǎn)生。但也同是這位六一公，又是使書畫脫離儒家“興教化、助人倫”濟世功能使之變?yōu)槭咳诉m意遣興的消閑藝術(shù)的倡導者。作為上層建筑領(lǐng)域的書法藝術(shù)，便深深地打上了這個時代的烙?。?/span>

1. 宋人行書獨盛，較之唐人的草行特別是楷書的興盛，宋人顯得只擅長行書。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宋人國力不強，名功紀事的書碑工楷之書需求量大減。經(jīng)濟的發(fā)展，科學的進步，商業(yè)的繁榮，又使宋人重視物質(zhì)享受而宗教觀念淡薄，這樣，寺廟之碑不僅數(shù)量大減，而且也失去了唐代的端嚴神圣。而士大夫不論是仕宦得意還是失意，都需要用書法來遣興適意抒發(fā)情懷。方正端的楷書或“點畫費煩求”的草書，自然都不如揮酒任意的行書了。

2.宋人書尚意輕法，書貴自運。唐末五代戰(zhàn)亂，使唐及之前的學書師生父子親相授受筆法的傳統(tǒng)中斷，這是使歐陽修感嘆“書之廢莫廢于今”的一個原因。但也正因為這樣，反而促使有識之士少有束縛而更能發(fā)揮獨創(chuàng)精神。蘇軾、黃庭堅、米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學書基本上都是學無定法，幾乎都近于“自學成才”而無所謂“名師”指授。蘇黃相交最深，但評蘇書，黃庭堅多次說“東坡少時規(guī)模徐會稽”，即學徐浩，而東坡之子蘇過則說乃父“少時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弊畹靡獾拈T生和兒子的意見竟如此相左其實還是東坡自己說的貼切這就是“自出新意，不踐古人。”

3.宋人書縱逸欹側(cè)，怒張躁露。宋代由于國力不強，壇淵之盟后更被迫向遼，以后又向西夏、金、元歲輸幣帛，進而稱叔稱伯。這樣就使得屈辱不平之氣廣泛存于人們心間。更兼黨爭黨禍不斷，亦助長了人們情感的郁勃躁露。宋人這種心理表現(xiàn)帶有很大的普遍性。嚴羽評蘇黃詩、米字時說：“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秉S山谷評米字亦有“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之句，都是指其怒張躁露。怒張或弩張在后來是對宋人書法的批評，但在宋代，卻是一種贊揚。樓玥顏真卿《裴將軍詩》即云:“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為，此所謂言言如嚴霜烈日，真可畏而仰哉!”

4.宋人論書，人品與書品緊密相連。這也同宋承五季之亂，人們對人倫道德非常重視有關(guān)，當然與道學更有關(guān)。歐陽修評顏字即云:“斯人忠義出于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zhèn)?，有似其為人?！鄙踔琳f:“使顏公書雖不佳，后世見者必寶也。”不僅是書以人重，簡直是人品決定書品了！宋人獨尊顏真卿，就是這種社會心理的表現(xiàn)。發(fā)展下去，字寫的不好的人也可以理直氣地說:“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边@種書以人貴的社會心理，除影響后代書論在很多情況下不能實事求是地評價一些書法家外，還直接產(chǎn)生了一個負作用，就是米芾所說的“學權(quán)貴書”。因為凡當權(quán)者必以人品自詡、宣和間蔡京當權(quán)，其時所撰之《宣和書譜》，對蔡京人品書品的獎可稱無以復加。一時學蔡書者之多，更甚于米芾所說的學李宗諤、宋綬、韓琦，蔡襄、王安石。它對明清之際的書論更起了直接影響。

5.宋人書學刻本。唐末五代之亂，對文物造成的破壞極大，就連唐太宗殉葬昭陵的《蘭亭序》也被溫韜盜陵毀之，后又有靖康之亂，宋御府苦心搜集的書畫文物再道劫難。法書真跡日見其少，而學書之人日見其多唐人雙勾廓填之法已供不應求，刻石傳拓之法便應運而生?！洞净w帖》之后，各種匯帖越來越多，以至后人將宋人書稱之為“帖學”書法。初刻拓本難得，于是就重刻、翻刻。不僅盛行刻匯帖，而且也流行刻單帖。北宋人迷信《蘭亭序》，南宋人鬧《保母磚》。原刻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原帖墨跡的筆致風神，輾轉(zhuǎn)翻刻當然就更筆意迷離模糊。這是后人指責宋人筆法破壞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上所論，是宋人書風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但是，一個時代，特別是兩宋，不僅書法家人數(shù)眾多，而且風格面貌也是多種多樣。上述的總結(jié)和歸納，只能是一個輪廓式的把握，要全面認識五代兩宋書法，還必須去了解這一時期書法家們的藝術(shù)活動，特別是他們的書法作品的風格特點、藝術(shù)水平、師承淵源及其在書法史上的歷史地位亦即書法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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