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在南京西善橋宮山南朝墓中，“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為題材的磚印壁畫首次出土（以下簡稱“七賢與榮啟期”）[1]。磚畫的出土引起了史論界的關注。隨著出土資料的增加，學者們發(fā)現(xiàn)“七賢與榮啟期”為題材的磚畫流行在六朝時期的墓室之中，如1965 年12月發(fā)掘的江蘇省丹陽縣胡橋公社仙塘灣墓[2]，1968年8月發(fā)掘的江蘇省丹陽縣胡橋公社寶山大隊吳家村墓，1968年10月發(fā)掘的江蘇省丹陽縣建山公社管山大隊金家村墓[3]，以及2010年7月在南京市雨花臺區(qū)石子崗所發(fā)掘墓室[4]等。其中，西善橋宮山墓“七賢與榮啟期”磚畫最為精美，由648塊長方形青磚拼鑲而成，出土時分為左右兩塊，各長244厘米，高88厘米，對稱的拼鑲在主室南北兩壁。畫中共繪制八人，從人物左下角所刻名字可知，由外向內(nèi)看，南壁為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北壁為向秀、劉靈（伶）[5]、阮咸、榮啟期，每人中間間隔以同根雙枝型的樹，共十株（圖1）。

圖1 “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拓片，南朝，南京西善橋宮山墓出土，長244厘米、高88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每當七賢聚首“彈琴暢飲”時，是在竹林之中。這段經(jīng)歷，王戎自己曾感嘆“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于此壚，竹林之游亦預其末”[6]，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有“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后往”[7]，又“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8]等記載。 然而五個南朝大墓“七賢與榮啟期”磚畫中，七賢聚首之處，沒有竹子，或為柳樹，或為闊葉樹。

學術界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早前集中討論在畫中“闊葉樹”是不是“竹子”[9]，然而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西魏壁畫《五百強盜成佛因緣》中佛家講經(jīng)處的竹林（圖2），以及云南省博物館藏唐代的“七賢”銅鏡，四周已然是我們所熟知的竹子，與這株全然不同，顯然榮啟期右側的“闊葉樹”并非竹子，也派排除了錯畫的可能性。對于磚畫中沒有畫出“竹子”這一疑惑，宋伯胤先生簡略探過，他認為“竹林七賢”聚會處無竹林，是無關宏旨的，在于七賢之所以為名士，自有其本身具備的種種特點，不必是竹林，樹林即可[10]。

圖2 “竹子” 壁畫局部，西魏，敦煌莫高窟第285窟（選自中國敦煌壁畫全集·西魏，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竹”，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為“冬生草也”。檢索古籍，最早的“竹林”一詞出現(xiàn)于漢代，《漢書》卷五十七下有“觀眾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舉玉杯藩露，清明竹林之屬”，這一時期，竹林作為“冬生草”所組成的樹林而存在；三國兩晉時期，《魏書》有“游于竹林，號為七賢”[11]，《陶淵明集》提及竹林，“共為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12]，可見，兩晉時，竹林只是樹林的一種，代為地名，無其它寓意。到東晉以后，隨著“竹林七賢”相關記載或論著增多，出現(xiàn)了以“竹林者”來指代“七賢”，如《文心雕龍》有“浚沖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13]。

竹林七賢的名聲大噪，甚至還影響到了佛經(jīng)的翻譯，東漢到西晉時期，釋迦牟尼講經(jīng)說法的地方譯為“竹園”，在“竹林七賢”說法流行后，譯文也漸漸發(fā)生了改變，變?yōu)椤爸窳帧?，東漢到西晉時期釋迦牟尼講經(jīng)說法的地方譯為“竹園”，期間佛教譯經(jīng)21例中，“竹園”16例，而“竹林”僅有1例，符合漢晉時期以“園”命名的語言習慣；東晉以后，尤其是在“竹林七賢”說法流行后，譯文發(fā)生了改變，逐漸變?yōu)榱恕爸窳帧?，南北朝時期16例的佛經(jīng)中，竹林有7例，而竹園只有5例[14]。如此早年陳寅恪先生曾提到當時竹林是佛教在天竺清修的隱居地的別稱，七賢“竹林之游”是東晉好事者捏造出來的這一猜想，亦不成立了[15]。 

也就是說，隨著竹林七賢的名聲流傳，作為七賢共游的竹林，從一開始指代地名的從屬，到劉勰所處的南朝時，成為了“七賢”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提及竹林者，就意指七賢。在《避暑錄話》中，曾道“七賢竹林，今在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以此得名”[16]，如云南省博物館現(xiàn)藏唐代“竹林七賢”銅鏡，七賢所處樹林，基本由竹子構成（圖3）。

圖3 “竹林七賢”銅鏡 唐 云南省博物館藏（選自作者在云南省博物館拍攝的照片）

由于七賢所游、寄情于竹林之中，使得竹林這個最初為七賢聚會場所的地點，在東晉以后，漸漸產(chǎn)生了新的意象，并被寄予著不同的含義，或借代酣飲游心的場所，或為兄弟情深的知音之所，或指代遠離朝政的隱逸之地：如江總的“獨斟一樽酒，高詠七哀詩。何言蒿里別，非復竹林期”[17]；庚信的“劉伶正捉酒，中散欲彈琴。但使逢秋菊，何須就竹林”[18]；駱賓王有“時有桃源客,來訪竹林人”[19]；林寬“詔下搜巖野，高人入竹林。長因抗疏日, 便作去官心”[20]如是等等。

不僅是“竹林”，“竹”的意象的轉變，也是發(fā)生于這一時期。漢代竹作為“冬生草” 存在，如《漢樂府詩》有“竹竿何裊裊，魚尾何篩篩”[21]，“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22]。魏晉時期，至阮籍那里，還是“修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23]，但到東晉的王微之時，已道“何可一日無此君邪”[24]。加之佛祖?zhèn)鹘?jīng)地，正是竹林之中，到南北朝時，以謝朓的《詠竹》為代表，嚴格意義上的以竹為中心意象的詠竹文學誕生了。此后竹子的清潔高傲的意象漸漸明晰，唐代白居易總結了竹有“本固”、“性直”、“心空”、“節(jié)貞”等品格。

這一意象變化的原因，同“竹林七賢”作為“偶像”形成是息息相關的。東晉以降，竹林之游的傳說開始風靡起來，戴逵著《竹林七賢論》、袁宏著《竹林名士傳》、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各類書籍開始大量記載七人之故事?！爸窳帧弊鳛椤俺跞粲苁肋h禍者，然反以此得名”這種意象上的變化，除了在文學上，還反映在了當時的“竹林七賢”為題材的畫作名稱上。從《歷代名畫記》的著錄來看，東晉戴逵是最早以“七賢”而知名的畫家，并著有《竹林七賢論》一書，同期顧愷之、史道碩、毛惠遠均有畫“七賢”，南北朝時，七賢相關畫作名稱變?yōu)椤爸窳窒瘛?，用以指代七賢，如《歷代名畫記》卷六著錄陸探微的作品《竹林像》[25]。

行文至此，“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圖像中，雖然體現(xiàn)了七賢聚會竹林的場景，卻沒有畫出竹子的原因，就變得比較明晰了，或許這一粉本繪制的時代，正處于竹林還只是地名的時期，還未到“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以此得名”意象之時，竹林這一意象的轉變正處于東晉時期，至南朝轉變完成。

榮啟期為春秋時人，與七賢的時代相隔數(shù)百年，從六朝時畫作著錄來看，從東晉至劉宋這段時間里，有不少畫家分別繪制過“七賢圖”和“榮啟期圖”，但并沒有出現(xiàn)將他們八人放置在一起的情況，古文獻中也未曾有將榮啟期與七賢并列而論的材料流傳至今。

磚畫中將兩個不同時代的人繪制在一起，形成“八賢”的意象的原因，考古報告 [26]、張學鋒先生[27]、曾布川寬先生[28]、町田章先生 [29]在研究中曾做過猜測，多以“七人會導致磚畫左右不對稱”進行簡要的說明；宋伯胤先生曾經(jīng)提出“七賢與榮啟期”應更名為“八賢圖”，但未說明理由[30]。

但 “七賢與榮啟期”磚畫，作為葬俗的一部分，在圖像的選擇過程中，不會僅因為“不對稱”就草率而成，另外南朝時“七賢”名聲在外，更不會無緣無故就增添第八人。先秦到魏晉名士尚多，選擇將 “榮啟期”與“七賢”并置，或許是有其獨特的文化背景。

（1）先秦以來八人著稱的團體

在“七賢”所產(chǎn)生的年代之前，出現(xiàn)過許多以賢者著稱的團體。如漢代有“四賢：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云”[31]，又如《世語》中記載“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揚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八達”[32]，這樣用數(shù)字標榜的團體，還有“二十四友”[33]、“八伯”[34]、“四友”[35]等。陳寅恪先生認為“所謂'竹林七賢’者，先有'七賢’，即取《論語》'作者七人’之事數(shù)，實與東漢末三君八廚八及等名同標榜之義。迨西晉之末僧徒比附內(nèi)典、外書之'格義’風氣盛行，東晉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家于'七賢’之上，至東晉中葉以后江左名士孫盛、袁宏、戴逹輩遂著之于書”[36]。

“七賢與榮啟期”磚畫中共八人，八的數(shù)位，是否含有獨特寓意。《周易·系辭下》云：“古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盵37]，《管子·五行》有“地理以八制”[38]，《大戴禮記注·本命》認為“八者，維綱也”（按：謂八方四正四隅）[39]，《尚書·舜典》有“八音克諧”[40]（按：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自古，天地以四方八位，賦予數(shù)字八，包羅萬象之意。用“八”的數(shù)字標榜的團體，先秦有“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41]；漢代有“八俊”、“八廚”、“八顧”等團體[42]；六朝時史道碩繪《八駿圖》。東晉名士謝萬作《八賢論》云：“其敘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夫、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43]，部分論點分載于《晉書》、《世說新語》之上，嵇康為“八賢”之一。有關“八賢”的論著，東晉玄學詩人孫綽還作《難八賢論》，書名載于《高僧傳》中，在釋僧佑撰于天監(jiān)年間（公元502-519）《弘明集》中，有部分摘要：“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贊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44]，文論四散的《明佛論》（宗炳著）中也曾提及。

另外，孫綽不僅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還曾作《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將山濤、阮籍與竺法護、于法蘭比附[45]?！捌哔t與榮啟期”圖像人物的組成，是否與六朝時期，這種比附內(nèi)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相關呢？

孫綽采用了當時喜用人物相互比較的品評方法，將“七僧”與“七賢”相互比較和品評，或許是想闡明一些佛經(jīng)教義，又或是想借住負有盛名的“竹林七賢”來宣揚“七僧”。在這種風氣下，當時的佛經(jīng)和文論之間，的確有互相影響的痕跡，例如釋迦牟尼講經(jīng)處，有許多竹子，早期佛經(jīng)的翻譯時喜用“竹園”，比較符合漢晉時期的以“園”命名的語言習慣，隨著“七賢”名聲大噪，東晉以后，佛經(jīng)的翻譯發(fā)生了改變，開始以“竹林”為主[46]。隨著佛經(jīng)的廣為流傳，佛經(jīng)中的部分觀點對文論也產(chǎn)生了影響，比附內(nèi)典、外書的“格義”風氣，不僅反應在“七僧”上，還有“八賢圣”。

佛經(jīng)中有“八賢圣”，如《四分律》有“我等欲聞八賢圣道法時，有諸女人白諸比丘言大德為我說”[47]，《大智度》有“若無四諦，則無法寶，若無法寶，則無八賢圣，道若無法寶，僧寶則無”[48]，還可以見于鳩摩羅什的《中論》之中[49]。東晉名士謝萬作《八賢論》，“八隱八賢”中即有嵇康[50]，又《高僧傳》卷四云有“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颕川庾凱。并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51]。

在“格義”的風氣下，有謝安的“八賢論”（里有嵇康），孫綽又方“竹林七賢”以比“天竺七僧”。隨著鳩摩羅什翻譯的佛教的廣為流傳，“佛有八賢”深入人心，漸漸興起如“知音有八達”這樣的“賢者為八”的概念?！捌哔t與榮啟期”圖像中八人，或許正是反應了南朝時“賢者為八、包羅萬象”的概念。

（2）榮啟期、七賢與“知音八達”

榮啟期，一般以“樂天”隱士、高士形象出現(xiàn)在文獻之中，最早的記載見于《列子》：

“孔子游于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鬃訂栐?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52]另外，漢代在《淮南鴻烈解》中云：“榮啟期一談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53]、“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54]。

六朝時期，有關“榮啟期”的記載頗盛，皇普謐在《高士傳》中提及榮啟期時，以引《列子》之語，而后加：“榮公何族,弗美身隅。揚歌郕野,撫弦而嬉。清言自寬,披吐宣尼。契天符命,孤引東墟”[55]；《陸士龍文集》為榮啟期作長篇贊文；《高僧傳》有云:“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啟期,皓首發(fā)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56]；嵇康《琴賦》中也有提及榮啟期：“于是遁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57]；陶淵明曾作詩“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58]，專門講述榮啟期，亦有“榮叟老帶索，欣然之彈琴”[59]的詩句流傳于世；梁元帝蕭繹所著《金樓子》有云：“葛武侯、桓宣武并翼贊王室，宣威遐外，此鄙夫之所以慕也；董仲舒、劉子政深精《洪范》，妙達《公羊》，鄙夫之所以希也；榮啟期擊磬，縱酒行歌，斯為至樂，鄙夫之所以重也”[60]；歷南朝梁武帝至隋文帝的北周文學家庚信也曾作《榮啟期三樂贊》[61]如是等等?？梢?，榮啟期的“樂知天命”，使他成為晉時嵇康、陶淵明，梁元帝蕭繹等人的偶像，在詩文辭賦中被歌頌。

六朝玄學興盛，在當時人心中有名望的古賢高士，除了榮啟期，還有其它，如謝安所提及的漁夫、屈原、季主、賈誼、楚老等人，商山四皓中的綺里季。綺里季在六朝人的眼里，聲望頗高，《高士傳》、《陶淵明集》、《文心雕龍》、《文選》、《庚子山集》等著作都曾為綺里季作贊，嵇康的《琴賦》云“于是遁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62]，綺里季與榮啟期并列出現(xiàn)。

如此而來，若只是因為榮啟期屬于“高士”，便可以與“七賢”放置一塊，那其實并非榮啟期不可。從磚畫的內(nèi)容來看，畫中嵇康彈琴、阮籍吹哨、山濤飲酒、向秀沉思、劉靈蘸酒、阮咸彈著“阮咸”，作為知音、飲酒之游的象征，符合史載的“竹林之游”，畫中榮啟期則是“鹿裘帶索、鼓琴而歌”，這樣的形象，與七賢“竹林游”的狀態(tài)，十分相近?！肮那俣琛笔菢s啟期在后世文獻描述中，比較突出的特點，后世還有人編撰“孔子聽其音，為之三日悲”的故事。

慧皎在《高僧傳》中曾提到“知音八達”,“八達”的相關記載，在《陶淵明集》中有條“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注曰：“陳留董昶，字仲道；瑯琊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里；颕川庾凱，字子嵩；陳留謝鯤，字幼與；太山胡母輔之，字彥國；沙門于法龍；樂安光逸，字孟祖”[63]。記錄了董昶、王澄、阮瞻、支孝龍[64]等人為知音之交，被世人稱“八達”的事，但是事實上，八人的名氣在后世并不大。除了阮瞻作為阮咸之子“善彈琴”，以及支孝龍作為沙門被載于《高僧傳》中，其它人基本難見于冊，個人的記載甚至未能延續(xù)至隋朝。

不同的是，“竹林七賢”中嵇康、阮籍、阮咸可謂是音樂大師，在后世備受推崇，相關故事廣為流傳。嵇康一曲《廣陵散》如神話一般，阮籍被譽為“正始之音”的代表，阮咸精于古琵琶以至世人以“阮咸”命名此樂器。榮啟期作為先秦“鼓琴而歌”于山中的形象，正好與之不謀而合，《庚子山集》中就有“榮期三樂，唯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風云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弦”[65]。

所謂“知音”，一為音樂之交，二為心意相通。元康時期，漢學之窮，老莊乃興，嵇、阮反名教，放達逍遙之人生觀驟起，這也是漢代時有關榮啟期的文論甚少，卻大興于六朝的原因。七賢中，嵇康更有名句“非湯武而薄周孔”，這樣與孔子對話的，“樂知天命”、“逍遙自在”的隱士榮啟期，更是與“七賢”的思想同流。

南朝時文學中對榮啟期的描述除了“樂知天命”、“逍遙自在”，時常還加上“欣然彈琴”、“縱酒行歌”這樣的形象描述，或許時人對榮啟期的看法，不僅與所推崇的“七賢”之行徑頗為相似，更是與當時所傳“知音八達”的故事相合。而整個“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的圖像，其中四人縱酒自在，另外四人彈琴行歌，也的確營造出了“知音八人”的氛圍，與宋伯胤先生提出更名“八賢圖”的想法，也是很契合的[66]。 

[1]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西善橋南朝墓及其磚刻壁畫[J].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執(zhí)筆者羅宗真，第37-42頁。

[2]    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胡橋南朝大墓及其磚刻壁畫[J].文物，1974年2期，第44-46頁；

[3]    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胡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J].文物，1980年2期，第1-17頁； 

[4]    南京市博物館、雨花臺區(qū)文化局. 南京雨花臺石子崗南朝磚印壁畫墓（M5）發(fā)掘簡報[J] .文物，2014 年第5期，第20-38頁；

[5]    按：磚畫人物下方刻有“劉靈”二字，在四部叢刊景宋本的《六臣注文選》、胡刻本的《文選》中“劉靈”，而宋刻本《三國志》、明嘉靖十三年刻本《水經(jīng)注》、四部叢刊景色明袁氏嘉趣堂本《世說新語》中為“劉伶”，總之，磚畫上七賢“劉靈”與七賢“劉伶”為一人，或“劉伶”是傳抄過程中發(fā)生的錯誤；

[6]    （南朝宋）劉義慶.（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詳解（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版，卷一言語第二，第46頁；

[7]    （南朝宋）劉義慶.（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詳解（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版，卷六排調第二十五，第516頁；

[8]    （南朝宋）劉義慶.（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詳解（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版，任誕第二十三，第478頁；

[9]      按：早期南京博物院曾猜測榮啟期右側之樹或為闊葉竹，認為其樹葉有弧似扇，無節(jié)，可能為當時氣候環(huán)境所影響使得與一千多年后今天的竹子所不同（南京博物院.試談“竹林七賢及榮啟期”磚印壁畫問題[J]. 文物，1980年第2期，第18-22頁）；姚義斌先生通過對植物學的研究，力爭闊葉竹并不是竹子（姚義斌. 上古“樹”圖像的功能探討——兼論《竹林七賢》畫像磚的“闊葉竹”問題[J].民族藝術，2010年第4期，第105-112頁）；

[10]    宋伯胤.竹林七賢磚畫散考.上海博物院藏寶錄[A].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次版，第269 頁；

[11]    （晉）陳壽.三國志[M].臺灣：鼎文書局印行，中華民國72年9月第2版，第160頁；

[12]    （晉）陶潛.陶淵明集[M].中國基本古籍庫：宋刻遞修本，卷第十，集圣賢群輔錄；

[13]    （南朝齊）劉勰.文心雕龍[M].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09月版，程器第四十九，第453頁；

[14]    王曉毅.“竹林七賢”考[J].歷史研究，2001年05期，第92頁；

[15] 陳寅恪.《清淡誤國》，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集》，黃山書社1987 年版，第 45-46 頁；                                             

[16]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1頁；

[17]    （南北朝）江總.在陳旦解酲共哭顧舍人詩[A].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09月，第2588頁；

[18]    （南北朝）庚信.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詩[A].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09月，第2405頁；

[19]    （唐）駱賓王.疇昔篇[A].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一百四十七，第1499頁；

[20]    （唐）林寬.送惠補闕[A].彭定求（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六百六，第7004頁；

[21]    彭黎明、彭勃（輯）.全樂府[A].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6頁

[22]    彭黎明、彭勃（輯）.全樂府[A].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1頁；

[23]    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0月版，詠懷五言八十二首；

[24]    (唐)房玄齡.晉書[M].臺灣：鼎文書局印行，中華民國69年3月第1版，第567頁；

[25]    按：此前各畫論書中，將陸探微的作品“孝武功臣像”和“竹林像”斷句為“孝武功臣竹林像”，本人在翻閱《歷代名畫記》時，發(fā)現(xiàn)陸探微所有畫作名稱最后一字，皆為“像”或“圖”，或許這正是前人斷為 “孝武功臣竹林像”的依據(jù)，但是，這樣的斷句的確有誤，原因有二：1）在于《貞觀公私畫史》中著錄陸探微的畫作時提及“宋明帝像、宋景和像，豫章王像??孝武功臣像、勛臣像??”，也就是說《歷代名畫記》在傳抄過程中，將“像”字遺漏；2）在于“竹林”在南朝后確為“竹林七賢”的簡稱，如《文心雕龍》有“竹林者”以代“七賢”。這樣的觀點，林樹中先生也曾提到，“竹林像”即“竹林七賢”，這是六朝人的簡稱用語，“孝武功臣竹林像”這樣的斷句是錯誤（林樹中.再談南朝墓“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J].藝術探索，2005年01期，第11-23頁）；

[26]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西善橋南朝墓及其磚刻壁畫[J].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執(zhí)筆者羅宗真，第42頁：“從兩幅壁畫的布局看來，如僅繪七人，則不對稱，故加榮啟期成八人，唐代的酒中八仙，可能最初指的即是這八個人”；

[27]        張學鋒.中國墓葬史[M].揚州：廣陵出版社，2009年：“7人不對稱，當時人又將受人敬仰的春秋高士榮啟期加入”；

[28]        （日）曾布川寬.六朝帝陵[M].東方學報（京都版），1991年第63冊；2004年傅江翻譯，由南京出版社出版，第113頁：“榮啟期本不屬于'七賢’，推測加上他是為了讓兩邊壁畫人物對稱”；

[29]        （日）町田章.南齊帝陵考.文化財論叢[A] .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創(chuàng)立30周年紀念論文集，同朋社出版，1983年3月，并由勞繼于1986年3月翻譯并發(fā)表在《東南文化》上，第51頁：“大概是為了左右壁的人物都能配齊四個人的緣故”；

[30]        宋伯胤.竹林七賢磚畫散考.上海博物院藏寶錄[A].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次版，第269 頁：最后還要說的是這兩幅“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像”應該正名為“八賢圖”；   

 [31]    （宋）王應麟.小學紺珠.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子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名臣類，卷第六；

[32]    （晉）陳壽.三國志[M].臺灣：鼎文書局印行，中華民國72年9月第2版，第204頁；

[33]    按：指晉惠帝時以文才而屈節(jié)出入于秘書監(jiān)賈謐之門的石崇、歐陽建、陸機、陸云、劉琨、左思、潘岳、郭彰、杜斌、王萃、鄒捷、崔基、劉瑰、周恢、陳昣、劉汭、繆襲、摯虞、諸葛詮、和郁、牽秀、劉猛、劉輿、杜育等二十四人，亦稱“金谷友”。見《晉書·羊曼傳》，臺灣：鼎文書局印行，中華民國69年3月第1版，第268頁；

[34]    按：“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yōu)槔什铈跒檎Q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濌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見《晉書·羊曼傳》，臺灣：鼎文書局印行，中華民國69年3月第1版，第370頁；

[35]    按：歷史上“四友”較多，如《三國志·吳志·孫登傳》以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為太子孫登四友；《晉書·宣帝紀》以陳群、司馬懿、吳質、朱樂為太子曹丕四友；《晉書·王澄傳》以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為王衍四友；《南齊書·褚炫傳》以褚炫、劉俁、謝朏、江斅為四友；《新唐書·文藝傳》以崔融、李嶠、蘇味道、杜審言為“文章四友”；

[36]    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淡之關系.金明館叢稿初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1頁；

[37]    （先秦）周易.周易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9月第1次版，第335頁；

[38]    （先秦）管仲.管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308頁；

[39]    （漢）戴德.大戴禮記注[M].山東友誼書社出版社，1991年，第258頁；

[40]    （先秦）尚書[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7頁；

[41]    （漢）司馬遷.史記[M].臺灣：鼎文書局印行，中華民國71年9月第2版，第10頁；

[42]    （南朝宋）范曄.后漢書[M].臺灣：鼎文書局印行，中華民國72年9月第2版，第585-593頁；

[43]    （南朝宋）劉義慶.（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詳解（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 月版，第170頁；                                                      

[44]    （南北朝）釋僧祐.弘明集[M].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52冊No.2102，第14頁；

[45]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M].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50冊No.2059，第313頁；

[46]    按：王曉毅先生通過檢索和列表，發(fā)現(xiàn)東漢三國兩晉佛教譯經(jīng)21例中，“竹園”16例，而“竹林”僅有1例，另外“竹林園”4例，在“竹林七賢”說法流行以后，到南北朝時期16例的佛經(jīng)中，竹林有7例，而竹園只有5例，往后佛經(jīng)翻譯基本以“竹林”為主（王曉毅.“竹林七賢”考[J].歷史研究，2001年05 期，第92頁）；

[47]    （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M].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22冊No.1428，第641頁；

[48]    （后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M].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25冊No.1509，第171頁；

[49]    （后秦）鳩摩羅什（譯）.中論[M].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30冊No.1564，第29-38頁；

[50]    （南朝宋）劉義慶.（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詳解（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171頁；

[51]    （南朝梁）慧皎.高僧傳[M].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50冊No.2059，第350頁；

[52]    （先秦）列子.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06月版，第18頁； 

[53]    （漢）劉安.淮南鴻烈[M].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05月版，第238頁；

[54]    （漢）劉安.淮南鴻烈[M].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05月版，第238頁；

[55]    （晉）皇普謐：高士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1頁；

[56]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M].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50冊No.2059，第350頁

[57]    （南朝梁）蕭統(tǒng).文選[M].四庫家藏.濟南：山東查報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76-277頁；

[58]    （晉）陶潛.陶淵明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06月版，第83頁；

[59]    （宋）陳仁子.文選補遺[M].四庫文學總集選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第三十六；

[60]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M].1985年版，北京：中華書局，第59頁；

[61]    （南北朝）庚信.庚子山集[M].四庫家藏.濟南：山東查報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89頁；                                         

[62]（魏）嵇康.嵇康集[M].四庫家藏.濟南：山東查報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3頁；

[63]（晉）陶潛（著）.（宋）李公煥（箋）.箋注陶淵明集[M].中國基本古籍庫：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宋刻本，卷第十；

[64]按：支孝龍即于法龍，《文士傳》中記為“于法龍”，作為月支后裔，名字在音譯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

[65]（南北朝）庚信.庚子山集[M].四庫家藏.濟南：山東查報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89頁；

[66]  宋伯胤.竹林七賢磚畫散考.上海博物院藏寶錄[A].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1次版，第269 頁：“最后還要說的是這兩幅'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像’應該正名為'八賢圖’”； 

       *原文發(fā)表于《中國美術》2017年第2期。如欲參考、引用，請參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