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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初，鄧中夏被幾個國民黨憲兵押送進了位于秦淮河畔的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拘留所甲所第十一號牢房。 這個牢房內(nèi)基本都是共產(chǎn)黨員，盡管里面很多人不認識鄧中夏，但他胸前掛著的那個牌子已經(jīng)說明了一切，上面寫著“施義即鄧中夏”。 鄧中夏被捕了，而且被確定了身份，這讓牢房中的人感到了震驚，盡管大部分人都不認識鄧中夏，但基本都知道鄧中夏這個人，尤其牢房中還有一個鄧中夏的老部下，即鄭紹文。 兩人曾在互濟總會一起工作過，當時鄧中夏是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互濟總會下設(shè)三個部門，即援救部、組織部和宣傳部。而鄭紹文就是宣傳部的秘書長，受鄧中夏的直接領(lǐng)導。  圖：《覺醒年代》中的鄧中夏劇照 1933年初，鄭紹文因為叛徒的出賣被捕入獄，沒想到時隔半年多，老大哥鄧中夏也被捕入獄。而且看情形，鄧中夏的身份暴露了。 鄭紹文面上不顯，心里卻迅速想了很多：老大哥怎么會被捕？是怎么被捕的？身份暴露到何種程度？有沒有全部被敵人掌握，如果全部掌握了，他需要做些什么？ 這些心思被他壓在了心里，情況不明，他不能有任何的異樣。而鄧中夏被推進牢房后也沒有對鄭紹文表現(xiàn)出什么不一樣，他很鎮(zhèn)定的和大家打招呼。 等到敵人離開，鄭紹文找了個機會走到鄧中夏跟前，小聲說：“老大哥，你打算怎么樣？” 鄧中夏沒有絲毫猶豫地笑著說：“打算上雨花臺去?！?/span> 這話讓鄭紹文心里咯噔一下，沒想到老大哥剛進牢房就抱定了犧牲的決心，沒想到老大哥對黨的忠誠始終沒有改變。 是的，鄧中夏對黨是始終忠誠的，縱觀他的一生，自他投入革命之后就沒有絲毫的猶豫，自從成為成為一名共產(chǎn)黨員，就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縱有千難萬險又如何？他早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1894年深秋，鄧中夏出生于湖南省宜章縣，算是毛主席的同鄉(xiāng)，且比毛主席小一歲。 鄧中夏自小勤奮好學，心中有理想，他從族辦私塾增經(jīng)門學，后分別就讀于宜章縣高等小學堂、郴郡第七聯(lián)合中學、長沙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文史專修科。1917年，鄧中夏跟隨父親到了北京，考入北京大學。 進入北京大學讀書，是鄧中夏命運的轉(zhuǎn)折點。 他剛?cè)雽W，就迎來了一個新的校長，即蔡元培。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之后主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聘請了大量的人才進校教學，比如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等人，這些人為北京大學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也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舞臺。 蔡元培此舉具有深刻影響，對北大學子的影響非常之深。 鄧中夏在北京大學里很快就接觸到了先進思想和先進老師，思想進步很大，并在李大釗等人的引導下積極投入到反帝愛國斗爭中去。  圖：《覺醒年代》中的鄧中夏劇照 1919年三月，鄧中夏等人發(fā)起“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決心”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帶著同學們到街頭去演講，讓更多人站起來反帝反封建。 也是在這一年，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爆發(fā)了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五四愛國運動。鄧中夏是五四運動中的重要學生領(lǐng)導，在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lián)合會上，鄧中夏被推舉為北京聯(lián)合會總務(wù)干事。 隨著五四愛國運動的進行，全國各地開始成立各種聯(lián)合會，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開始進入規(guī)?；?，由此，鄧中夏義無反顧的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第二年，在李大釗的領(lǐng)導下，鄧中夏、羅章龍等人秘密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隨后鄧中夏又到了長沙，與老鄉(xiāng)兼好友毛澤東商量成立湖南學生聯(lián)合會。 他越來越忙 ，工作越來越多，前進的步伐越來越穩(wěn)。 1920年10月，鄧中夏成為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最早成員之一，并加入剛剛成立的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后擔任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 之后鄧中夏又投入到了領(lǐng)導工人運動中去，他創(chuàng)辦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教工人群眾是識字讀書，宣傳馬克思主義，出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黨的二大，又發(fā)動和領(lǐng)導了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 1925年，鄧中夏接受黨的指派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他擔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并組織和領(lǐng)導了省港大罷工。 這些經(jīng)歷讓鄧中夏迅速成長起來，成為堅定的革命者、我黨早期卓越的領(lǐng)導人之一以及杰出的工人運動領(lǐng)袖和理論家。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鄧中夏參加了八七會議，堅決擁護會議所確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被派往上海，恢復(fù)白色恐怖下的黨組織，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并領(lǐng)導和開展武裝斗爭。 1928年，鄧中夏前往莫斯科，和周恩來、瞿秋白等人籌辦并參加了中共六大，并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在蘇聯(lián)工作了兩年多的時間，隨后回到上海。 鄧中夏剛從蘇聯(lián)回來之后的工作一度出現(xiàn)錯誤，被裁撤了全部職務(wù)，但他毫無怨言，依舊滿腔赤誠。到了1932年的10月，鄧中夏受我黨組織的指派到上海擔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  圖：《覺醒年代》中的鄧中夏劇照 互濟總會是我黨的外圍群眾組織，主要任務(wù)就是反對白色恐怖，救濟被壓迫的群眾和革命者，救援被捕的革命者及其家屬、反對國民黨進攻蘇區(qū)等等。 當時的互濟總會是采用地下活動的，在上海那樣的白色恐怖籠罩的地方，工作開展得比較艱難，但鄧中夏還是克服各種困難將互濟總會的工作宗旨貫徹到位， 只不過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互濟總會的人也面臨著很大的危險，不少人都被捕了，比如宣傳部秘書長鄭紹文，比如救援部部長林素琴，再比如鄧中夏。 鄧中夏是和林素琴在1933年五月同時被捕的，而林素琴的被捕早在一年前就已經(jīng)埋下了伏筆。 1932年5月底，共青團滬西區(qū)委書記劉宏被捕，隨后又因為沒有證據(jù)被放了出來，組織上安排林素琴去了解情況。 林素琴于6月8日到劉宏家中了解情況，劉宏將被捕以及被放出的情況一一作了說明，并強調(diào)敵人沒有證據(jù)，所以很快就將他放了出來，林素琴聽了也沒有任何懷疑就離開了，將劉宏的情況做了報告。 到了第二天，林素琴再次到了劉宏家中，這一次，林素琴帶來了十塊錢，算是劉宏被捕之后的援助費用，并對劉宏說：“你先休息數(shù)天，再行工作好了。” 她哪里想到，劉宏在被捕之后經(jīng)受不住嚴刑拷打，已經(jīng)叛變了，他盯上了林素琴。但劉宏并沒有在林素琴上門的時候直接出賣她，并不是他不想，只不過他有自己的打算。 他希望能夠在證據(jù)確鑿的情況下抓捕林素琴，最后是在林素琴的住處，這樣就不怕搜不出證據(jù)了，為此，劉宏對林素琴進行了長時間的觀察。 1933年四五月間，劉宏發(fā)現(xiàn)林素琴經(jīng)常在滬西小沙渡勞勃生路活動，他起了心思，就開始一門心思關(guān)注她。 5月11日，劉宏發(fā)現(xiàn)林素琴在滬西小沙渡檳郎路口坐上了一輛人力車，他也趕緊跟了上去，發(fā)現(xiàn)林素琴在法租界環(huán)龍路駿德里37號下了車，并在觀察了四周情況之后上了樓。 劉宏心中很是激動，他覺得這很可能是林素琴的地址，即便不是，這個地方應(yīng)該也是一個林素琴經(jīng)常會去的地方，所以接下來三四天時間里，他就死盯著這個地方，終于確定這就是林素琴的家。 有了具體的地址，劉宏心里一陣激動，隨即報告給了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局很重視，隨即派人到法租界巡捕房協(xié)同抓捕林素琴。  說來也是巧合，這一抓捕不僅抓住了林素琴，還抓到了鄧中夏。 5月15日晚上，鄧中夏到林素琴的家中找林素琴研究和布置新的工作，兩人還沒有來得及展開工作，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就團團圍住了林素琴的家，并迅速沖了進去。 林素琴和鄧中夏當場被捕，巡捕房的人還在林素琴的房間里搜出來大量革命傳單和書籍，更有各種文件、刊物以及互濟總會費用收據(jù)賬單、個人圖章、互濟總會收到的信件等等。 鄧中夏的被捕迅速引起了互濟總會的重視，針對他的營救活動迅速展開，當天晚上，互濟總會找到唐豪等律師為鄧中夏辯護，隨后又聯(lián)系了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請她想辦法營救鄧中夏。 宋慶齡知道之后很是重視，她派人將史良律師請到家中，商量為鄧中夏辯護。 史良當時雖然任律師不過才兩年，但卻是一個參加過五四運動、兩次入獄的愛國律師，在上海辦了不少的大案，更是后來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 鄧中夏也很快與史良取得了聯(lián)系，他寫了一張紙條讓人轉(zhuǎn)交給了史良，上面只有一句話：“我因冤枉被捕，請史良律師速來巡捕房接見。施義?！?/span> 史良沒有猶豫，很快就趕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她給了看守鄧中夏的華籍巡捕三塊大洋，得以和鄧中夏單獨說話。 鄧中夏雖然第一次見史良，但對其很是信任，直接說：“我擔任重要工作，請設(shè)法營救?！?/span>當然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 史良自然也不問身份，知道是我黨的重要人員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是有組織紀律的，所以史良并不詢問身份，而是問是否有證據(jù)握在敵人手中。 鄧中夏很肯定自己沒有留下任何證據(jù)，他對史良說自己走錯了房間，所以被捕了。 聽鄧中夏這樣說，史良就叮囑他在法庭傳喚時務(wù)必什么都不要說。鄧中夏知道事情的輕重，點了點頭。 離開巡捕房之后，史良又擔心自己這個任務(wù)太重，遂將她的恩師董康律師也找了來，一起為鄧中夏辯護。  董康當即表示，這個案子勝算還是比較大的，事情發(fā)生在法租界，只要沒有證據(jù)，即便是有重大嫌疑，最后也只能無罪釋放，當然這個也是有一個前提的，即必須在租界內(nèi)審理。 最初的事實，也確實如董康設(shè)想的那樣，鄧中夏的案子是在租界內(nèi)的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下簡稱高三分院）審理的，而且開庭的時間很急。 鄧中夏是在5月15日晚上被捕的，開庭時間設(shè)在5月16日，可以說時間非常的倉促，敵人是希望能迅速擊垮鄧中夏，突擊審訊出他們想要的東西，為此鄧中夏剛被抓進巡捕房，就遭到了嚴刑拷打。 只不過那些嚴刑拷打招呼到他身上，依舊沒有讓他說出任何敵人想要的東西，他始終堅稱自己名叫施義，是從湖南來上海訪友的，因為走錯了房間，所以才被捕了，這是誤捕。 敵人見鄧中夏什么都不交代，只能寄希望于法庭上能問出一些東西來，而鄧中夏也在等待著開庭。 施義案很快就在高三分院開庭了，此次出庭的，除了鄧中夏，還有為其辯護的律師史良和董康，以及上海市公安局派來的國民黨人員。 開庭后，鄧中夏站在法庭上，挺直脊梁訴說自己被誤抓的事實，并揭露巡捕房對其進行嚴刑拷打的惡性，要求當場驗傷，看到法官變了臉色，鄧中夏隨即發(fā)出一連串的詢問： 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隨便抓人？ 為什么對根本沒有證據(jù)的被捕者進行嚴刑拷打？ 為什么…… 這一連串的問題讓鄧中夏掌握了主動權(quán)，法官啞口無言，畢竟確實是沒有搜到任何的證據(jù)。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上海市公安局派來的國民黨人員站出來表示，施義案和另一個案子有牽連，而那個案子不在法租界，因此要求將鄧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進行審理。 出現(xiàn)這樣的事情，是史良和董康早就想到的，史良馬上發(fā)言表示反對，因為鄧中夏是在租界內(nèi)被捕的，理應(yīng)在高三分院審理，所以她請求不準移提。  一方要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審理，一方要求不準移提，直接在租界內(nèi)的高三分院審理，誰也不讓誰，法官無法做出裁決，只能又將鄧中夏押回了巡捕房。 第二次開庭時間設(shè)在七天后的5月23日，在這期間，兩方都在做準備，史良找到了法租界巡捕房律師顧守熙，希望他能幫助鄧中夏。史良對他說： “施義是冤枉的，毫無證據(jù)，無論如何不能把他引渡到華界。若到華界，他們是'寧可錯殺三千，也不漏網(wǎng)一人’，這人就要冤了?！?/strong> 顧守熙答應(yīng)會幫助鄧中夏，而上海市公安局也直接出了要求引渡的正式公文。 第二次開庭的時候，是史良和唐豪為鄧中夏辯護，再加上顧守熙站出來反對引渡，即便有上海市公安局的正式公文，法官最終還是決定不準移提施義。 這算是一個階段性勝利，只要是在法租界內(nèi)進行審理，那將鄧中夏營救出來的可能性就到了很多。 然而，人們以為勝利在望，卻不知早已經(jīng)埋下了隱患。 當時階段性營救工作的任務(wù)就是反對引渡鄧中夏，卻并沒有同時反對引渡林素琴，這并非是營救人員忘了，而是因為大家認為劉宏已經(jīng)出賣了林素琴，所以林素琴的身份已經(jīng)被暴露了，反對引渡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當鄧中夏不準移提的裁決下來的同時，林素琴被移交給了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是國民黨的地盤，自然對林素琴的身份很感興趣，如果林素琴能夠開口，必然能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為此，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將林素琴交給了國民黨特務(wù)機關(guān)中央組織部黨務(wù)調(diào)查科（中統(tǒng)的前身）。特務(wù)對林素琴進行嚴刑拷打、威逼利誘，在暗無天日的牢房里，她沒有堅持下來，她叛變了。 她不僅將自己在互濟總會中的身份說了出來，更是說出了鄧中夏的身份。 施義就是鄧中夏，這個事實讓國民黨無比興奮，但他們也怕弄錯了，林素琴隨即又說出早先被捕的李惠馨是鄧中夏的妻子，她在黨內(nèi)的身份是全國總工會內(nèi)部交通員。 李惠馨早在1932年就被捕入獄了，雖然還沒有被營救出來，但身份一直沒有暴露，就這樣被林素琴暴露了。  在獄外的營救和獄內(nèi)的斗爭下，即將被釋放的鄧中夏怎么也沒有想到林素琴叛變了，而且叛變的那么徹底。 7月26日，鄧中夏在獄中見到了自己的妻子李惠馨，這本該是相擁而泣的時刻，這本該是值得歡喜的時刻，然而兩個人只覺得心底發(fā)冷。 盡管兩人已經(jīng)有一年多沒有見過面，但誰都不想要這樣的見面，他們心里都知道這次見面都不是他們想要的。 因為國民黨將李惠馨押來是要確認鄧中夏的身份的，只是兩人到底是久經(jīng)考驗的革命者，對這樣的場面不是沒有準備，他們只能壓下心中的情感，面上做到不動聲色。 李惠馨根據(jù)國民黨的要求，仔細“辨認”鄧中夏，然后堅持說自己不認識這個人，這個人壓根不是她的丈夫。 李惠馨還能好好看看鄧中夏，鄧中夏卻不敢多看李惠馨，他怕敵人看出什么來，只是淡淡地瞥了李惠馨幾眼，隨即表示不認識李惠馨。 夫妻，相見不相識，該是怎樣的痛苦？這種痛苦只有他們自己知道，無論怎么熾烈，都只能忍下來，不相認是對對方的保護，他們只能裝作不認識。 這是一種極致的殘酷，飽含深情的殘酷。 更殘酷的是，這是兩人最后一次見面。 敵人見李惠馨沒有指認出鄧中夏，就將她送回到了原來的監(jiān)獄中，其實在他們看來，讓李惠馨來指認也不過是為了確認一下，即便不能確認，有了林素琴的指認，他們可以從別的方面去調(diào)查，總能確認鄧中夏的身份。 最終，國民黨特務(wù)確認施義就是鄧中夏，并將這件事報告給了蔣介石。 蔣介石認識并了解鄧中夏，知道他是一位堅定的共產(chǎn)黨員，所以他下了密令，讓國民黨有關(guān)部門一定要把鄧中夏引渡到國民黨軍法機關(guān)處理，并給國民黨首都憲兵司令部司令谷正倫發(fā)了一份密電，要求將鄧中夏押送到南京之后，立即執(zhí)行槍決。 有了蔣介石的密令，國民黨中央黨部和首都憲兵司令部立即派人到了上海，和上海市公安局、上海警備司令部一起為引渡鄧中夏而活動。  他們花了很大一筆錢收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并且還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強迫高三分院將施義移遞到南京去，而且他們還給曾經(jīng)做出“不準移提”施義的法官記了一個大過。 很快，施義案在高三分院再次開庭，盡管法庭上，鄧中夏據(jù)理力爭，史良和唐豪也極力為鄧中夏辯護，反對引渡。但當上海市警備司令部法律顧問詹紀風拿出國民黨中央的密令公文，再看到詹紀風身邊站著的那些軍警后，法官還是做出了將鄧中夏移交給國民黨軍事機關(guān)審理的裁決。 至此，鄧中夏身份暴露，失去了被營救出來的希望，在他的面前，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低下頭偷生，要么昂起頭犧牲。 前者，他從未想過，后者，他從不懼怕。 法庭宣判后，他被押送到了警備車上，然后送到了上海市警備司令部拘留所關(guān)押。警備司令部只是一個過渡點，幾天之后，鄧中夏又被送到了國民黨首都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雖然蔣介石已經(jīng)密電谷正倫直接對鄧中夏實行槍決，但國民黨特務(wù)還是想試一試，在他們看來，如果能讓鄧中夏低頭，必然能獲得相當重要的我黨機密。 為此，他們使出了渾身解數(shù)，各種手段輪番上演，但無論是嚴刑拷打、威逼利誘還是離間誘降，鄧中夏始終不為所動。 管他們耍什么手段，鄧中夏早已決定上雨花臺。 他被押送到國民黨首都憲兵司令部看守所甲所11號牢房的第一天，就已經(jīng)做好了上雨花臺的準備，并且這種準備還告訴了牢房中的老部下鄭紹文。 但縱然已經(jīng)決定赴死，他還是很關(guān)心自己的同志，他曾問鄭紹文：“你知道羅登賢的情況嗎？他在哪里？” 羅登賢是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lǐng)導人之一，也是東北抗日武裝的主要組織、創(chuàng)建者，他是在1933年2月份被捕入獄的，互濟總會曾組織營救羅登賢，宋慶齡也曾組織營救活動，還親自去監(jiān)獄看望羅登賢。 但他們的營救行動一直沒有成功，國民黨政府拒絕釋放羅登賢，1933年8月29日，年僅28歲的羅登賢被押送雨花臺刑場，刑場上，羅登賢說：“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 帶著這遺憾，他毅然赴死。  想到這些，鄭紹文心情很沉重，對鄧中夏說：“他上雨花臺了?！?/span> 聽到這樣的答案，鄧中夏沉默了一會，輕輕地說：“啊，他先走了一步?！?/span> 鄧紹文有些難過，盡管見慣了生死，但每次面對同志的犧牲，他心里仍舊悲痛不已，他不知道還能為這位老大哥做些什么，他只希望最后的這段日子，這位老大哥能夠走得體面一些。 原本，牢房中是有不成文的規(guī)定的，先進牢房的睡上鋪，后進的睡下鋪，如果床鋪睡滿了，就只能睡在馬桶邊上，等有空床鋪了，就可以去睡床了，鄧中夏進去的時候，已經(jīng)滿員了，按照慣例，他只能睡在馬桶邊。 但鄭紹文不舍得，他不愿意讓這位即將英勇犧牲的老大哥睡在馬桶邊。他想了一會，問鄧中夏是否還有必要隱瞞身份，鄧中夏表示沒有什么可以隱瞞的了，所以鄭紹文就對大家說：
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鄧中夏，自然很是欽佩他，所以很快就有人讓出了上鋪一個位置，讓鄧中夏晚上在上鋪睡覺。 第二天，整個監(jiān)獄的人基本都知道了鄧中夏被捕的消息。 當時陶鑄也被關(guān)在這個監(jiān)獄中，他在獄中團結(jié)和鼓舞同志，是獄中的秘密黨支部書記，帶領(lǐng)大家進行了很多斗爭，他在第二天放風的時候悄悄問鄭紹文：“昨天進來的是鄧中夏吧？他的態(tài)度怎么樣？” 鄭紹文沒有猶豫地說：“他打算上雨花臺?！?/span> 這個話題比較沉重，陶鑄想了想，又問：“是真的嗎？” 鄭紹文知道這不是小事，表示回去再問問。等他對鄧中夏提及態(tài)度問題的時候，鄧中夏從床上一躍而起，大聲說：“問得好，你告訴同志們，我鄧中夏就是燒成灰，也是共產(chǎn)黨人。” 這是一位共產(chǎn)黨員面對死亡的時候最鏗鏘有力的回答，這是一句震撼世人的自白，即便到了今天，讀來仍舊感到心靈震顫。 這回答震撼人心，它不僅是鄧中夏的自白，更是一直走在救國救民道路上的數(shù)不清的共產(chǎn)黨人的自白。  這答案很快傳遍了監(jiān)獄的各個角落，同志們商量著湊錢給鄧中夏改善伙食，讓他在最后能吃上一份熱乎乎的大肉面。 當鄧中夏看到那碗面的時候，不需言明，心中自震蕩不已，他沒有拒絕，他感動于這超乎尋常的團結(jié)。 鄧中夏在11號牢房待的時間也不長，很快，敵人就提審了他，而審訊的時間非常短暫，根據(jù)鄭紹文的回憶，審訊的內(nèi)容，他曾經(jīng)問過鄧中夏，鄧中夏用五問五答來回答他：
身份既然已經(jīng)暴露，對他來說，只有犧牲這一條路可走。 敵人對這樣的鄧中夏無可奈何，只能選擇將他定為死刑犯，并轉(zhuǎn)移到了另外一間單獨的牢房，鄧中夏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他在獄中給組織寫了一封信：
時間很快就到了9月21日，39歲的鄧中夏被押往雨花臺刑場，途中，盡管鐐銬加身，渾身是傷，他依舊邁著堅定的步伐，高喊著“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chǎn)黨萬歲！”“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聯(lián)合起來！” 死亡在信仰面前不值一提，子彈能讓他倒下去，鮮血染紅大地，但一個人倒下去了，還有千千萬萬人站起來，他沒有看到人民的勝利，但他知道勝利終屬于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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