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學生如此不正的“三觀”，作為老師的孟子立即鄙夷不屑地“懟”過去：“是焉得為大丈夫乎？”“焉”是哪里之意，加強了這個反問句的否定語氣，他的態(tài)度鮮明：“他們也配？”接著，孟老師用帶有反問語氣的疑問句來詰責學生：“子未學禮乎？”

那么，孟子所說的這個“禮”的標準，是什么呢？

“冠”是古代男子的成年禮，行冠禮時父親會教導他一些做人的道理和德行要求；女子出嫁時，會接受母親的訓導要順從自己的丈夫。顯然，在孟老師的眼中，“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趙歧語）”，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穩(wěn)定而和諧?？v橫家公孫衍和張儀不過一群“妾婦”之類，這是為什么呢？孟子指出，妾婦之道在于順從，公孫衍和張儀不過是無原則、無底線地順從他們的主子，不配稱作“大丈夫”。

那么縱橫家是一群怎樣的人呢？《經典常談<戰(zhàn)國策>第八》中的這段話，精辟地揭示了其嘴臉：

在縱橫家的眼里，“天下”是君主的利益，不是人民的天下。

那么孟子認為什么樣的人，才堪稱大丈夫呢？

這三句話，是孟子的靈魂，是其思想的核心：仁、禮，義。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孟子看來，大丈夫求“仁”，得志時心懷天下的人民，榮華富貴不能改變他的心性；大丈夫講“禮”，不得志也會堅守本心，貧窮也不能改變他的志向；大丈夫求“義”，即便在武力面前也不會屈服。

孟子推銷的是“仁政”，但他的政治主張在當時并不“暢銷”。相傳，孟子學成后，曾以“士”的身份游說諸侯，試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輾轉到魏、齊、宋、魯等國，但當時的大國均是靠暴力實現統(tǒng)一或是擴張版圖，其主張一直不受待見。其中，最為直接的是梁惠王：

請注意梁惠王對孟子的稱呼——叟。叟的意思為老頭兒，這一字將梁惠王的粗俗鄙野表現出來，他對孟子毫無尊重可言?！袄笔橇夯萃跛枷氲暮诵?，梁君真正需要的，是能幫助他搶地盤、打勝仗、吞弱國、成霸業(yè)的“人才”。一個“亦”字，說明到梁國來的，并不是孟子一個人，還曾經有過各類形形色色之人，他們都曾以“給梁君國帶來利”來打動梁君。

曲高和太寡，夏蟲難語冰。孟子的思想在當時沒有實踐的空間，他只能把自己的悲憤和孤高訴諸文字，在《孟子》中安放自己高貴的靈魂。孟子認為，公孫衍和張儀之徒順從的是那些貪利短見的君主，這種人實為妾婦，根本不配稱“大丈夫”。只有那些在富貴、貧窮和強權面前都不改初衷、不易志向的人，方能稱得上大丈夫。

孟子貢獻了如此偉大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標準，感召了許多后來者，使我們民族涌現出許多頂天立天、可歌可泣的大丈夫。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大丈夫”的內涵又不斷被豐富和發(fā)展。這種有節(jié)氣的正義力量，經世世代代傳承、祖祖輩輩弘揚，提升了中華民族兒女的精神境界。

時至今日，“大丈夫”已不止是孟子所說的那些雄才大略、建功立業(yè)的氣壯山河之人。我們生活中有很多偉岸的“大丈夫”：在抗擊疫情的緊要時刻，醫(yī)護人員“用勇氣和辛勞詮釋醫(yī)者仁心，用擔當和奉獻換來山河無恙”，他們是大丈夫；在學生居家時，教育工作者克服種種困難堅守云端，化身為“主播”為學生們遠程講課，他們是大丈夫；風雨無阻的快遞哥、默默清掃的清潔工、捐款的拾荒者等等，所有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發(fā)光發(fā)熱的、所有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并擁有精神追求的人，都是新時代的“大丈夫”。

通讀全文，孟子和景春的認知之所以迥然不同，是因為他們眼中的“天下”和“大丈夫”不一樣，大格局方成大丈夫。孟老師面對學生偶像崇拜發(fā)生偏差時，他分了三步進行教育——

很可惜，景春這位楚國的貴族，并未從孟老師那里真正學有所獲，他一生的主要成就居然只是“將張儀和公孫衍并稱的縱橫家”而矣。由此，我們似乎也能得出另一個結論，價值觀有偏差的人恐怕很難有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