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北平，控制了華北地區(qū)。為了實現其在中國的殖民統治，他們在拼湊偽政權的同時，還糾集漢奸成立了新民會。

新民會的組成人員都是些親日分子，他們奴顏婢膝地制造賣國理論，欺騙廣大人民群眾，并且積極協助日偽政權，在北平南部花神廟村(位于今豐臺區(qū)花鄉(xiāng)北半部)搞了一個“農村實驗區(qū)”，企圖建立在農村實現其反動統治的模式。

“舊京圖說”在日本京都大學公布的華北交通寫真中發(fā)現了一組“南郊實驗區(qū)”的照片。這些照片以宣傳為目的拍攝，但是仍掩蓋不了其侵略本質。今天，“舊京圖說”就為您講述照片背后的真實歷史。

01

所謂“農村實驗區(qū)”

1937年12月，新民會成立。1938年3月，新民會首都指導部成立，下設農村實驗區(qū)辦公處，地點就設在花神廟村。

“農村實驗區(qū)工作大綱及章則”就直言不諱地寫著:“共匪的根據在鄉(xiāng)村民眾中，故必先作到鄉(xiāng)村自治自衛(wèi)，始能制共匪的死命……新民會的剿共工作，置重點于鄉(xiāng)村建設……就人民生產及思想兩方擇定南郊花神廟等四村施以實際建設，造成新民主義之農村，為全國之模范，將來逐漸推廣，由村而縣而國，則我國膏肓之病庶可箴手?！庇纱瞬浑y看出，日偽在花神廟村建立農村實驗區(qū)的罪惡目的和反動實質。

新民會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淪陷區(qū)建立的一個反動政治組織。主要任務是：防共反共，收買漢奸，搜集情報，宣揚“中日親善”、“大東亞共存共榮”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強化運動，鎮(zhèn)壓淪陷區(qū)人民的反抗。圖中新民會會旗是以黃色為底，紅綠太極圖居中

按照新民會首都指導部農村實驗區(qū)的建設計劃，這個實驗區(qū)的地域范圍是:花神廟(包括蔣家街)、紀家廟、張家路口(包括二郎廟、神堂)、于家胡同(包括溫家口)等四村(現豐臺區(qū)花鄉(xiāng)北部)。

實驗區(qū)辦事處，設置下列職員:正副主任各1人，技術員1人，會計兼庶務1人，調查主任1人，調查員1人，事務員1人，書記2人。在人員的安排上，除選擇本地有錢、有勢的親日分子外，還派些日本人到實驗區(qū)任職。在花神廟實驗區(qū)的負責人中，先后任職的日本人有:池上劉義、志奇義清、二貢、扳口等。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后，于1938年7月開始，分期逐項實施其統治、奴化廣大人民群眾的計劃，至1940年12月底全部完成。當花神廟實驗區(qū)的統治辦法在其他地方推廣后，他們還不斷地進行總結、補充，妄圖把廣大群眾變成他們的順民。

02

反動措施

1. 建立偽保甲政權，嚴密統治人民群眾。

每十戶左右為一甲，十甲左右為一保，兩個保以上為聯保。讓當時的地主、富農等有身份有勢力的人，以及賣身投靠日本甘當漢奸的人為甲長、保長或聯保長，日寇就通過這些人統治當地人民群眾。

除了設保甲之外，在鐵路沿線的一些村莊，還成立愛護村，每個村設有村長、班長。愛護村的主要任務是替日寇看鐵路。因為花神廟實驗區(qū)靠近豐臺火車站，豐臺是鐵路南北轉運的咽喉要道。日寇很害怕共產黨領導群眾扒鐵道，影響其兵力、物資的運輸。于是，各愛護村每天要按時派人分段看守鐵路;夜里還要有人打更。看守人員值日完成后，立刻要到豐臺警務處去匯報，敘述值班時所看到的各種情況，經準許后才能離去。

2. 設立“宣講所”，進行奴化教育。

從1938年8月開始設立“宣講所”，每星期一、三、五、日下午六時宣講，要求實驗區(qū)內的居民，無論男女老少都要去聽講。并作出若干規(guī)定，就必須是老老實實地接受他們的奴化教育，當不抗日的“良民”。

他們提出的要求是:聽講人要遵守秩序，不得喧嘩爭吵;聽講時不得吸煙;不得無故半途外出，倘有事經許可方能離位;如有不明了時，可請求再為解釋;聽講后有宣傳的義務等除在實驗區(qū)的宣講所宣講以外，還規(guī)定星期二在于家胡同、花神廟二村，星期四在紀家廟村，星期六在張家路口村，都是下午六時進行巡回宣講。要求各村的負責人要動員群眾去聽，強迫人民接受其奴化教育。如果有人不遵守他們的規(guī)定，就要受到一定的制裁或懲罰。

在宣講所里，還設有向區(qū)內人民進行奴化教育的閱報處。陳列著各樣美化日寇的書報雜志和畫報，墻上張貼著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的宣傳畫、標語。有時還為實驗區(qū)的群眾放映電影，發(fā)放各種宣傳材料，還印發(fā)俯首日寇、甘當亡國奴的“新民”守則等。

宣講的內容、發(fā)放和張貼的宣傳材料、畫報，以及放映的電影等，不外是“新民會的使命”、“親日反共”、“中日聯合乃興邦之道”、“建設新東亞成圣戰(zhàn)”等一套反動貨色。同時，還結合形勢宣傳日軍勝利、某地“陷落”，以及各個時期日、偽的工作中心和方針;對某個時期同群眾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比如為什么要吃混合面，它有什么“營養(yǎng)價值”等。此外，凡是日偽的重大活動，如“剿共運動周”、“強化治安運動”、“新國民運動”以及“興亞獻機運動”、“慰勞皇軍”、“獻金”、“儲蓄”等活動，也都是宣講的重要內容，都要大講而特講。總之，日本侵略中國，就是中日親善，中國人要情愿當亡國奴。

3. 強迫青年加入準軍事組青年訓練所。

青年訓練所設在花神廟村市立小學校的東院。第一期學員是從花神廟、于家胡同、張家路口、紀家廟等四村選定的50人，選擇學員的條件是:識字，身體強健，年齡在18歲以上、30歲以下者。從1938年8月1日起，開始入所受訓。學員入所的手續(xù):須取其本村保甲長的保證書，被迫填寫志愿書及誓詞。每期訓練時間為4個月。

強迫青年加入準軍事組青年訓練所

農村實驗區(qū)青年訓練所設置章程記載:“本所根據新民主義精神施以精神、學術、技能之訓練，以期養(yǎng)成農村建設之中堅分子為宗旨”。訓練的內容:“中、日、滿提攜之必要，日軍出動之意義，新民青年團之使命等?！睂W習的課程有新民叢書、日語、合作大意等，此外還要接受軍事訓練。在學習期間，組建新民青年團。訓練所由實驗區(qū)的辦事處正副主任負責監(jiān)督，由新民會委任指導員2人負責指導和訓練，所有課程由訓練所聘請專門人員講授。

實驗區(qū)內未正式選入訓練所的青壯年，也同樣要加以訓練。訓練內容主要是:立正、稍息、左右轉、向后轉;齊步走、跑步走正步走;點名、報數、叫口令喊口號等隊列訓練。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必須提前到達，否則就要受到處罰。訓練時，一定要聽口令，錯了也同樣要挨打受罰打耳光、拳打腳踢、罰站、晚回家等。挨打受罰是常有的事，而且敢怒而不敢言，只有把亡國奴的苦水，暫時咽到肚里。每次訓練時，每個人都要拿著一根木棒，手持肩扛當槍用，所以俗稱“棍兒兵”。主持訓練的人，有時是日本人，有時是中國人，或兩個人都在，都是一樣的兇狠。

他們就從這些訓練過的人員中，選擇一些人組成地方自衛(wèi)團，與偽警察配合，負責維護地區(qū)“治安”。

4. 成立新民建設輔導委員會。

委員會由專人組成，推舉1人為主席委員，辦公地址設在花神廟西部。1938年8月成立后，就從各村征調民工450人，把原來的路修成可以通行汽車的路。修成后還要派4名民工負責經常性的維修保養(yǎng)。各村設置村名牌，道口設置指路牌，以方便日偽的汽車行駛，不致于迷路。還強占花神廟邊的塊土地修運動場，說是為農民和學生修的操場，實際上是為訓練“棍兒兵”所用。

他們還以村民娛樂為名，征調民工整修花神廟村的舊戲樓，實際上是為他們召集民眾，作反動宣傳所用。當時老百姓形容他們的這種作法——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就是不拉人屎。

5. 虛張聲勢搞測繪平面圖，整理村容，搞衛(wèi)生設施等。

美其名是自洽，實際上是“治人”。他們成立的農事試驗場，搞示范農田、農產品評會、農業(yè)技術研究會，組織信用、消費、產銷、運銷等合作社和合作聯社等，無非是用以控制實驗區(qū)內人民的活動及物資的流向、資金的使用等。

03

“實驗區(qū)”內群眾的苦難

花神廟農村實驗區(qū)建立后，群眾受的苦難比一般敵占區(qū)群眾更大、更深，想跑沒處跑，想躲沒處躲，全家老小能在一起受罪。

日寇為了防止八路軍的襲擊，不準愛護村農民在鐵路兩側的100米內種高秧莊稼。房村農民夏良賢，在離鐵路200米以外的地方種了8畝老玉米，按說不違反“規(guī)定”，但是愛護村村長為虎作倀，硬說不行，要求把玉米秧連根拔掉。

夏良賢一家人本指望這塊地的玉米糊口，而且眼看著玉米已經抽穗，快要結實，夏的父親就乞求說:“這塊玉米地離鐵路較遠，不礙事，可否把天穗兒掐下來，砍掉尖兒，讓它矮一點?”村長就是不同意，老人還遭到了頓拳打腳踢。村長說:“不拔掉玉米秧，就是私通八路軍，就得把人扣押起來!”夏良賢的父親沒有辦法，只好把玉米秧連根拔掉，才算了結此事。結果，斷絕了一家人全年的口糧。

張家路口任美蘭的父親，在外出回家的路上被實驗區(qū)的日本人抓去盤問、搜身，審訊了好一會兒，也沒有發(fā)現任何疑點，最后只是看到他腰上系著一條紅褲腰帶，就硬說他不是好人，一定私通八路軍。于是，拉他到路旁的農田里，綁在井臺打水用的吊桿上，本人舉刀向他腰上一砍，鮮血流淌滿地，肚子里的腸子、五臟等隨著掉了出來。一個無辜百姓，就這樣被活生生地砍死了。

那時，實驗區(qū)內的貧苦百姓，經常被派到豐臺、南苑或者城里去做工。活兒是又苦又累，有時還挨打受罵。王家胡同雇農劉風林的父親，已是60歲的老人，還被抓到南苑機場作苦工。干的是拉碾砣子活兒，用了全身的力氣，才勉強拉動，但日本鬼子還趕著他跑，慢了就鞭打腳踢，干了不久就被折磨死了。

為此，劉的二哥說了一些不滿的話，就被說成是壞人，被推進了日本人的洋狗圈活活地被洋狗咬死。

劉風林失去了兩位親人，但為了家人的生活，仍然不得不再去給日本鬼子干活――喂洋馬、鋸木頭，吃盡了苦頭。有一次，用電鋸鋸木頭時，不小心把油燈弄倒了，引起了火災，就讓日本警備隊帶走，被打得死去活來，險些丟掉了性命。

有的貧苦農民還被抓去作勞工，裝上火車拉到山東、東北或日本國等地，下煤窯、當苦力。多數人死在外鄉(xiāng)，只有個別的歷盡千辛萬苦跑了回來。如鄭王墳的譚永海被抓，坐悶罐車到山東煤礦背煤，吃豆餅吃得盡拉稀，有時還被洋狗咬傷。一天，他趁監(jiān)工不防備時，跑了出來。為了逃活命，一口氣跑了幾十里路，趟著齊腰深的水過河，沿路討飯走了幾百里，才回到了家。

南大園的李庭芳，雖然跑回了家，又被抓到警務處，被打得遍體鱗傷，屁股上皮開肉綻，留下了碗口大的傷疤。

實驗區(qū)內的廣大貧苦農民種了點糧食被征走，從糧店買來的是混合面，混合面里邊真正的糧食不多，還有頭發(fā)茬、麻袋毛、塵灰土等。蒸出窩窩頭都是黑的，吃到嘴里又苦又澀，味也難聞，人們吃了經常拉稀。日本人知道說是這人得了“霍痢拉”(即霍亂)，會很快傳染給別人，因此就馬上把人拉去燒掉。有些人怕被拉走燒死，跑肚拉稀也不敢說出實情，然而仍逃脫不了凍餓而死。張家路口的康三、王垮兒等，就是這樣死去的。

有人為了養(yǎng)家糊口，還曾到豐臺東倉庫去買馬糞，因為馬糞里有日本人喂馬掉下來的高糧，用水洗出髙糧粒燒飯吃。雖然味道不好聞，但它是實實在在的糧食，可以填肚子。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家各戶還要交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如槍錢、草錢、劈柴錢;房捐、地捐、人頭捐;青苗費、兵役費、壯丁費……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誰要是不給，偽保甲長、巡警就來催逼。再不給就會被送到日本憲兵隊去，到了憲兵隊就兇多吉少了。北大園李振中的父親，因為實在繳不起錢，苦苦央求，但怎么說也不行，還是被送到日本憲兵隊，給電死了。

04

游擊隊搗毀花神廟據點摧垮“實驗區(qū)”

在寒冬臘月生活的人們，最知道太陽光照射的溫暖。受苦受難的實驗區(qū)內的貧苦農民，當聽到西管頭、六里橋、西局、長辛店等敵偽據點被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拔掉，滿載軍火的日寇列車被劫獲，日本“東亞大路”專列被顛覆的消息后，每個人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同時，他們又急切地盼望有那么一天，游擊隊來搗毀實驗區(qū)花神廟敵偽據點，解救這里的人們。

這一天終于盼到了。就在1944年3月，平南抗日根據地縣大隊長劉啟才(西管頭村人，現屬豐臺區(qū)盧溝橋鄉(xiāng)管轄范圍內)，親自察看了地形，收集了駐守敵人的情況，同隊員們一起分析研究制定了智取襲擊方案。

在花神廟據點里，有300名偽軍和一個小隊的日本鬼子，由于局勢緊張，鬼子兵晚上不敢在這兒住，只叫偽軍看守。這個據點的漢奸頭子叫林紹德，他仗著有一、二百條槍，沒有把游擊隊放在眼里。就在一天深夜，劉啟才帶領20多個武工隊員和幾十個民兵，悄悄地包圍了花神廟據點，輕輕地干掉了哨兵，就上房壓了頂。

然后開始喊話:“偽軍兄弟們，我們是八路軍，你們已經被包圍了，趕快投降吧!不然我們要扔手榴彈了!”這時，敵人還聽到窗外一片喊口號和報數的聲音，嚇得不得了，也不知道來了多少八路軍。當看到房頂上刨開了洞，害怕扔下手榴彈被炸死，只好乖乖地把槍拋出窗外。企圖越墻逃跑的漢奸，被劉啟才一槍一個打死幾人，剩下的全部投降了。

武工隊帶走了偽軍的幾個小隊長，交給解放區(qū)根據地去審判，其余的偽軍經過教育全部釋放了，同時拉走了189條槍和一些糧食，然后一把火把據點燒個凈光。

實驗區(qū)花神廟敵偽據點被搗毀，給了日偽軍一個沉重的打擊。雖然他們還在進行垂死的掙扎，但已失去往日的威風。農村實驗區(qū)的活動，也因此而停了下來。親日分子的囂張氣焰，也很少再看到了。實驗區(qū)內人們興高采烈，大家在背后議論著:日偽的統治，看來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啦!貧苦人出頭之日就快要到了。人們更加急切地盼望著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趕走全部日寇，讓大家過上安定的日子。

作者 | 張繼亮（豐臺區(qū)委原農村工作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