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紫光02-23 21:10 前文花了相當多篇幅分析尼羅河三角洲的沖積和存在問題，畢竟有多少土地，就決定了有多少耕地，進而決定了能支撐多少人口。而對一個國家一個文明、尤其是一個農業(yè)文明來說，人口多寡從根本上決定了其發(fā)展高度，畢竟甭管什么偉大奇跡還是流傳經典，都需要人，去完成。 劉文鵬的《古代埃及史》[參134]引述巴策爾、麥克伊偉迪等人的結論，在公元前3000年就把古埃及的人口推到了近100萬，前2500-前2000年年更是推到160-200萬，之后一直到古希臘羅馬時代之后一直維持500萬左右上限到近現代，如此以證古埃及“輝煌偉大”之根基牢固。 單這個增長曲線就十分蹊蹺。而前文已論述，據多方材料之交叉印證，尼羅河三角洲，不會超過1000年，如此一來，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建在三角洲的亞歷山大港或離三角洲一帶很近的如金字塔遺跡、孟菲斯城及尼羅河兩岸若干神廟等的地基直接成疑，偽史之偽，已可見一斑。 當然本系列這部分還是講地理和農業(yè)，所以我們今天就在此基礎上，好好算算古埃及究竟能有多少耕地和人口。 其實此問題在@倚天立的文章[參1]中就已經做過分析了，不過我的計算方法略有不同，所引資料也會有所不同，算是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補充。而如果我們從不同視角都可以推導出類似結論，那么就實現了交叉印證，進一步夯實了偽史之偽。 一）耕地面積推算 整個埃及的耕地，基本可分為三部分，最大頭的就是尼羅河三角洲，占了2/3[參26]，衛(wèi)星圖上看起來像朵花；其次是法尤姆地區(qū)（Fayum）地區(qū)，就是衛(wèi)星圖上那片葉子的區(qū)域；最后是尼羅河河谷外加一些零星的綠洲，主要就是莖干那條線。 根據土地資源網統(tǒng)計的《世界各國耕地面積列表》[參130]，2006年埃及耕地面積是34044平方公里，也即340.44萬公頃，那么2/3就是226.96萬公頃，合3404.4萬畝（市畝）。該數據也是倚文所引數據[參1]。 另據公開資料[參141]查得數據為埃及總耕地310萬公頃，而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官方統(tǒng)計數據[參142]，最新2017年為373.38萬公頃，其中可耕地（一年生作物，主要就是糧食）為278.68萬公頃，其他經濟作物（多年生作物）94.7萬公頃——上面340和310萬公頃的數據，大概是直接將農業(yè)用地（Arable land）直接全部都作為了可耕地（Agricultural land）計算。 聯合國糧農組織官方統(tǒng)計數據庫/國家指標/Egypt[參142] 但其實這樣計算，最起碼還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阿斯旺大壩的巨大作用，大壩的建成，除了減少旱澇災害破壞、以及大量改以前的淹灌方式為常年灌溉（季節(jié)灌溉）從而實現一年兩熟三熟增加產量外，更直接的就是大幅增加了耕地面積。 我們先不考慮減災和灌溉導致畝產本身提升的問題，先只單論耕地面積。在倚文[參1]中給出的數據是增加耕地面積1260萬畝（市畝），折合84萬公頃，但文中認為這部分增量全加在了上游河谷區(qū)，此說法可能是不準確的——大壩對下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三角洲地區(qū)也一樣，比如，在如下 google earth 的衛(wèi)星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大塊間雜開墾的區(qū)域，其海拔至少是10幾20米以上，所以肯定不是直接由尼羅河沖積而成，而只能是由新的灌溉系統(tǒng)引水而成，即很多阿斯旺大壩相關資料中說的“開墾沙漠為耕地”： 而且這個1260萬畝的數據未見文中注明詳細出處，所以我就自己找了一些論文來看： “ 阿斯旺工程使埃及的灌溉面積從建壩前約252萬hm2增加到336萬hm2，而且使農田由漫灌改為常年灌溉，從一年一熟改為一年兩熟或三熟。更多的水量使水稻等耗水性作物的栽培成為可能。[參143] *注：即新增336-252=84萬公頃 由于阿斯旺大壩的修建，埃及政府得以實施土地開墾計劃，擴大土地面積200萬hm2。水稻的種植面積由20萬hm2增加到70萬hm2。甘蔗種植面積也從9.2萬hm2增加到27.5萬hm2。 阿斯旺大壩建成后，有效地提高了作物產量......在阿斯旺大壩建成前，受天氣氣候條件制約，埃及上部的大部分地區(qū)的約100萬hm2土地采用“盆地式灌溉”方式，為一年一熟制，而有了阿斯旺大壩后，就變成了一年多熟制的全年性灌溉。[參144] ...這座工程不僅是埃及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和水庫之一...... 1952年前，埃及在尼羅上僅有幾座低壩工程（包括阿斯旺老壩），不能起控制作用。農田靠尼羅河洪泛灌溉，每年一熟，產量低，遇旱澇年份即成災。1952年革命后，埃及政府全面研究尼羅河開發(fā)問題，擬定阿斯旺高壩方案，規(guī)劃中設想高壩建成后，形成多年調節(jié)水庫，完全控制尼羅河水量，根除旱澇災害（每年可均勻獲水840億m3，扣除蒸發(fā)損失10億m3 , 凈得740億m3，埃及可分獲555億m3 )。徹底改變農業(yè)面貌（擴大耕地和改為常年灌溉，每年兩熟至三熟）， 并獲得大量廉價水能，全國形成統(tǒng)一電網。 ...... （二）農業(yè)的發(fā)展和改造 埃及全國全年降雨量極少，農田集中在尼羅河兩岸及三角洲。主要依賴河水在八 、九、十月洪泛期灌溉，每年一熟，靠天吃飯，絕大部分河水都白流入海無法利用。建壩后，由于河水得到完全控制，埃及每年可以穩(wěn)定得到550億m3水量，故大量耕地改為常年灌溉，一年兩熟或三熟，每費丹（合6.3畝）的單產增產（大米達4t、玉米達20 ~22t，甘蔗達40 t ) ，并且大量開墾新耕地。從1952年到1975年，共新墾91.2萬費丹（575萬畝），1975-1985年計劃再墾60萬費丹（執(zhí)行情況不詳）。而1961年全國耕地僅597萬費丹。由于高壩建設產生的縱（復種指數和產量提高）橫（耕地擴大）兩方效益，實際上相當于耕地翻了一番。 *注：597萬費丹≈250萬公頃 [參145] （阿斯旺）蓄水量1820億m3，居世界第一。高壩和水庫在防洪、灌溉、發(fā)電、養(yǎng)魚等方面都發(fā)揮了重大作用。阿斯旺水壩是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筑造的，它使埃及90%以上的耕地得到灌溉，農田的復種指數大大增加，農業(yè)單位面積產量迅速提高，棉花平均產量達2760kg/hm2，水稻為5400kg/hm2，結束了依靠尼羅河泛濫進行耕種的時代。阿斯旺水壩不僅使埃及灌溉面積增加了130~200萬hm2，還使70萬hm2的每年一季作物地區(qū)變成永久性灌溉的多季作物地區(qū)，使埃及的灌溉面積增加25~30%。阿斯旺水壩使棉花增產50%，耕地增加200萬埃畝。原來要在洪水過后才能耕種的盆地灌溉區(qū)，現已改成人工灌溉的稻田，并增加到70萬埃畝。[參146] 大壩水庫的巨大容量不僅調節(jié)了下游流量，防止了洪水泛濫，還利用蓄積的水量擴大了灌溉面積，因此，近100萬ha的沙漠得以被開墾成可耕地。[參147] ...毫無疑問，阿斯旺高壩是整個埃及灌溉歷史上一項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建設項目，但它還不能被稱之為絕無僅有的一個重要開發(fā)項目。埃及施行常年灌溉可追溯到1872年，當時25.92萬英畝的土地從淹灌轉變?yōu)槌Ｄ旯喔取?/strong>截至1937年，550萬英畝的田地中共有430萬英畝的土地進行常年灌溉。 除非有良好的排水系統(tǒng)，否則常年灌溉而造成的水澇和土壤鹽堿化的狀況無可避免。這是幾十年以來人所皆知的事實。早在1909年，埃及因為棉花欠收陷入經濟危機，這次危機促進尼羅河三角洲平坦地帶修筑排水系統(tǒng)。甚至于更早之前，1898年和1902年，尼羅河三角洲的低洼地區(qū)先后建成 El-Max 和 ltssa 排水泵站?？梢哉f，在阿斯旺高壩開始運行之前，幾乎有60%的開墾土地具有明渠排水系統(tǒng)，總共有56個泵站為大約310萬英畝的土地的排水服務。 阿斯旺高壩是一項多目標工程，涉及效益為發(fā)展農業(yè)、防洪、發(fā)電。建設這項工程的目的之一就是使100萬英畝的土地實現常年灌溉，國家的耕地面積增加260萬英畝，水稻種植面積擴大到72.7萬英畝以上......目前，900萬英畝的耕地中，使用地面排水系統(tǒng)的有810萬英畝，使用淺地表排水系統(tǒng)的有580萬英畝。 [參148] 2 . 高壩的積極影晌 站在政府立場強調高壩的積極效果的典型研究，可以埃及國家銀行1965年的費用效益分析為例。 該研究的結論之一是：高壩費用效益比為1:3.1，而美國的9個大壩，平均為1:1.41 ，所以與美國相比，這是一個經濟效益高的項目。 該研究列為高壩效益的是：(1) 增加供水量擴大農業(yè)灌溉開發(fā)，(2) 發(fā)電，(3) 航運，(4) 控制洪水。特別是(1)，它由(a) 沙漠開墾，(b) 上埃及殘留的“圩（wéi）垸（yuàn）” 式灌溉地轉為常年灌概（97300費丹，1費丹約等于0.42公頃）， (c) 擴大夏季播種的水稻、甘蔗等商品作物的播種面積，(d) 改善耕地排水等組成 。 ...... 首先關于沙漠的土地開墾，政府認為利用高壩增加的水源可能開墾的面積，為相當于農地總面積的25%，即50萬費丹，但后來正式發(fā)表的數字是1952一74/75年為912 000費丹。其中755000費丹（83%）是靠高壩的恩惠。但是土地開墾也是激烈的政治爭論對象，200萬費丹是個浮夸的數字，另外土地生產率能達到經濟限度水平的僅為正式發(fā)表的面積的46%而已。 而且后來土地開墾的實際成績也令人可惱，1981/82一1986/87的開發(fā)計劃中，僅完成了目標636900費丹的41%（264731費丹）。土地開墾的這種乖離目標，其原因是舊耕地的灌溉需水超出所想象的；低估土地開墾成本；沙漠土地的肥沃性。但是如果想到每年高達3萬費丹土地的轉為非農業(yè)利用和人均耕地率惡化（由1960年的0.2費丹降為1986年的0.12費丹）這樣的忽視近期經濟效益的土地開墾目標也是可以理解的 。 [參149] 因為有了這座壩，尼羅河流域的耕地總面積由1970年的6百萬費丹（1費丹相當于0.4公頃或1英畝）增加為1990年的7.2百萬費丹，凈增達20%。[參150] *注：1費丹=1.038英畝，600萬費丹約為250萬公頃 ” 綜合以上資料，可以十分確定，在1970年阿斯旺高壩建成之前，埃及的耕地面積只有250萬公頃，只相當于最新370萬公頃的67.5%。 這個數據跟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庫[參142]也是吻合的： 聯合國糧農組織官方統(tǒng)計數據庫/國家指標/Egypt[參142] 而且注意這還只是1970年完工的阿斯旺高壩的影響，而在此之前一百多年前的1840年，尼羅河河上就已經開始修很多低壩了[參12,148]，這些低壩本身又增加了多少耕地呢？比如上面[參148]就提到，“截至1937年550萬英畝”也就是只有220萬公頃。 鑒于之前的數據可能不完整，我們就按1961年的數據，250萬公頃，來計算。這已經是很有利于“古埃及”的支持者們的了。 另外，我們注意文中[參148]一句話“除非有良好的排水系統(tǒng)，否則常年灌溉而造成的水澇和土壤鹽堿化的狀況無可避免。這是幾十年以來人所皆知的事實?！薄@是幾十年來的認知，則就不知道幾千年前的“古埃及”人是有怎樣牛逼的灌溉系統(tǒng)、如何來解決這個水澇和鹽堿化問題？事實上，以上所舉文獻中，基本全部都涉及到阿斯旺大壩造成的負面影響，其中一項就是土壤鹽堿化。 回來繼續(xù)算耕地面積，以1961年250萬公頃為基礎，仍按三角洲占2/3計算（如果三角洲占比過大計算出來的結果只會更難看，占比過小又顯然不符合事實畢竟下面分析法尤姆地區(qū)都幾乎沒有），則1961年三角洲耕地僅166.67萬公頃。 倒推回4600年前所謂“建金字塔”那會，按倚文[參1]估算只給了今天的1/6，則合27.78萬公頃=416.67萬畝（市畝）——這已經放得很寬了，畢竟按前文分析，尼羅河三角洲不超過1000年的，而且如果給西方“歷史”的祖師爺希羅多德來說，那也是一分都不能給的： “ 他們還告訴我說，埃及人的第一位統(tǒng)治者名叫米恩（譯者（徐巖松）注：即美尼斯）；在他那個時代，除了底比斯諾姆之外，全埃及都是一片沼澤，在今天莫伊利斯湖以下的地方全部都是在水平面以下的。從海岸到莫伊利斯湖，需要七天的航程。[參128,p187-188] ” 美尼斯的別稱，還可參考一些其他文獻，且主流認知為其是“古埃及”第一王朝開國者、統(tǒng)一上下埃及、建都孟菲斯、并開啟法老時代的人物，時間公元前3100年[參131-136]。“諾姆”就是“州、城邦”的意思，相當于今天的省、市等行政區(qū)劃[參137]，而底比斯（Thebes）在何處呢？就在著名的盧克索、卡納克一帶，離南部的阿斯旺大壩也不遠了。[參138] “ 盧克索（Luxor）位于開羅以南700千米的尼羅河的右岸，是埃及中東部的歷史古城，也是著名的旅游中心。它古時是大名鼎鼎的底比斯——一座在古埃及中王國和新王國（公元前2040~前1071年）期間建立的都城，至今已經有4000多年歷史。[參138] ” 那個“莫伊利斯湖”又在哪里呢？就在上面說的法尤姆地區(qū)： “ 法老第12王朝的統(tǒng)治者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公元前1991－1992年）首次利用部分沼澤地來發(fā)展農業(yè)，且從尼羅河出發(fā)，挖掘了一條很寬的運河，由貝尼*斯維夫西北部的拉胡恩的一名管理員進行管理。后來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做了更多的發(fā)展工作，他對這一地區(qū)十分感興趣，并在哈瓦拉修建了一座金字塔。所有這些做法的結果是形成了比如今的面積大兩倍的莫伊利斯湖（大湖），湖中魚類眾多。[參139] 從名字即可知，法尤姆地區(qū)有一個湖，古埃及人稱其為Sha－resi（“南湖”），后來稱其為Mer-wer（大湖）。(22) 法尤姆以這個湖為中心。(23) 古希臘旅游者和地理學家稱此湖為莫伊利斯湖。(24) 到希羅多德（公元前484—前330/320年）時代，這個湖的周長大約3600斯塔吉亞（約445英里），覆蓋著770多平方英里的區(qū)域。(25) 早在法老埃及第12王朝（大約公元前1991—前1786年）時，法老阿蒙尼姆赫特三世曾在這里進行了沼澤排水工程，開發(fā)了大約170平方公里至450平方公里的耕地，(26) 所以希羅多德看到的莫伊利斯湖的面積已經比原始狀態(tài)小了很多。 (22) M. M. 曼寧：《托勒密埃及的土地與權力》，第99頁。 (23) D. B. 瑞德福特：《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書》第1卷，第496頁。 (24) 關于莫伊利斯湖的名字的詳細內容，請參考阿蘭·H賈德納、H. I. 貝爾：《莫伊利斯湖的名字》（Alan H. Gardiner and H. I. Bell, “The Name of Lake Moeris”），《埃及考古學雜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第29卷，1943年，第37—50頁。 (25) 因為根據傳說，美尼斯是埃及第一個人王，之后有330個君主，其中最著名的是莫伊利斯（Moiris），他在法尤姆挖掘了一個大湖，這個湖便以他的名字命名。［L. 迪克曼：《法尤姆》，第175頁。］但是，考古學家未發(fā)現莫伊利斯國王的歷史遺物，我們權且約定俗成地使用這個名字。事實上，據現代考古證據可知，與法尤姆地區(qū)一樣，莫伊利斯湖是一個自然形成的湖泊，根本不是人工建造的。［希羅多德：《希波戰(zhàn)爭史》，Ⅱ. 149。］ (26) J. 貝恩斯、J. 麥雷克：《古代埃及地圖》（J. Baines and J. Malek, Atlas of Ancient Egypt），紐約1980年版，第18頁。 [參140] ” 我就不吐槽這一會兒說是人工一會兒又說是自然形成，一會兒說是阿蒙尼姆赫特一會兒又變成了什么莫伊利斯王結果又不能考古證明...... 我們就單看希羅多德說的幾個地方在地圖上什么位置： 希羅多德說，在美尼斯時代，“底比斯（盧克索）以外都是沼澤，莫伊利斯湖（法尤姆地區(qū)）以下的地方都在水下”——這就是偉大的“古埃及文明”開局所擁有的條件？然后僅僅過了幾百年（號稱“公元前2580年”），就把金字塔都修到開羅那塊去了？我固然知道金字塔在高地上，問題是其生產力物質基礎在哪里？而且，把個都城孟菲斯和金字塔都放在離上游開墾區(qū)那么遠的海邊么？為了像外國人和地中海的海盜顯擺？ 這才叫做“開局一張嘴，歷史全靠編”吶...... 反正要么真沒東西，要么你們西方“歷史”學的祖師爺希羅多德在胡說八道，或者兩個都是，選哪個都是死。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所謂“古希臘”也有一個底比斯（Thebes），這同<上一篇>中分析到的 Babylon 類似，地名系統(tǒng)一團亂麻，名字滿天飛，不知道傳承關聯就突然出現在千里之外了（腦中不禁想起費玉清的嗓音...... 所以說尼羅河三角洲部分古代給到今天的1/6，已經是很給面子了吧？ 除三角洲外其余部分1/3即83.33萬公頃，主要分為法尤姆地區(qū)和尼羅河河谷區(qū)。 先看法尤姆，援引前面參考資料《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對法尤姆地區(qū)的農業(yè)開發(fā)》[參140]所述，中王國時期在法尤姆最多開發(fā)了450km2，“經過前兩位托勒密國王的開發(fā)，法尤姆地區(qū)的可耕地面積達到了1200-1600km2，比中王國時擴大了兩至三倍”。 而埃及修金字塔的年代比之中王國時期又要早了好幾百年（約前4600年），當時法尤姆尚未開發(fā)，那么在計算當時耕地的時候，就必須要把這部分去掉，則之剩下河谷地區(qū)（83.33-16）=67.33萬公頃。 當然，前面我們也看到了，在沒有常規(guī)灌溉系統(tǒng)的條件下，土地的利用效率是非常低下的，這個67.33已經是1961年的水平了，4600年前別說現代各種機械汲水裝置、挖掘設備，就算是中國人發(fā)明的水車和鐵器都還沒有，而且河谷區(qū)只有一個干流，不像三角洲水網密布取水還能方便點，能給個一半就不錯了，只能按最多33.67萬公頃計算。 “ 尼羅河是灌區(qū)的唯一水源，從南到北流貫埃及全境，形成寬約3～16km的狹長河谷...... 利用尼羅河每年一季的洪水漫灌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400年。直到19世紀以后，才出現溝灌法和畦灌法，并逐步得到推廣，僅在沙漠綠洲提取地下水灌溉的局部地區(qū)采用噴灌和滴灌。[參151] ” 我下篇也會那些老照片來印證這點。 所以，如果算上三角洲還剩的那點，一共就是61.44萬公頃，合921.75萬畝（市畝）；這個數據還是比@倚天立[參1]計算的要多點。 如果三角洲那點不算，就河谷區(qū)這33.67萬公頃，合505萬畝（市畝）。 其實真要照前面希羅多德說的那樣，底比斯以下都是沼澤，那其實都不用看了，直接就是個零蛋，什么耕地、人口？都是 Zero，頂多有幾個“打醬油”的路人。那后面的計算工作都不用干了——雖然我們還是會捏著鼻子把這整個邏輯鏈都刷完。 當然，可能還有同學會要杠一杠，說“那幾千年前氣候條件可能不一樣啊，會不會此地曾經也是水網密布氣候濕潤草場豐茂？畢竟曾經黃河流域也有大象、犀牛啊？最近不是也聽說隨著全球變暖新疆又開始變得濕潤些了么？” 1) 如果真是曾經水網密布，那么在其他地方應該也會布滿古遺跡和重要城邑，但是現在埃及（號稱的）考古遺跡（偽造或錯誤斷代）基本都集中在河谷或三角洲地區(qū)，西方“歷史學家”們自己畫的示意圖，也不敢把遺跡范圍擴到今天的沙漠區(qū)域內嘛——畢竟偽造的嘛，哪里可能面面俱到沒有紕漏？
2) 尼羅河在埃及境內就是一條客河，地形在離開河岸往兩邊幾公里到十幾公里后便會迅速隆起至少幾十米的高地，各位可以自己打開 google earth 查看下，我這暫時沒有搞定 global mapper，下面這張圖湊合看吧：
3) 如果真是曾經水網密布，那么至少會形成像長江三角洲那樣的多個與干流走向呈垂直趨勢的沖積走廊，且寬度范圍也會要大得多（長江中下游平原相當于20個尼羅河三角洲），甚至直接連成一大片如華北平原、歐洲平原，而不會僅留有一條深切大地、只有幾到十幾公里的狹窄河谷——就這點來說兩河也比尼羅河強?。?/p>
而關于西北變得暖濕的說法，建議看看這篇真正科學家的科普文章： 總之，熱帶沙漠氣候那也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那是數百萬年的積累，四五千年內如果有那樣劇烈的氣候變化，不是用幾句“可能”張嘴就能解決的，是需要你去完整的、嚴謹的證明的，你若真能證明之，那可以是諾獎級別的成果了。中原的大象、犀牛與其說是因為氣候變化消失，不如說是因為捕獵和森林砍伐，就像近年的華南虎（中國虎）。中國北方旱田，南方水田，幾千年可沒變過。 二）人口估算 對此倚文[參1]已經做了一個估算，通過推算當時耕地的畝產產量，以及人均的糧食消耗、損耗等，來進一步推算人口。不過個人覺得這樣有點繞，多加一層估算也可能多引入一份誤差。而且既然已經有人做過了，我也不必重復勞動。 所以我就簡化下，直接使用耕地效率來換算，就是直接估算一個“畝/人”或“人/公頃”的關系式，即“支撐一口人，需要多少畝耕地？”（越小越好）或“一公頃耕地能養(yǎng)活多少口人？”（越大越好） 好在相關統(tǒng)計數據都可以直接從中國的重要歷史文獻中查到，更有大師做過這方面的系統(tǒng)整理工作，就是前面引用過的，梁方仲先生的著作《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tǒng)計》[參71]。 先秦時期的統(tǒng)計已經漫不可聞，只留下一些典籍中的只言片語，或含義模糊，很難作準，比如《周禮·大司徒》中“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孟子》也有“周人百畝而徹”，“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周畝/今市畝=0.2882[參71]），這些都具有某些特殊性，比如地域，比如“勿奪其時”的前提，這很難達到，還有稅賦、留種、平倉備災等問題，況且還有說法《周禮》是漢朝補錄實為漢朝記錄；還有比如李悝還是誰說變法后產量很高的說法（印象中是說做到今五市畝/口），具體是哪里看到的一時忘了也沒查到，但總的來說也有為了支撐變法夸大數據的嫌疑，所以還是要謹慎、要持保留意見——而且李悝變法后是實行200步一畝的大田制，不同于周代100步一畝的井田制[參175]，此因素可能并未計算在內.... 所以還是來看專家整理好的數據吧：最早的準確而又完整的記載已經到了西漢末年平帝原始2年，也就是公元2年，王莽正在充值，西漢也就只剩5-6年的光景了。此時有田畝827,053,600畝（漢畝），口數59,594,978口：
約合13.88畝/人。但是漢畝僅相當于今市畝的0.69，約合9.6市畝/人。后頭也有幾組東漢的數據，基本上在9.5-10.1之間浮動。也就是說在兩漢的農業(yè)水平上，大約需要9.8畝才能養(yǎng)活一口人。
至于隱田的問題就不考慮了，如果考慮的話數據會更難看的。大抵有隱田就必有隱戶，也就是《長安十二時辰》中所說的“逃籍脫籍”者，所以還是按官方統(tǒng)計數據為準。 當然我們不能把這個9.8就直接往“古埃及”上面套，畢竟中間還差著至少2500年，隔著夏商周和春秋戰(zhàn)國，從灌溉系統(tǒng)到鐵質農具等一系列農業(yè)技術水平完全不在一個檔次。所以必須要在9.8的基礎上再打一個折扣，表示同樣一個人會需要更多畝數的耕地才能支撐。 嚴（杠）謹（精）同學肯定又要說了——那古埃及條件可能就是比中國好啊，比如人家可以一年兩熟甚至三熟啊..... 那我必須說，首先，請別拿“可能”來討論這么嚴謹的問題，拿事實和數據，而我們上面在討論阿斯旺大壩的時候已經引用過多處資料表明，直到1872開始修筑阿斯旺低壩和后來的高壩，埃及才開始常年灌溉，才能實現兩熟甚至三熟；另外，參看古埃及所使用的歷法，也只可能是一年一熟。作為比較，中國到唐朝才開始實行兩熟制。 “ 古埃及的歷法包括太陰歷和準太陰歷等，大體上將每年分為3個季節(jié)：泛濫季、長出五谷季、收割季...... 民用歷法的基礎的尼羅河的水位，由此劃分出Akhet（洪水）、Proyet（生長，相當于冬季）與Shomu（收獲，相當于夏季）三個季度。這是由于尼羅河泛濫可以讓土壤更為肥沃，對于埃及的民生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其說古埃及歷法是太陽歷或天狼星歷，倒不如說是尼羅河歷。月份表示只是某季度第幾月而已，如I Akhet是每年第一個月，II Proyet是第4個月。日期也只是用某月第幾天的方式表示。 [參129] ” 還是這么個“尼羅河歷”，什么“天狼星歷法”之類的，就是個擺設，跟中國古代二十四節(jié)氣，完全沒法比啊。 那么這個折扣多少才合適呢？這個時候就要考慮畝產問題了。還是拿數據說話： 先看余也非先生在《中國歷代糧食平均畝產量考略》[參152]中做的考證：
如上表，雖然古代畝產提高緩慢，但兩漢相對于先秦還是有一個9.7%的提升，所以回退到4600年前的古埃及，九折是跑不了了。 再接著看看其他數據：西北農林大學的吳賓在《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研究》[參152]中對之前多位專家的數據做了綜合比較分析：
以同樣的人均糧食占有量衡量， 耕地效率逐步提升， 隋唐后至宋明的一段躍升多半跟南方的兩熟制有關 按第一張表，則是85折，但若按第二張表的人均糧食占有量來看，那就只有65%了。一般來說，人均300kg（即600市斤）是溫飽線，400kg是小康線，中國90年代是340kg，2000年代是420kg[參154-155]。所以現在也就是將將達到盛唐的水平吧，跟爛明和銼宋，還沒法比（康熙盛世真相了....康熙康熙吃糠拉稀，有道理?。?。當然古代糧食分配不均，即孔子所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嘛，產量不穩(wěn)定，平滑手段也比較差，跟今天沒法比。而且現代國人肉食及其他副產品的消耗要大得多，這跟印度也非常不同，印度糧食還出口呢——賤民生存在饑荒的邊緣，除了主糧，其他肉蛋蔬菜是想都不用想了，“寧可拿糧食出口換外匯也不能便宜了下等人和賤民”（可以參考這個知乎：為什么印度在人均糧食產量只有中國一半的情況下仍然能保持糧食凈出口，而中國卻要大量進口糧食？）。
所以說以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農業(yè)生產力水平，若要維持一個能修金字塔那般的“盛世”水平，所能支撐的人口只會更少。當然這里面可能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先秦時期的放牧、漁獵和采集等食物形態(tài)還廣泛并存，提供了其他重要的食物來源，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參156-160]。從甲骨文到春秋戰(zhàn)國大量的文獻和詩歌中也都有關于漁獵、放牧的記載和法律條文，比如《周禮》中就有多篇涉及到諸如“牧人、牧師、牛人、羊人、圉人、獸醫(yī)、巫馬、漁人、獸人”等職務，而甚至到漢唐時期，都保持著田獵的傳統(tǒng)[參161-163]。還有飲食結構等旁證。商朝前期多次遷都也多少可以認為與其半牧的性質有關。 上圖吳賓的表中還統(tǒng)計了一個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耕地畝數2.3億，只相當于秦漢時期的40%，也可側面反映這一點。這種早期的放牧、漁獵經濟需要廣闊的自然空間和自然資源，而這顯然是土地和資源緊張的埃及地區(qū)所不具備的。 尤其是按希羅多德的說法，埃及人各種規(guī)矩又多，比如不能宰殺牲畜 “ 因此，埃及人是普遍地使用潔凈的公牛和公牛犢來當作犧牲的。但是，他們卻不許使用母牛來當作犧牲，因為母牛是伊西斯的圣獸。這位女神神像的外形是一個婦女，但是長有母牛的一對角，因而和希臘人想象的伊奧神相似。埃及人無論男女老少，對于母牛的尊崇，都遠遠超過其他任何畜類。這就是為什么一個土生土長的埃及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會喝希臘人接吻，也不會用希臘人的刀子、炙叉、鍋，更不會去品嘗用希臘人的刀子切割的、潔凈的公牛的肉。 牛死了以后，他們是以這樣的方法處理的：把母牛拋入河里，把公牛埋在城郊，不過要把一只角或兩只角露出地面以為標記。等牛的身體腐爛以后，在制定的日期，從一個叫做普羅索皮提斯的島那里開來一條船，這條船的人們依次到各個城市去收集牛骨。普羅索皮提斯島實際上是三角洲的一部分，周邊的長度為9斯科伊尼（[4]譯者（徐巖松）注：約合100千米），普羅索皮提斯地區(qū)有若干個城市，派船來收集牛骨的那個城市叫作阿塔別齊斯。在那個城市里，有一座非常圣潔的阿佛洛狄忒神廟。許多人從這個城市出發(fā)前往其他各個城市挖掘牛骨，然后把這些牛骨收集起來帶走，全部買到同一個地方去。他們采用和埋葬牛相同的辦法，去埋葬其他家畜——按照他們的風俗習慣，他們是不得屠宰任何一頭家畜的。 [參128:p209-210] ” 牛還可以說是生產性物資（其實也不靠譜，下面會說），那其他家畜呢？豢養(yǎng)了又不吃，白白浪費糧食和人工么？ 所以，換算到同等條件下的話，打個7折（上面65%）絲毫不為過吧？ 就這，還沒有考慮自夏商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項農業(yè)技術水平的大幅發(fā)展呢。試總結幾條，主要參考吳賓的《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研究》[參152,164]： 1) 從溝渠灌溉到大型水利工程，早在夏商時期就已經開始溝洫工程，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更有都江堰、鄭國渠、魏文侯西門鄴令（即西門豹）開鑿的漳水12渠引漳灌鄴...等系統(tǒng)的水利工程，再到后面秦漢時期就更不消說了。而埃及，前文已看到，直到19世紀還在用漫灌法。 而且要注意戰(zhàn)國時期這些重大、大型水利工程，都是在各國完成了變法之后才得以施行，這意味著社會組織結構的深刻變革，這是4600年前的古埃及、蘇美爾等所具備的嗎？在這些偽史編造者嘴里面，修個灌溉工程似乎只是吹口氣那么輕松，書里面總是一掃而過，卻大段大段的介紹著金字塔、神廟等毫無實用價值的破爛兒玩意；灌溉工程到今天拿不出一個確切的遺跡和記載，連個工程的具體地點和名字都沒有（好比阿斯旺大壩這才是確切的），卻圍著一堆堆破石頭較勁...... 2) 從最初刀耕火種的撂荒制，發(fā)展到輪荒制，再進一步過渡到休閑制、連耕制，輪作、復種兼而有之，說明早期耕作制度是比較原始落后的。如果古埃及也像今天伊朗那樣三田制（耕一休二），那可是還要在前面7折的基礎上再打個至少4到5折（只算二田制）了吧？ 3) 鑄鐵技術發(fā)明，鐵質農具廣泛普及和機械結構的改進，極大的提高了農業(yè)生產效率，不僅使犁地、深耕等工作效率和質量大幅提升，而且對于開渠、水利等也大為有利。 相比于青銅器，鐵器成本要低得多——當然僅限于鑄鐵，如果是西方人吹牛的那些塊煉鐵、鍛件、冷鍛之類的東西就算了，最多打造點好兵器——在有優(yōu)質鐵礦石的前提下。 在鐵器應用之前，人類農作其實還是主要靠木石，因為青銅器太貴了，只適合用來制作兵器、禮器（如九鼎、后母戊鼎等）和一些生活耐用件（且多半是有家底的人才能置辦得起，沒錢就用陶器吧）、車馬件等，屬奢侈品，全世界目前出土的青銅農具都是非常少的。[參164-168,173]
據說為埃及博物館館藏的 “古埃及”早王國時期木制鐮刀、鋤頭 畢竟不敢偽造個鐵的咯 是不是真能用？你說呢 [參1,181-185] 所謂“青銅時代”根本也都是拍腦袋想出來的東西（青銅時代（Bronse Age）這個詞，最初由丹麥博物館 G·J·湯姆森 為館藏陳列分類而提出）。 4) 精耕細作的方法不斷發(fā)展和改進。前述灌溉、輪作制等就是一個體現，還有如畎畝法、深耕熟耨、田間管理、除草除蟲、培土間苗、保墑防旱、選種育種、施肥回肥（如燒草木灰、綠肥等）等，形成了中國農業(yè)長期以來精耕細作傳統(tǒng)。而古埃及，除了漫灌，就是靠豬的腳去踩來完成播種[參128,p192-193]，這種粗放的經營模式。至于其中各種問題？反正尼羅河母親都解決了嘛！反正尼羅河就是有這么神奇嘛！——不過這神奇只限于幾千年前的古代。 5) 牛耕的普及——是的，牛馬畜力耕作至漢代才得到廣泛普及，春秋時期只是開始一定范圍內運用，這點同鐵器類似。也就是說，一項技術的普及到占統(tǒng)治地位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在當時可能就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跨度。 事實上，牛耕和犁具是配套的，只有犁具發(fā)展到足夠給力的鐵犁水平（鋒利、耐用、新的機械結構發(fā)明且造價低廉），畜力耕作相對于人力的效率優(yōu)勢才能真正完全體現，而且同樣畜力，牛耕和馬耕的犁具還有差別。[參172-180]。 “ 兩僅時期是我國封建時代社會經濟的大發(fā)展時期 。推動這一發(fā)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鐵犁和牛耕技術的逐步推廣，乃至基本上普及于全國。鐵犁和牛耕技術結合形成了先進的社會生產力，這一社會生產力不僅是兩漢時期農業(yè)發(fā)展的強大動力，而且也是促進當時手工業(yè)和商業(yè)大發(fā)展的強大動力 。[參172] 戰(zhàn)國時期是牛耕技術發(fā)生質的飛躍的時代。這一飛躍的主要標志就是鐵犁的出現。因為鐵犁鋒利而堅固，既便于深耕、快耕，又很耐用；且造價低廉，較易推廣。雖是這樣，推廣的過程仍是相當緩慢的。[參172] 西漢中后期鐵犁和牛耕技術推廣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效，有四個主要的原因：一、西漢前期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為進一步提高社會生產力提出了要求，亦提供了基礎；二、國家的大力提倡和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有措施地推廣；三、冶鐵業(yè)的大發(fā)展，冶鐵國營的作用.... 四、耕畜的大量引進。大牲畜的主要來源為適宜畜牧的蒙古草原.... 可是盡管這樣，直到西漢末年，鐵犁和牛耕技術的推廣還很有限。其范圍雖已超出黃河中下游，但仍限于中國的北部，東達山東，西達甘肅中部，北達內蒙古和遼寧，南達河南中部。[參172] 只有石犁被鐵犁代替以后，生產效率大大提高，犁才能變?yōu)榻浘媚陀玫膲ǜぞ摺?/strong>以上就是犁耕之所以僅在新石器及商周時代的少數地區(qū)出現且發(fā)展緩慢、遲遲得不到推廣的主要原因 。[參173] 當然，也應看到，商周雖已達到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但農業(yè)生產上所使用的主要還是石木工具，銅工具的使用還是少有的現象。因為“青銅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擠掉石器；這一點只有鐵才能做到”。商周時期銅犁的使用也不例外，就犁耕來說，更多使用的是石犁而不是銅犁。[參173] ” 由此也可見古埃及那些壁畫上的牛耕圖是何其荒謬——就不吐槽“奶?！钡氖虑榱?.. 某些西方學者還恬著臉說中國牛耕是從古埃及東傳而來，這才真叫倒打一耙。
以上只是試列舉幾條而已，更多細節(jié)比如變法帶來的制度變革和社會組織能力的躍升等，限于篇幅就不繼續(xù)展開了。 綜上，如果把這些一兩千年跨度的技術加成都去掉，回溯到4600年前古埃及時代，你說要打幾折？ 我打個對折都已經很客氣了。 而且這還沒考慮糧食產量穩(wěn)定性的問題。事實上，尼羅河的年來水量極不穩(wěn)定，旱、澇災害頻發(fā)，如果不是靠了阿斯旺大壩這道護身符，埃及會有多慘？ “ 水庫的建成對尼羅河水年變化有很大改變，建壩前，枯水期及洪水期河水流量能相差10倍，變化幅度在1000一10000m3/s。建壩后，按實際需要放水，最大流量不失于2500m3/s，大流量顯著減小，又使沖刷減小。 3 工程效益 阿斯旺高壩是1964年5月截流的，當年恰是大水年，來水時已經形成了96億m3的庫容，洪水得到了部分控制。有30名工程師和10萬工人連續(xù)一個半月在加固堤防，但仍有3萬公頃土地被淹。1968年大壩建成，1975年遇到同樣大的洪水，全部洪水都被攔蓄在庫內，只按實際需要量放水，不再需要千軍萬馬在堤防上晝夜奮戰(zhàn)了。 1979年到1988年連續(xù)9年持續(xù)干旱，其中1984/1985是歷史上最旱的年份，阿斯旺年來水量僅354億m3。這一可怕的干旱襲擊了埃塞俄比亞及阿斯旺以南的一些非洲國家，使人和畜的生命受到無可估量的損失，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關注。阿斯旺水庫自1968年開始蓄水，到1978年水庫基本蓄滿，貯水量達1340億m3。因為有了充足的水，埃及公用與水資源部又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灌溉用水基本得到保證，埃及未出現任何災情。9年間庫水位下降了近27m，已臨近發(fā)電的允許最小水頭，但1989年來水量增大，水庫水位開始回升。 [參169] ” 這可怕的9年干旱，正是著名的埃塞俄比亞大饑荒[參170]發(fā)生的時間。而且非洲還經常爆發(fā)饑荒。
下面是一份1991年的報導： “ 在人們對1984-1985年非洲的那場大饑荒尚記憶猶新的時候，一場新的大饑荒現在又以驚人的速度在非洲大陸蔓延。最新數字表明，大約有330萬至350萬非洲饑民瀕臨餓死的悲慘境地，據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現在非洲至少需要510萬噸左右的糧食援助方能渡過難關。 蘇丹、埃塞俄比亞最危急 蘇丹首當其沖，聯合國糧農組織宣稱，蘇丹現有1000萬人處于危險的邊緣，幾乎占全國人口的l/2，他們大約需要高達120萬噸的糧食援助。去年，蘇丹連續(xù)第二年糧食歉收。嚴重的干旱使這個國家大部分地區(qū)的傳統(tǒng)小農田作物無收，機械化農場的糧食產量也下降了50%.... 甚至在首都喀土穆，也籠罩著一層不祥的氣氛，從全國各地涌到首都的饑民竟有200萬人之眾.... 目前，已有80萬蘇丹難民涌人埃塞俄比亞，他們在對饑餓的極度恐懼和絕望中度日如年。 埃塞俄比亞的艱難處境僅次于蘇丹，聯合國糧農組織統(tǒng)計，埃塞俄比亞的饑民加上從別的國家涌入的難民，要超過560萬人。埃塞俄比亞曾在1984一1985年的饑荒中餓死大約100萬人。今年它最少需要110萬噸糧食援助.... 人們還記得埃塞俄比亞在1985年發(fā)生饑荒的時候，世界歌星們曾通過舉辦演唱會等活動給予有力援助，挽救了100多萬人的生命，從那次饑荒中艱難地活過來的人們， 如今又落入更可怕的困境，他們期待著奇跡的發(fā)生。 [參171] ” 我們總說黃河是害河，這樣一看這尼羅河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其實這點我在前面<山河文明>這篇中就說過，洪泛區(qū)，不是那么好舒服的。 而中國這邊，首先，治河是中國文明一項長期“政治正確”的傳統(tǒng)，大河決堤視同丟城棄地，相關責任官員搞不好就要掉腦袋，而且在<山河文明>一篇也說過，中國及西域諸文明都是選址在上游山間盆地或山前平原，依著較小的支流，且東亞季風總的來說比較穩(wěn)定；其次，中國地域廣大，自動分散了風險，這就叫“縱深”，即便上古時期運輸條件差難以跨區(qū)域運糧，最起碼不管是逃荒、整體性的遷徙如古公亶父率領周人遷居陜西周原、還是發(fā)動部落戰(zhàn)（械）爭（斗）搶奪別人的口糧，好歹還有個去處——即便是“伊洛竭而夏亡”了，周邊的其他部落也會崛起，接過引領文明發(fā)展的旗幟。 我們都知道木桶短板理論。如果以上面[參170]所說，合理為2500m3/s，而最低只有1000m3/s，那這個對折上恐怕還要再來個對折了。 所有這些，您“古埃及”敢跟漢朝比？那豈不等于說“古埃及”比其后2500多年的“古羅馬帝國”還牛逼？這不等于說一個人抓著自己頭發(fā)把自己提起來？ 所以，綜合而論，“古埃及”的耕地效率，在漢朝9.8畝/人的基礎上，打個對折，絲毫一點都不過分。這“古埃及”的耕地效率，至少19.6畝/人才夠用。 故此，以前述61.44萬公頃的耕地面積及19.6畝/人的耕地效率，算得： 61.44*15/19.6=47.02萬 這個不到50萬跟倚天立[參1]的結果是比較接近的。當然，如果拿掉尼羅河三角洲，只以河谷區(qū)33.67萬公頃來計算，則只有： 33.67*15/19.6=25.77萬
而且注意，這只是理論上、按很寬標準算出的上限值。其實按正常人思維，已經看到這里條件這么爛，早走了好不好？只有等到技術條件成熟了，爛貨才有可能變成寶貝——否則，古時候中東地區(qū)早應該用上石油了。 就這么點人，拿什么來造金字塔？希羅多德說是發(fā)動了20萬人輪班倒[參128,p257-258]，難道是地也不種了，老弱婦孺餓著肚子全體上陣？雖說是有“豬隊友”踩地 三）從《西域列傳》波斯及先秦人口估算反推 其實還有另一條計算路徑，就是從中國正史的《西域列傳》中記錄的波斯人口，結合現代埃及和兩伊的人口對比，估算出“古埃及”可能的人口上限。 《西域列傳》中對西域人口計算是很重視也很準確的，比如西域三十六國，那是精確到了個位數的。遠方的安息/波斯雖然因為沒有西域都護府這樣的治所，沒有精確數據，但大約數還是有的（唐朝安西都護府的影響輻射還是能達波斯的）。 據《舊唐書·西戎》記載波斯有“戶數十萬”，而前述梁方仲的著作[參71]統(tǒng)計，一般戶均在5人左右，最多6人。我們就按50萬戶、戶均6人計算，為300萬人，你一定要說數十萬不止50萬，那也最多給到80萬戶480萬人吧？否則就不叫“數十萬”而應該是“近百萬”了。實際上前面《魏書》記載的僅僅只是“戶十余萬”，當然彼時波斯剛剛開始崛起，地方還不夠大。 唐朝所載波斯當為自最強盛時期開始衰落之時，其范圍已經瀕臨“西?！奔窗ń裉斓刂泻|岸乃至紅海東岸一些區(qū)域，畢竟大食就是在其西境發(fā)起叛亂的，所以至少是包含了今天伊朗和伊拉克的主要地區(qū)的，可能還包括部分現在的庫爾德地區(qū)，敘利亞倒是可以排除，因為記載大食“開地三千里”時為“兼克夏臘”說明是另外的國家。所以我們就把伊拉克囊括進來統(tǒng)算做古波斯/安息的范圍——如果再擴大的話，數據又要更加難看了。 由公開來源可查得三地人口、耕地、糧食自給率、種植/畜牧產值比等數據，則可以今天“埃及：伊朗+伊拉克”之比值，倒推回去用“古埃及：波斯”來倒算“古埃及”的“理論”人口上限。 可整理為如下的一張表：
注意這里還是以現代埃及全境的耕地做的比值，即便如此，最寬最寬的標準也不過100萬多點，則男性壯勞動力也就20-30萬，然后你說你抽調20萬來干造金字塔這么一件幾乎沒有收益的事情？ 如果我們再按前面去除三角洲沖積因素回溯到4600年前的方法來算，那這個數據就相當難看了——多則十幾萬，少則幾萬，對“文明”來說根本毫無意義：關鍵是還要修100多座金字塔啊！
其實吳賓所引春秋戰(zhàn)國3200萬人口的估算值可能仍然高估了，比如王育民在《先秦時期人口芻議》[參186]中的估算： “ 夏、商、西周和春秋時期，我國處于奴隸社會階段，生產力水平極低，因而人口稀少。夏王朝初期為135萬人；商朝初為196萬人；西周初為285萬人；春秋后期450萬人。戰(zhàn)國時期完成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由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止升， 出現了中國人口發(fā)展史上的第一次飛躍，人口增至二干萬。 ” 焦培民在《先秦人口問題研究》[參187]中的估算值比吳賓所引略低（春秋1500萬，戰(zhàn)國約3000萬），并援引王建華數據估算商周時期大約為1000萬，大約是考慮了目前中國全境的面積。無論如何，這都可以作為一個高估上限值來參考。 今天中國14億人口若以曾經22億畝耕地紅線在一個相對較低的生活水平上尚能保持完全自給，而目前埃及以更好的農業(yè)條件，自給率不足50%，也就是4700多萬人，倍數近30倍。 以此倍數去除前述商周1000萬的估算值，得到4600年前古埃及人口估算上限也不過30多萬。然后修個金字塔就動用20萬，據“最新研究”還是雇傭工發(fā)面包有休息日的，你說可能嗎？ 如果考慮中國南方去除兩熟因素，則中國可按0.75替算（南方耕地較北方少），埃及也只考慮兩熟不算三熟（否則更難看），按0.5替算則只有如上表2392萬人不到，則倍數為： 14×0.75/0.2392=43.9倍 則換算古埃及彼時上限不足22.8萬人！ ——何況“金字塔”比之商周還要早上1000多年； ——何況這也仍然是用今天埃及全境的耕地為前提的，并未考慮三角洲沖積因素。 四）總結 1) 本篇首先綜合多方數據、論文及希羅多德的論述，包括權威數據源的基礎上，去除阿斯旺大壩的影響、去除法尤姆地區(qū)的開發(fā)、及去除尼羅河三角洲沖積因素后，可算得4600年前修筑大金字塔時，古埃及耕地最寬上限僅61.44萬公頃，完全去除三角洲后僅33.67萬公頃； 2) 在算得耕地的基礎上，以西漢末9.6市畝/人的耕地效率為基準，結合中國先秦至兩漢時期的畝產、人口和人均糧食占有量等數據，再考慮將4600年前至兩漢時期的農業(yè)技術加成因素去除，可算得當時“古埃及”理論耕地效率的上限僅為19.6市畝/人（數值越小越高效），進而算得“古埃及”理論人口上限僅為47萬或26萬（完全拿掉三角洲）； 技術加成因素包括： (a) 先秦及之前大片未開發(fā)耕地提供放牧、漁獵和采集的食物來源作為重要補充，相較于埃及森林、草場資源的匱乏； (b) 從撂荒制到輪荒制再到連耕、復種的耕作制上的不斷改善； (c) 從簡單溝洫灌溉到大型系統(tǒng)水利工程的不斷跨越式發(fā)展，相較于埃及直到19世紀仍在普遍采用的“漫灌法”； (d) 鑄鐵發(fā)明對農業(yè)工具效率的巨大提升，即結合由此帶來的犁具完善和配套的牛耕的運用； (e) 精耕細作的農業(yè)思想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相對于埃及長期粗放式經營的實況； (F) 尼羅河年來水量極不穩(wěn)定，若無阿斯旺高低壩的蓄水調節(jié)，尼羅河為害甚大，其短板下限將導致可支撐人口大幅下降。 3) 以中國文獻《西域列傳》中對波斯的戶數記載，結合今天埃及與兩伊人口和耕地比值，去除畜牧比重和兩熟三熟影響，倒推算得“古埃及”理論人口，再去除三角洲因素和時間、技術加成，算得的數據僅幾萬到十幾萬，連支撐一個最低限度“文明”的基礎都沒有； 4) 以較高估的先秦至三代時期中國人口估算值，結合今天中國和埃及在生活水平相當、糧食完全自給的前提下的人口比值，也可倒推4600年前古埃及人口上限值僅20多萬而已（未除三角洲）； 5) 期間我們還發(fā)現希羅多德《歷史》中記載多荒誕不經、自相矛盾，若以希式記錄為依據，則所謂“古埃及”甚至可直接清零。 所以，所謂公元前2500年160萬人的古埃及，那也只能是饑餓的古埃及。 參考資料： [128] [偽古希臘]Herodotus(希羅多德).HISTORIAE(歷史)詳注修訂本上冊.徐巖松譯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 [129] 百度百科，“古埃及歷法” [130] 世界各國耕地面積列表(土地資源網).2005 =>http://www./subject/shijiegengdi [131] 百度百科，“美尼斯” [132] Bill Manley.The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Ancient Egypt.p22-23.1997 ISBN 0140513310 [133] Menes.Encyclop?dia Britannica.Encyclop?dia Britannica Online.2008 2008-03-27. [134] 劉文鵬.古代埃及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p92-93.2000 [135] 希羅多德.歷史.王以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p111.2005 [136] Kim Ryholt: Egypti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Greco-Roman Period, In: Martin Fitzenreiter (editor), Das Ereignis,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Vorfall und Befund, London 2009 p. 231-238 ISBN 978-1-906137-13-7 [137] 百度百科，“諾姆（古埃及城邦）” [138] 百度百科，“底比斯（埃及底比斯）” [139] 百度百科，“法尤姆”、“法尤姆省” [140] 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對法尤姆地區(qū)的農業(yè)開發(fā)[J].世界歷史,2011(05):78-90+160. (本文可于中國社科院官方主辦網站中國社會科學網查看：http://www./sjs/sjs_sjgdzgs/201310/t20131025_537440.shtml) [141] 百度百科，“埃及” [142] 聯合國糧農組織官方統(tǒng)計數據庫/國家指標/Egypt =>http://www./faostat/zh/#country/59 [143] 黃真理.阿斯旺高壩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huán)境,2001(01):82-88. [144] 陳星.尼羅河的開發(fā)治理——阿斯旺大壩的建設[J].世界農業(yè),1999(02):43-45. [145] 史大楨,潘家錚,魏廷琤.埃及阿斯旺高壩工程考察報告[J].人民長江,1987(06):1-10. [146] 吳凡.阿斯旺水壩的利與弊[J].海河水利,2001(04):45-46. [147] 阿斯旺大壩的經驗教訓[J].中國三峽建設,2004(03):46-47. [148] 路玉美,程雪源,尹庭偉,Cecilia Tortajada.阿斯旺高壩之是非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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