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85年左右，楚國國君熊渠非?？裢匦Q，“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隨后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zhí)疵為越章王。

根據《史記》記載，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楚國大約初為子爵，乃周朝治下的一個諸侯國。

熊渠立子為王，兒子在名爵上與周王平起平坐，這是典型的僭越，熊渠之大膽讓人讀之驚愕。周厲王以暴虐著稱，因此在他繼位之后，熊渠擔心受到周厲王的討伐，于是取消兒子們的王號。但在春秋初年，熊通繼位之后，竟然再一次自立為王，此后楚國國君一直稱王，而秦晉齊等國君只是某某公。湖北考古楚王墓葬也發(fā)現，楚國國君陪葬品是六架馬車，嚴重違反“天子駕六”的禮制。

所謂“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僭越稱王即為謀反，其罪位居十惡之首，作為周朝諸侯一員的楚國，是吃了熊心豹子膽，還是古史搞錯了周楚關系？商周考古文物揭開了真正的周楚關系，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傳統(tǒng)認知。

01

根據古史記載，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時期，周人就開始了剪商大業(yè)，一是古公亶父遷都到周原（今陜西岐山北），二是古公亶父布局東南，派長子泰伯入吳，在商朝南方積蓄力量，史稱“泰伯奔吳”。周文王父親季歷時期，周人實力迅速膨脹，引起了商朝顧忌，后來季歷遭文丁軟禁絕食而死。周文王即位之后，打著為父報仇的旗號試探進攻商朝。

《古本竹書記年》記載，“帝乙處殷。二年（公元前1100年）, 周人伐商”。

不出意外，周文王失敗而歸，商朝的強大暫時不可動搖，于是周文王開始默默擴張，其中之一就是將目光瞄向了荊楚地區(qū)。數十年之后，《論語·泰伯》含糊地記載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就是天下歸周的有三分之二，但周文王沒有謀反，而還是事奉殷朝，顯示出周文王有圣德、尊重君臣之道。

但在三千年前，從陜西岐山北到荊楚地區(qū)，路途遙遠，道路險惡，別說派兵征服了，就是雙方聯系都非常吃力，那么周文王如何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二”？

考古專家在周人首都周原挖出了一批甲骨文，即“周原甲骨”，其中刻有的一些文字可以揭開謎團：

周原甲骨：“其徵楚”（H11:4）、“曰：今秋楚子來告父後哉”（H11：83）

顯然，早在商朝時期，楚國或楚人勢力就已存在，楚人來周無疑說明楚國首領依附于周國，兩國關系非常緊密，但相對來說比較平等，或許就如同二戰(zhàn)中的美國之于英國，不是簡單的臣服關系。由于周人一直計劃伐商，史書記載武王伐紂時有“八百諸侯”響應，以及“（楚人）鬻熊子事文王”等說明，楚人伐商的念頭早已存在，在周文王時就派人輔佐文王?！妒酚洝分械摹板餍苋缤瑑鹤影闶谭钗耐酢保欢ǔ潭壬鲜强鋸堈f法。

甲骨文卜辭中顯示，商王武丁曾經鎮(zhèn)壓了楚地的叛亂，俘虜了楚人，延續(xù)了成湯之祖的功業(yè)。但武丁之后，楚人繼續(xù)叛亂，甲骨文卜辭對于荊楚一帶的叛亂是占卜的重要事件之一，如“□□卜貞，弗雀噩在南?”“多，亡禍在南土?”“癸亥卜，王曰：余自征？不征？”等，說明了楚人早已長期反抗強大的商朝，甚至商王都在考慮要不要親征。對于商楚關系，周文王不會不知道，因此周楚合流對抗商朝就成了必然趨勢。但毫無疑問，楚人激烈反商，周人暗中反商，兩者在周文王時合流，這是兩個組織共同對抗商朝，不能將之看成周楚是君臣或上下級的關系。

商朝時期，神州大地上方國林立，而方國相對獨立，與商朝關系差的甲骨文中稱之為“鬼方”之類。也就是說，商朝是其中實力強大的方國，可以調動的同盟方國眾多。因此，楚國與周國關系，即為楚國承認周國老大地位，在伐商上響應周國指揮，卻未必在制度、禮儀上遵守周國要求。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國在制度、禮儀等上面，就與中原列國差距很大，或許就是周楚關系的延續(xù)。

02

武王伐紂之后，尤其是周公平定三監(jiān)之亂后，周國勢力如日中天，周楚地位進一步發(fā)生變化，楚國只能臣服于周國。

2011年，在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群，考古專家發(fā)現一件周成王時的青銅器，命名為“荊子鼎”（見上圖），鼎上銘文如下：

荊子鼎銘文：“丁巳，王大祓。戊午，荊子蔑歷，敞（通“賞”）白牡一。己未，王賞多邦伯，荊子麗賞鬯卣、貝二朋。用作文母乙彝?！?/p>

大意是周成王進行了大祭，第二天為了表彰荊子，賞賜了白公牛一頭。第三天王封賞各諸侯，荊子麗獲賞了鬯酒和二朋貝幣，荊子麗以此賞賜用作祭祀母乙的禮器。之所以確認是周成王，是根據另一件青銅器保卣的銘文獲知，周召公討伐五個殷商盟友之后，在二月舉行“大祓”。另外，銘文中提到的“荊子麗”，在史書上也有記載。

《史記》記載：“（鬻熊）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wèi)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p>

古史與考古發(fā)現互相印證，證實周初楚人的確臣服過周朝，具體什么樣的形式臣服，這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史記》中說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意思是楚國是在周王室支持下建國，楚國爵位起初是“子男”，十有八九是司馬遷的誤解，原因很簡單，早在周文王時期楚人勢力已經存在，而“公侯伯子男”爵位在商周并不存在，是戰(zhàn)國文人臆測而來，周朝貴族體系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遠的不說就說秦漢戰(zhàn)國，聽過誰獲得過“公侯伯子男”中侯爵之外的爵位？

03

雖然楚國一度臣服于周朝，但楚國位于南方遠離中原，周圍沒有什么天敵，于是迅速擴張，實力越來越強。尤為重要的是，與齊國、秦國、晉國、燕國等不同的是，楚國并不是周王室冊封建國，不是周天子體系的諸侯國，而是一個古老相傳的國家，周初的臣服是迫于形勢，在自身實力越來越強之后，楚人心態(tài)逐漸改變，開始不斷挑戰(zhàn)周朝的地位。

在另一方面，隨著時間推移，周天子實力不斷衰退，尤其是戎族入侵之后，周朝實力急劇下滑，甚至都城鎬京被攻破，周幽王都被犬戎殺死，這又進一步加劇了楚國的野心。

因此，楚國國君熊渠才會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立三子為王，與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才敢問鼎輕重等?！蹲髠鳌ば辍酚涊d，“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楚莊王北伐時，向周天子的使者詢問九鼎的重量，顯示出奪取周朝天下的野心。

整個春秋爭霸，可以看成兩個集團對抗，即以楚國、秦國、吳國、越國為首的蠻夷集團，與周天子體系的諸侯國爭霸。春秋第一霸主齊桓公，打的旗號是“尊王攘夷”，尊王尊的是周王，攘夷攘的是蠻夷，而楚國就被認為是不尊周王的蠻夷之一。后來的晉國，打的旗號也是尊王攘夷，集合中原諸侯對抗楚國、秦國。在春秋中原諸侯眼里，一定程度上并未把楚國當成自己人，而是看成了外人。

總體而言，周楚關系比較復雜，并非單純的君臣關系，反而更像獨立的兩個國家。周王室強大時，楚人依附周王室，但比周朝諸侯國更為獨立；周王室衰弱后，楚人就沒有顧忌了，將自身擺在與周王室平等的位置。傳統(tǒng)史書將周楚關系一直定位于君臣關系，或是認知錯誤，或是“大一統(tǒng)”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