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 誤 讀 的 敦 煌

偶然一個機會，我應邀為一個活動臨時救場，做個關于敦煌的主題宣講。對于敦煌，我一直心向往之，遺憾的是從沒有去過。對于敦煌學，我也略有涉獵，那也僅限皮毛而已。受人之命，遂臨時惡補，以自己有限的知識，加手邊一些資料完成初稿。然心中還是沒譜，逐備美酒佳肴，虛心請教于身邊一位高人學者，三杯下肚，一番高論，獲益良多，然諸多觀點與以前認識和手邊的資料多有出入。

倉促的因陋就簡完成了活動，現場宣講效果還不錯，遂對敦煌及敦煌學興趣大漲，數月內遍覽可搜集到的相關資料，才知敦煌學之博大精深，僅入門敦煌的一些普通知識，就多有被世人所誤者,甚至包括一些文化大家、學術?？?。近日閑暇無事，遂心懷惴惴，在各位方家面前，允末學與諸君一一辨來。

一、王道士冤不冤

幾乎每個講到敦煌的人，首先第一個提到的名字大都是王道士。王道士本名王圓箓，湖北麻城人，出生于陜西，因家貧為了生計游走四方，光緒年間在甘肅巡防營做了兵勇，后離開軍營受戒成為道士，道號法真。就是這個法真道長，原本大概率會是一個在歷史上寂寂無聞的人，可是由于他無意間發(fā)現了現存規(guī)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寶庫“敦煌藏經洞”而名動學界。然而王道士近些年被更多的普通大眾所知曉，則是源于當代知名散文大家、學者余秋雨的一篇散文《道士塔》。

余秋雨可以稱之為地道的敦煌迷，在他的名著《文化苦旅》中收錄有數篇關于敦煌的散文，在其中的一篇《道士塔》中他認為，王圓箓對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壞是毀滅性的， 并就此感到傷痛，他信誓旦旦的寫道：“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span>隨著于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大賣，王道士這個“敦煌石窟的罪人”名頭似乎就更被大眾釘死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余秋雨是當代頗具爭議的一個文人，且不論他是讀史不清、或是別有所圖的給王道士扣上了“敦煌石窟罪人” 的帽子，也無需去細究史料，只要讀一讀道士塔那通碑文，就不難發(fā)現，王道士于敦煌不但無過，而且有功。在碑文的上方赫然書寫著“功垂百世”四個大字應該就是后人對他的蓋棺定論。讀完碑文更可以了解到，王道士對莫高窟至少有三功：一、募集資金，把已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清理出來，使莫高窟得以重見天日；二、發(fā)現了藏經洞，使得數萬卷珍貴的敦煌遺書得以重現天日，方有了后來的顯學“敦煌學”，彌補了無數多的歷史缺憾；三、在他守護期間對洞窟進行了修復，“佛像于焉壯嚴，洞宇于焉燦爛?！?/span>

再參讀相關的文獻史料，王道士的這幾點功勞就更是顯而易見的。

王道士是如何成為當時荒蕪莫高窟的守護者不得而知，但當他無意間和幫他抄寫經書的楊姓書生發(fā)現了文化寶庫“藏經洞”后，他就自覺的擔當起了守護者的角色，即使他是個文盲，他也知道這是一個寶庫。請看清楚了，這時是清光緒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也是中國人最忌諱的庚子之年。那一年世界上最大事件的就發(fā)生在中國：宣揚“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在中國達到頂峰，掌國數十年的慈禧太后依此豪橫地向西方十一個列強國家宣戰(zhàn)，宣稱要“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弊罱K導致八國聯軍侵華，清朝幾代帝王的心血、藏寶無數的萬園之園圓明園毀于一旦，延綿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割地賠款，進入風雨飄搖的末年。也許是上天垂憐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不忍視圓明園中無數的寶藏被焚毀、掠奪，在這一年發(fā)生的另一件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大事就是王道士無意間發(fā)現了敦煌藏經洞。一個執(zhí)掌世界最大帝國幾十年的政治家尚且如此愚昧，你能要求一個遠在西部荒漠修行的道士、文盲王圓箓達到什么樣的認知高度和文化層次？

而且真實的情況是，王道士自從發(fā)現藏經洞起，就開始了他這個文盲的“文化苦旅”。他徒步50里，趕往敦煌縣城找到縣令嚴澤，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上У氖沁@位嚴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fā)黃的廢紙而已，王道士期望引起這位官老爺重視的目的落空了。兩年后，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王道士又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進士出身的汪宗瀚還算識貨，馬上報告了甘肅學臺、金石學家葉昌熾，葉昌熾知道這批寶物的價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運到蘭州保管，藩臺大人一算帳，光運費就得六千兩銀子，何況路途遙遠，盜匪出沒，萬一有個閃失，豈不賠了銀子又失經，再被人彈劾一下，弄不好烏紗帽也沒了。無奈之下，葉昌熾只好自己上書朝廷，可當時的朝廷正忙于割地賠銀子，哪里顧得上這等小事，一道旨意應付下來，請敦煌縣令自行處理。縣令一拔拉小算盤，朝廷讓我自行處理，那運費豈不是要從本縣出，我到哪兒去籌這筆錢？還不是向百姓攤派，要逼出點民變什么的，朝廷怪罪下來，我吃不了還得兜著走？于是汪知縣親自帶了一批人馬來到莫高窟察看，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時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封存，看好藏經洞。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圓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風餐露宿，單槍匹馬行程800多里奔赴肅州，找到也許是他當兵時的老上級，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后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還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王圓箓幾番奔波沒有結果，無計可施之時，甚至斗膽給清宮里的慈禧老佛爺寫了封秘報信，然而此時大清王朝正值風雨飄搖之際，這封王道士苦心詞措的密信也泥牛入海、杳無音信了。

斯坦因從藏經洞挑出的經卷

可以說，這個不拿朝廷一分錢俸祿、靠化緣維持生計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且是在那樣一個動蕩愚昧的年代，單從這點講，王道士并非愚不可及?？杀氖牵瑤啄甑呐?，這批文物的管理權和處置權仍然落到了王道士手中。和瞻前顧后的清廷官員們形成鮮明對比的一批人，就是被我們斥之為“文物騙子”、“強盜”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國考古學者。當他們開始把敦煌文物宣揚于世界之時，朝廷命官們這才看到了洞中之物的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地竊為己有。

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敦煌遺書自發(fā)現以后最大的一波劫難，并非許多國人認為的斯坦因、希伯和等西方來客的巧取豪奪。1910年，在敦煌遺書被發(fā)現十年后，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保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當這批一路都在流失的敦煌遺書運到京師后，負責押運的新疆巡撫何彥升竟然縱容其子擅自將經卷文書運到家中，再次邀來親朋好友挑選，將許多的精品據為己有。后來為了充數，又將一些較長的卷子一撕為二。就這樣，近五萬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國人偷運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師圖書館的，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箓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最早是他發(fā)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fā)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讓他感到憤慨。

敦煌史上另一個更具爭議的人物、也是第一個讓敦煌文獻閃耀世界、著名考古學家、藝術史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國際敦煌學開山鼻祖之一的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中曾說：“他（王圓箓）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里面的一分一銀?！?/span>

值得一提的是，宣統元年（1909），當大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看到伯希和所獲敦煌藏經洞敦煌寫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經》《尚書》等寫本時，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們的呼吁下，才有了后來大批敦煌遺書運達京師、入藏京師圖書館，同時也有了運送途中不停的被盜取、丟失；也有了第一次政府撥款兩千兩白銀用于保護敦煌莫高窟，以及這個撥款信息給王道士帶去最后的悲慘命運。

法國人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經洞

王道士的人生末期是很凄慘的，一方面他背負了將國家重要文物販賣給外國人的罵名，同時當地百姓都知道了朝廷給他撥了兩千兩銀子、想要來分一勺羹，奈何王道士也和他們一樣對這筆錢從來都是聽說過、沒見過，在這重重重壓之下，王道士瘋了，也有人說他是裝瘋的，總之最后是在窮困潦倒中失望的死去了。

王道士是個心細的人，后人通過清查他的賬目發(fā)現，從他1892年來到莫高窟到1931年離世，四十年間他為莫高窟籌集了20多萬輛白銀，全部用于莫高窟的維護與復修，最終自己在一貧如洗中郁郁而終。

王道士是有過失的，且不說經他手讓大批的敦煌文物流失海外，僅就他在整理洞窟的過程中，由于本身的局限，客觀上對窟內的部分文物造成的損壞，也都是事實。例如他刷白了好幾個洞窟內的壁畫，要重新繪上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他還毀掉了幾尊佛像，換上了道教的天師和靈官。但就他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幾十年對敦煌的付出，遠遠是功大于過的，他更不會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幾十年后，一代文化大家余秋雨講到他在莫高窟的行事時，曾動情而傳神的在心底痛苦地對他呼喊呼喊：“住手！”甚至想向他下跪，低聲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一個好有舞臺感的畫面。

說到這兒，你是否也認為王道士真的是比竇娥還要冤， 以至于后來許多人撰文，認為文化大家余秋雨此生欠了文盲道士王圓箓一個鄭重的道歉。（未完待續(xù)）

二、張大千的功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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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寅恪不背這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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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敦煌學發(fā)源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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