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秦漢

宋代詩人的“以學問為詩”，是宋詩的一大藝術特色和妙境，亦是“宋調”和“唐音”的最大區(qū)別之一。而經元明兩朝的“宗唐去宋”后，宋調巳趨式微，“以學問為詩”亦幾為“以性情為詩”所替代。但到了清代初期，“崇宋”已有所抬頭和復蘇，至中后期尤其是道咸同光宣時的宋詩派崛起，以學問為詩不僅成為了晚清詩壇的主流，且更還出現(xiàn)了向學問與性情融合的“人與文一”的“真詩人”轉化發(fā)展的新境界新趨勢。為厘清這一轉化趨向，有必要從產生形成的主要原因特別是宋、清兩代詩人本身的因素、兩者之間的轉變脈絡及其結果著手，方能全面深入地認識和把握“以學問為詩”轉化為“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的這一詩學問題。

一、宋代詩人的“以學問為詩”之自身因素

一般而言，宋代詩人的以學問為詩是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崇杜、學杜”開其端的?？计渚売?，除宋代的重文輕武和理學興盛及文學復古運動諸社會環(huán)境因素外，詩人自身之因素則顯得尤為重要，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其一，為應試，詩人自身必然好學博聞。自隋開創(chuàng)科考取士，經唐洎宋以漸定型。宋代科舉一般可分為進士科及九經、三史、明經諸科。就其中最為熱門的進士科的省試而言，詩賦、經義、論、策是四個必考科目。唐代科試重詩賦，宋代科試重策論，王安石與司馬光先后為相，雖在政治立場上迥異，但皆反對以詩賦取士。在科舉上甚至出現(xiàn)了兩次停試詩賦：第一次從北宗神宗熙寧四年（1071）至哲宗元祐四年（1089），進士科罷試詩賦改試經義凡十九年；第二次從哲宗紹圣元年（1094）至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詔罷詩賦專用經義凡三十四年。高宗雖下詔復試詩賦，卻又告戒大臣：“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知今古。所貴于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宋代的策論重于詩賦由此可窺一斑。由于策論是對治國安邦提出各種問題，涉及面相當廣泛，包括財賦、兵刑、邊防、吏治、民政、農商、河渠等等，考生平素必須多讀書，多積學，廣聞博見，有學問，有見地方能及第。另外，宋代尚有專取布衣的“賢良方正”、“博通墳典”等六個科目的選拔特殊人才的“制科”即“御試對策”。就賢良方正科而言，應試者所考亦主要是一篇對策，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經大臣推薦，應試者要預先向朝廷提交五十篇策論即“賢良進卷”，其知識面更是包羅萬象。由于制科出身的人較易得到提拔升遷，很多進士科及第的考生如蘇軾、蘇轍、秦觀等，又去應試了這一制科，提交了五十篇賢良進卷。由此可見，宋代科舉及制科的重策論，勢必促使士子博覽群書、積累知識及致力于學問的鉆研，而詩人大多即為士子，從而亦就造就了有宋一代的多讀書、有學問的詩人。

其二，詩人自身的重學養(yǎng)、多人文意象。所謂的人文意象，主要是指棋琴書畫、金石古玩、園林亭館、花卉魚禽、禪道玄理等等具有書卷、學術、藝術、審美諸精神氣質會融的一種文明活動旨趣。正如王國維所指出的：“漢唐元明時人之于古器物，絕不能有宋人之興味，故宋人之于金石書畫之學乃陵跨百代?！保ā鹅o庵文集續(xù)編·宋代之金石學》）正是由于在宋代包括詩人在內的文人學士，都特別重視自身的學問涵養(yǎng)即讀書與學殖，強調文與道的合一即學養(yǎng)、人品、文（詩）品的統(tǒng)一。故詩人們都特別注重“以學為詩”，“資書以為詩”，置自身于讀書做學問以及彈琴弈棋、摩石挲鼎等人文意象活動中，以追求精神文化的研究、創(chuàng)造與欣賞。由此在宋代自然就產生了眾多的詩人兼學問家，而詩人中的通才亦非鳳毛麟角。如歐陽修既是詩詞賦文兼擅，又是史學家、金石學家；王安石詩人兼古文家，又精通經學、禪學；蘇軾更是全才，不僅詩詞賦文、書法繪畫具擅成就突出，而且還精通佛、道，對醫(yī)藥、烹飪、水利等技藝亦有深究；黃庭堅詩詞文章皆工，書法精妙，為書法“宋四家”之一；陸游不僅是著名詩人，亦擅詞、文，又是史學家，并工書法，尤精草書；朱熹不僅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和哲學家，而且亦是宋代詩壇上的“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的一大家，又擅書法，工行草。

正是由于宋代詩人在這兩個方面的自覺努力，從而在自身因素上就逐漸形成了一種對“腹有詩書氣自華”的人品與詩品合一的理想人格與學養(yǎng)境界的孜孜追求與實現(xiàn)。讀書與功名的關系已非唐代詩人那么休戚相關，讀書積學博見更是一種超功利的精神享受。這亦正是蘇東坡所言的“讀破萬卷詩愈美”和黃魯直所謂的“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的學者詩人（學人）的氣質。

二、元明之詩的對宋詩否定之否定的去宋宗唐

宋詩到了后期，說禪談理泛濫，議論過盡；而以學問為詩，往往又過多堆砌典故，饾饤學問，失去生意。故至晚宋的“四靈”詩和“江湖派”詩中就已出現(xiàn)了唐詩尤其是晚唐詩風的回歸。元為矯宋弊，走的更是否定之否定的去宋返唐的路徑，其結果，在元代詩壇上就出現(xiàn)了“舉世宗唐”的大趨勢。正如清代學者顧奎光在《元詩選·序》中所指出的：“宋詩，唐之變也，變而成為宋；元詩，宋之變也，變而復于唐。”如在元初，南方詩人劉辰翁、趙孟頫等沿江湖派風格而崇尚唐音，清麗婉約；進入中葉，北方詩人曹伯啟、姚遂，南方詩人袁桷、胡炳文等相繼而起，古詩仿魏晉、近體詩學盛唐，開始形成南北統(tǒng)一的清豪猷壯之唐風；稍后“元代四大家”的虞集、楊載、范檸、揭傒斯，雖各人風格有異，但均效法唐詩；到了后期，主要詩人有薩都刺、王冕、楊維禎等，薩詩尤其是宮詞、樂府詩受晚唐李商隱影響較深，王詩學李白，楊詩效李賀，皆有唐音。再從元代詩論方面看，范檸及其門人的《詩學正論》云：返唐主要在“性情”，去宋主要在“議論”，“蓋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主于達性情……宋詩主于立議論。”

進入明代，雖然詩派林立，但詩歌的基本創(chuàng)作傾向仍是繼元的尊唐為宗，以擬古主義為基調。明初詩人林鴻等在詩作上已專學盛唐，高棅等在詩學批評上更開將盛唐詩崇奉為唐詩正宗之先河。到了成化至隆慶年間，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提出了“古則魏晉，律必盛唐”的主張。接著的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則進一步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睆亩纬闪嗣鞔妷系脑娮谑⑻频摹帮L華聲氣，籠罩海內”之大局面。他們只所以推宗盛唐，其主因在于追求盛唐詩歌的“格古調逸”，而這一格調則皆由情發(fā)之。如前七子的另一代表人物徐楨卿在《談藝錄》中就肯定了“情”是詩歌的本質，是詩人心志的表達；王世貞則直寫性靈，不求藻飾，詩作富有才情。

三、清代之詩的對元明詩再否定之否定的宋詩派崛起及“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

步入清代，滿清統(tǒng)治集團為鞏固異族統(tǒng)治，一方面大開科舉用八股取士，另一方面倡導編制《四庫全書》等一類大部頭書，同時又鉗制輿論，大興文字獄。從而促使有清一代奔仕途的科舉業(yè)與做學問的考據學盛行，詩人自身往往就是經史小學、金石輿地之類的飽學之士甚或為某一領域的學問家。加之對元詩的宗唐尤其是學晚唐的綺弱輕靡和對明詩的一味復古的粗淺狹窄的不滿，于是又走上了對元明之詩否定之否定的宗宋抑唐之路。試簡述如下：

順、康兩朝為清前期，先是錢謙益、朱彝尊兩位清初詩壇巨擘，均兼取并融唐宋詩之長，已開宗宋之先聲。接著的是堪與王士禎并稱為清代第一流詩人的查慎行，其詩深受蘇軾、陸游影響，用筆勁煉，講究音節(jié)色澤，如《度仙霞關題天雨庵壁》：“虎嘯猿啼萬壑哀，北風吹雨過山來。人從井底盤旋上，天向關門豁達開。地險昔曾當劇賊，時平誰敢說雄才？煎茶好領閑僧意，知是芒鞋到幾回！”另外尚有宗宋詩人宋犖，極力推崇蘇軾，亦有不少佳作。

雍、乾、嘉三朝為清中期即清代全盛期，亦是乾嘉考據學派盛行和詩歌繁榮、詩派競創(chuàng)期。如除前期王士禎的神韻派外，又出現(xiàn)了沈德潛的格調派、翁方綱的肌理派、袁枚的性靈派等。雖然宗唐派不少，但宗宋派已經興起，如著名浙派詞人厲鶚，亦是宗宋詩派高手，著力追仿南宋姜夔和永嘉四靈之詩，五言尤勝。繼厲鶚而起的錢載，其詩俚質中饒有清韻，以生澀取勝，受宋詩影響亦可謂至深。而翁方綱的肌理派，即“為學必依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翁本人的許多詩作就是把經史、金石等考證融入詩中，以顯示肌理所在，實質上即為宗宋派的以學問為根柢。

道咸同光宣五朝為清后期，亦稱晚清（近代）時期，列強入侵，國難當頭。之前的以美學傾向為主的宗唐詩派隨之被淡化，而以忠孝為本之愛國主義和重理求實為主的宋詩派，則很快崛起并在詩壇上占據了主流地位。其運動脈絡大體可分為兩個時期：

道光至咸豐為第一時期。先是著名漢學家程恩澤、經史學家兼著名書法家祁雋藻為晚清首倡宋詩之代表者。程注重學問，推尊黃庭堅，為詩奇險拗折，提出了治學問且貫徹到詩歌創(chuàng)作中之“凡欲通義理者必自訓詁始”的主張；祁作為道光年間詩壇領袖，作詩三千余首，倡導詩要講究“學識”與“性情”，如《題壹齋師錢書圖·其一》：“長鋏歸來尚有車，短鐙檠在即我廬。不知疏傅黃金外，可載蘭臺幾卷書?！苯又乃卧娕稍娙酥饕袧h學家兼書畫家何紹基、經學家兼小學家鄭珍、目錄版本學家莫友芝等。何在詩歌內容上主張“不俗”，要做到詩品與人品的“人與文一”；鄭提出通過“讀書”、“養(yǎng)氣”來提高自身道德和詩學涵養(yǎng)的主張，為宋詩派翹楚；莫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要以學問為基礎，提倡“學問”和“性情”融通的詩學觀。稍后的晚清重臣曾國藩，富有宋詩宗趣，尤推黃庭堅，強調學力深厚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性，因其地位之影響，對宋詩派成為詩壇主流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治、光緒、宣統(tǒng)甚至延至民國為第二時期，宋詩運動發(fā)展至此而形成了“同光體”。其名最早由陳衍在《沈乙庵詩序》中提出，以宗宋為主，“不墨守盛唐”，內部又可細劃為贛、閩、浙三小派，代表詩人有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陳衍等。陳（三立）為贛派代表，師黃庭堅，好用僻字拗句，在“句法”上推陳出新，形成了“沉郁而澹遠”的詩風；沈精通經史、佛學、律法、輿地、版本、考據、金石及醫(yī)學、書法等諸多方面，被推崇為“碩學大儒”，為浙派代表。強調寫詩要用自己的性情語言，要融文史哲諸學問于其中，充分表現(xiàn)出真才學與真性情融合之“人與文一”的特點。如：“甌波亭上佳公子，絕代丹青寫清思。淵源不到宋遺民，大雅能窺唐畫史。茗渚蘋洲滿意春，管公樓對比肩人。還將平遠溪山意，消取滄桑異代身?！保ā额}趙吳興甌波亭圖》）；鄭為著名書法家兼詩人，晚年出任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墮為可恥漢奸。詩作因意韻簡穆淡遠而顯得“清蒼幽峭”，享有一定盛譽，為閩派領軍人物；陳（衍）通經史訓詁之學，詩人兼著名詩論家。推舉蘇軾、陸游。其雖學古而善于變化，反對一味摹擬，強調“詩莫盛于三元”和“求真”、“不俗”及“合學人詩人二而一之”等，故其詩用筆曲折，骨力清健，亦為閩派代表人物，但其詩不如其詩論成就大。

清代宋詩派詩人雖否定了元明的“去宋返唐”，卻又吸收了其宗唐的“主于性情”和“因情立格”，并進一步提出了“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的主張。所謂的學人之詩和詩人之詩真正作為一種詩學概念，為清代雍乾時期經史學家杭世駿在《沈沃田詩序》中所正式提出：“《詩三百》之中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且還指出學人之詩的“詩以'學’之一字立詩之干”等；到了“同光體”派崛起，其詩論家陳衍則進一步揭橥了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理論即這一慨念的美學內涵，試舉其在《石遺室詩話》中的若干論說：“余平生論詩，以為必具學人之根柢，詩人之性情，而后才力與懷抱相發(fā)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也”；祁春圃相國詩“證據精確，比例切當，所謂學人之詩也。而詩中帶著寫景言情，則又詩人之詩矣”；學問之于詩“如造酒然，味釅者用術必多，及其既熟，固見酒不見術也”。由此可見，陳衍所代表的晚清宋詩派所謂的學人之詩主要是指詩人的學問，即詩人所具有的深厚經史根柢和樸學功夫，體現(xiàn)于詩作中就是以學問入詩:用典故、講來歷、長于考證，舉事精切，一字不茍，有真道理真本領；所謂的詩人之詩主要是指詩人的性情，即詩人所具有的真情實感，體現(xiàn)于詩作中就是以情志入詩:自由灑脫、情景交融、自然天成、有情有味的真性情真懷抱。兩者互相區(qū)別對應，界限清楚，詩人應性情與學問兼?zhèn)洳拍芊Q之為“真詩人”。故學詩必須先為詩人之詩，“不先為詩人之詩，而徑為學人之詩，往往終于學人，不到真詩人境界，蓋學問有余性情不足也。”（《石遺室詩話》）從而使同光體宋詩派在“宗宋”的基礎上又兼有“唐宋并舉”的創(chuàng)新，一直延續(xù)至民國“新詩”興起后方才式微，即在中國近代詩壇上終究留下了一個最后的古典詩派的閃光身影。

（原載2020年《中華詩詞》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