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天高中畢業(yè)后，我到渝東豐都與石柱交界靠近武隆仙女山的大山里插隊落戶，當時抱定的信念是“扎根農(nóng)村一輩子”，村民們紛紛打量我是否可能做誰家的女婿。差不多用了兩年左右時間，我學會了所有農(nóng)活，在農(nóng)民鄉(xiāng)親眼里已經(jīng)夠得上合格勞力。這時我才明白，毛主席并非真要我“扎根農(nóng)村”，而是要我認識中國的土地。所以，在完成“認識土地”這項階段性任務之后，我開始自學古代漢語和古典樂理，迷上了拉小提琴，也讀了一些外國小說：《約翰·克里斯多夫》讀了三遍，喜歡莫泊桑、梅里美，但不喜歡巴爾扎克。
當時大部分國有單位實行“子女頂替”招工制度。我父親在重慶的文化系統(tǒng)工作，1977年秋天他退休后，我“頂替”他進了文化局下屬的市圖書館。這個圖書館創(chuàng)建于1946年，為了紀念前一年去世的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開館時定名為“國立羅斯福圖書館”。1949年，第一任館長嚴文郁去了美國，任職于聯(lián)合國圖書館，后來轉(zhuǎn)到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東亞圖書館主任。之后的20多年里，這位首任館長一直給重慶市圖書館寄資料，主要是美國期刊、新書通訊、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科技出版物之類。有一次，我在館內(nèi)一個公共走廊邊上的廢舊外文期刊堆里翻到一本1956年的《時代周刊》，里面報道“匈牙利事變”的血腥照片讓我渾身戰(zhàn)栗：世上竟然有這種事情！當時我就下決心要學好外文，否則自己的眼界必受限制。在圖書館工作的一年里，我組織了一個法語學習小組，請館內(nèi)懂法語的老師給我們幾個年輕人講課。
恢復高考來得很突然。1977年冬天匆忙報考，上了錄取線也體檢了，不知為何沒被錄取，次年才如愿以償。因為喜歡文學，我報考的是四川外語學院的法語專業(yè)，但被分配到了德語專業(yè)。還在鄉(xiāng)下務農(nóng)時，我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憶錄里得知，要成為好的小說家，先得學好哲學，但當時僅能找到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沒讀懂，卻不明就里地覺得哲學很乏味，從此不再理會任何哲學書籍。因此，大學時代我把大部分課余時間拿來讀各類通史性質(zhì)的書，從中外文學史、中外哲學史、中國通史直到世界史。要是當時我能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讀的是什么哲學書，就不會不幸多走了后來的20年彎路，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最喜歡讀柏拉圖。
因為喜歡文學同時又偏好理論性的東西，加上當時學界正興起“美學熱”，1982年我報考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專業(yè)的碩士班。由于是學德語出身，碩士論文以德國美學為題也就順理成章。至于為什么最后搞成了現(xiàn)代性批判，現(xiàn)在想來與海德格爾的影響有關，他讓我改變了對哲學的看法。1986年，這篇碩士論文以《詩化哲學》為題出版，無意中呼應了80年代的新詩潮，但其實我對詩歌一竅不通。這本書關注的是啟蒙運動之后德意志學界為什么會出現(xiàn)“美學熱”，而英國和法國卻沒有類似的情況。現(xiàn)在回過頭看，這個思想史問題還是過于復雜了。假如我當時就能讀到卡爾·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我的認識就不會那么簡單、平面。不過在80年代初，不僅是我本人，整個中國學界的學術視野都還非常狹窄。1985年碩士畢業(yè)后，我到剛建立還不到兩年的深圳大學中文系任教。系主任樂黛云教授交給我寫本“比較詩學概論”的任務，我無法推辭，最終寫成了不倫不類的《拯救與逍遙》，1988年出版。但這本書關涉的問題相較《詩化哲學》要開闊得多，直面中國思想的“世紀性難題”，即中國學人應該如何認識西方文明。與當時坊間流行的“新啟蒙”或“傳統(tǒng)文化批判”等議題相比，我認為這才是中國學界面臨的要務。我嘗試應用現(xiàn)象學原理來理解中西方的精神現(xiàn)象，矛頭指向各色當代新儒家，尤其是當時頗受學界青睞的港臺新儒家。這本書得到不少褒揚，因為人們以為我是反傳統(tǒng)分子。其實，拒絕新儒家并不等于拒絕儒家，毋寧說，如何才能正確理解儒家傳統(tǒng)的精華，始終是個棘手問題。所以十多年后，我又修訂再版過這本書。寫作《拯救與逍遙》之前，我已經(jīng)在同時研究基督教理論和社會理論。因此，1989年初春我到瑞士巴塞爾大學讀博士，論文題目選擇了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而我的博士生導師奧特（Heinrich Ott）以憑靠海德格爾哲學闡發(fā)神學觀念見長。舍勒既是現(xiàn)象學家和社會理論家，又是基督教精神的現(xiàn)代傳人，他致力于將傳統(tǒng)基督教精神與現(xiàn)代學問樣式結(jié)合起來，這讓我入迷。90年代初，全球?qū)W界一度興起“現(xiàn)代化問題熱”，當時討論“亞洲四小龍”就像今天討論“中國崛起”一樣時髦。但我覺得，在搞清楚現(xiàn)代西方的思想大家是如何面對現(xiàn)代性問題之前，談論本土的現(xiàn)代化問題難免缺乏理論深度。因此在寫完博士論文后，我在1996年出版了《社會理論緒論：現(xiàn)代性與現(xiàn)代中國》。在今天，我的名字經(jīng)常被學界中人與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聯(lián)系在一起，實際上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才和這位德裔美籍猶太哲人“接上頭”。當時我正在研究德國公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法學著作，海因里?！み~爾的《施米特與施特勞斯：隱秘的對話》一書讓我開始重視施特勞斯其人。不過，讀完朗佩特的《施特勞斯與尼采》我才猛然開竅，也直接催生了2000年發(fā)表的《尼采的微言大義》。這篇長文以及隨后的《刺猬的溫順》，讓我開始遭受知識界的猛烈抨擊。我向好些朋友推薦過朗佩特的這本書，盡管我完全不贊同他對尼采的頌揚和對施特勞斯的批評。施特勞斯把現(xiàn)代性思想的源頭追溯至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為我理解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史、尤其現(xiàn)代的三次激進思想浪潮提供了通透的全局觀。自《拯救與逍遙》以來一直在探問的“何謂西方文明”的問題終于獲得了解答。施特勞斯教導我用古人的自我理解來理解古典，通過跟隨柏拉圖學習如何熱愛智慧，學會抵制現(xiàn)代的種種“主義”論說。對我而言，既然《拯救與逍遙》已經(jīng)拒斥了各種現(xiàn)代式的回歸中國古典的可能性，那么，施特勞斯也為我開啟了理解中國古典及其與現(xiàn)代的關系的可能性。讓我逐漸變得能夠從容應對一波又一波后現(xiàn)代思潮的20世紀思想大家，不僅施特勞斯一人。我多次對自己的研究生們說，你們真正的博士生導師是施特勞斯、施米特和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我僅僅是他們的助教。還可以聘尼采為副教授，其他人就算了，名額有限。聘這三位生長于德國現(xiàn)代學術土壤的思想家當博導，與我自己身處的現(xiàn)實語境有關。凡好學之人，首先需要搞清楚何謂、以及應當如何“好學”，施特勞斯在這方面是最好的老師。好學的熱情沒法與現(xiàn)實政治處境不相干，而政治處境從來就極為復雜難辨。如果我們愿意辨識自己所處的復雜現(xiàn)實，而非頭腦簡單地看待政治現(xiàn)象，那么施米特會是一位好老師。他勇于面對時代困境所引致的政治難題，思想經(jīng)驗難能可貴。不僅如此，理解現(xiàn)實的政治處境，尤其需要培養(yǎng)深邃的眼光，或者說需要歷史的眼光。如何把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史關聯(lián)起來，而且具有世界文明的視野，沃格林是再好不過的老師，盡管他的表述方式令人不敢恭維。相形之下，我們的自由主義話語最大的問題在于，始終不愿直面施特勞斯提出的“哲人敗壞”問題，從而陷入現(xiàn)代性制造的“思想進步”神話無法自洽。但也需要理解這種話語產(chǎn)生的土壤。80年代初，“傷痕文學”很熱，當時的我們養(yǎng)成了一種“傷痕思維”的習慣，而且至今沒有走出這種習慣。不應該忘記傷痕，但要做到正確看待歷史上的傷痕不容易。我自己曾經(jīng)長期是個傷痕主義者，直到進入西方和中國的古典思想，我才覺得自己能更恰切地理解個人乃至國家身上的歷史創(chuàng)傷。從左至右為施米特（1888－1985）、沃格林（1901-1985） 2002年之后，我開始著手策劃“經(jīng)典與解釋”書系這項工程，分為西學、中學、輯刊三大系，目前的出版數(shù)量已經(jīng)超過500種。我自己的期許是，通過這套以整理和解讀經(jīng)典文本為主線的書系，夯實中國學術思想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的心力幾乎全部撲向了西方的當代學術，即20世紀以來的學術。60年代以前尚存的對西方現(xiàn)代早期、即16至18世紀思想的研究資源，如今幾乎蕩然無存。整全地認識西方文明思想傳統(tǒng)，是中國學界面臨的歷史性任務；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了越來越好的生活條件，如果我不趕緊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真覺得對不起前人經(jīng)受的磨難。聶榮臻元帥曾問周恩來總理為何如此拼命干活，他的回答是：他身邊有太多戰(zhàn)友遇難，他要用加倍工作來替難友們實現(xiàn)對中國的熱愛。這話讓我刻骨銘心，也讓我想起20世紀的中國學界，同樣有太多犧牲了的前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