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國禮學史上，東漢末年鄭玄禮學的興起，根本性地改造了兩漢禮學觀念，并對其后的經(jīng)學史、文明史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兩漢經(jīng)學中，禮是五經(jīng)中之一種，而不是五經(jīng)共同的基礎，禮是冠、婚、喪、祭等具體禮儀之學，而不是一套無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禮惟有士禮，且是完書，而無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鄭玄改造禮經(jīng)，將禮經(jīng)從《儀禮》變?yōu)椤吨芏Y》，改變了對“禮”的認識，“禮”不再只是禮樂，而且更是制度，禮樂與制度，遂合二而為一。鄭玄以《周官》為體，為本，《儀禮》為履，為末，其實質(zhì)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納《儀禮》之禮樂，以《禮記》為這套禮樂制度的解釋，從而重新塑造一個可以構(gòu)成一代大典的“禮樂”體系，構(gòu)建相對完整的“周公之法”。

關鍵詞：儀禮 周禮 鄭玄 制度 禮樂

在中國思想史上，核心概念的演變往往不止是對概念本身的理解發(fā)生變化，而且包含了對經(jīng)典體系、解釋方式、觀念體系的再造。并且，這種核心概念經(jīng)由經(jīng)典的傳播、制度化的施行，沉淀為中國文明的構(gòu)成要素。

在禮學問題上，中國思想史上對“禮”的理解，鄭玄是關鍵人物。兩漢禮經(jīng)之學，以《儀禮》為中心，大戴、小戴、慶氏為輔翼，構(gòu)成“禮經(jīng)之學”。及至劉歆發(fā)掘《周官》以為《周禮》，鄭玄變《周禮》為“禮經(jīng)”，使“禮學”的意義，從以《儀禮》為中心的人生禮儀，革命性地轉(zhuǎn)變?yōu)橐浴吨芏Y》為中心的國家政教大典。因此，“禮學”也從一經(jīng)之學，變成理解群經(jīng)的學問。

鄭玄禮學對禮的經(jīng)典體系、解釋方式及其觀念體系的變革，進入了中國文明史?？梢哉f，鄭玄禮學為后來二程、張載、朱子的禮學，既提供了禮學理論基礎，又提供了禮樂文明背景。

一、兩漢今文經(jīng)學中的“禮經(jīng)之禮”

兩漢禮經(jīng)之學，本于《儀禮》。《史記·儒林傳》云：“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jīng)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盵1]司馬遷所謂“獨有士禮”，即今所見《儀禮》十七篇，亦即完整的“禮經(jīng)”。

及至后漢，禮經(jīng)博士傳承、立學愈備，班固《漢書·儒林傳》言其事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shù)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圣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盵2]此三家，皆立博士，若《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圣、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盵3]

兩漢之學，五經(jīng)分教。故在禮經(jīng)之學中，禮是五經(jīng)中之一種，而不是五經(jīng)共同的基礎，禮是冠、婚、喪、祭、鄉(xiāng)飲酒、朝聘這一系列具體禮儀之學，而不是一套無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禮惟有士禮，且是完書，而無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

首先，兩漢禮學與鄭玄之后的禮學之最大不同，在于兩漢禮學只是作為五經(jīng)之一的禮經(jīng)之學，而不是可以解釋五經(jīng)的禮學。

兩漢立學官之經(jīng)學之中，只有《春秋》一經(jīng)，具有“法”的意義，即孔子“為后王立法”、“為漢制法”。此即兩漢今文經(jīng)學“以《春秋》為綱”之根本理由。而其他四經(jīng)，無論《詩》、《書》、《禮》、《易》，雖然與《春秋》共同面向后世，但都不純?yōu)榭鬃又ǎ强鬃觿h削前王之法，賦予素王新義的結(jié)果。是故自戰(zhàn)國至于兩漢，言六經(jīng)要旨，本各不同?！肚f子·天下篇》云，“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六藝之學：“《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盵4]是六藝之旨，各不相同?！盾髯印と逍吩疲骸啊对姟费允牵渲疽?；《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盵5]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云：“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对姟返乐荆书L于質(zhì)。《禮》制節(jié)，故長于文?！稑贰吩伒?，故長于風?！稌分?，故長于事?！兑住繁咎斓?，故長于數(shù)。

《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盵6]太史公曾從董生問學，其《史記·太史公自序》言六經(jīng)政教，亦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抖Y》經(jīng)紀人倫，故長于行?！稌酚浵韧踔?，故長于政?！对姟酚浬酱ㄏ惹莴F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洞呵铩忿q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盵7] 是六藝之所長，各不相同。而六經(jīng)之教，《禮記·經(jīng)解》載孔子之言云：“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盵8]是六藝之教，各不相同。六經(jīng)之名義不同，意旨殊異，教化也各自不同。故漢人立學，除了《樂》無書不立，其他五經(jīng)，立為博士，使各自傳授。

也就是說，兩漢今文經(jīng)學中，雖然《春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五經(jīng)分教，博士以師法、家法傳經(jīng)，雖有如小夏侯從他經(jīng)諸儒問難，以改變師法者，但總體而言，博士之學的授受，各有源流，各持大義，并不以他經(jīng)解本經(jīng)，更無一經(jīng)可以遍注群經(jīng)。

因此，也并不著力于把不同經(jīng)典的文字、制度、義理，互相印證，互相對比，轉(zhuǎn)相發(fā)明，結(jié)合成為一個共同的體系。

其次，禮經(jīng)之學，是《儀禮》所載的冠、婚、喪、祭、鄉(xiāng)飲酒、朝聘等具體禮儀，以及以《禮記》為中心的對這一禮儀系統(tǒng)的闡述論說，而不是一套無所不包的政教大典。司馬遷言先王之禮書，至孔子時已經(jīng)散亡。

《史記·儒林傳》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jīng)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9]司馬遷云“其經(jīng)不具”，是指孔子之時，先王留下的禮經(jīng)不備，如《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盵10]及至孔子，刪定《禮》經(jīng)，即此《儀禮》十七篇也。孔子之后，或尚有其他禮典之遺，秦漢之際大量散亡。而孔子刪定之《儀禮》十七篇，作為士禮，至漢初而高堂生傳之。

作為五經(jīng)之一的禮經(jīng)之“禮”，在禮之類目上，包括了冠、昏、喪、祭、射、鄉(xiāng)、朝、聘諸禮，遠遠不能構(gòu)成一代大典。故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批評經(jīng)學博士排斥古文，“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11]劉歆之批評，泛對五經(jīng)博士，但所列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在鄭玄之后的經(jīng)學體系中，要皆春官大宗伯所掌，列在禮學范圍之中。

再次，禮經(jīng)之禮，主要是以士禮為中心，而無天子禮。司馬遷《史記·儒林傳》言“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12]班固言“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意完全相同，此“士禮”即是今之《儀禮》。但如果以鄭玄之后的禮學觀之，“士禮”絕不可能成為“禮經(jīng)”，如果士禮是禮經(jīng)，那么應該還有天子禮、諸侯禮、卿大夫禮，加上士禮，才能構(gòu)成完整的“禮經(jīng)”。但是，這完全是據(jù)后觀前的結(jié)果。在兩漢今文經(jīng)學之中，《儀禮》十七篇，即是完整的禮經(jīng)。

也正因如此，漢世無天子禮，始終是一個重大問題。東漢章、和二帝，數(shù)有興作之意，曹充、曹褒、張奮三人，屢上制禮之諫。甚至曹褒在章和元年（西元87年）受章帝之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jīng)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盵13]曹褒所制之禮，正是針對“天子禮”問題，因此在禮類上仍然沿襲《儀禮》冠、婚、喪、祭，在適用性上擴展到了“天子至于庶人”。

在漢世今文經(jīng)學中，以《儀禮》為禮經(jīng)，實質(zhì)上是把“禮”理解為作為六經(jīng)之一的禮經(jīng)之禮，而不是作為國家大典的禮樂之禮。《儀禮》只有士禮但又是完書，禮類要為人生禮儀而非國家大典，這完全不妨礙其作為“禮經(jīng)”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經(jīng)學上，孔子“為漢制法”的核心經(jīng)典是《春秋》，而不是禮經(jīng)，要遵循孔子之制，主要是《春秋》之大義，而不是禮經(jīng)之儀軌。因此，只有士禮，并不妨礙成為完整的禮經(jīng)。而在現(xiàn)實上，在新的圣人制作新的禮樂之前，可以權(quán)且參考古禮，根據(jù)現(xiàn)實損益之，而《儀禮》所言，只是一種參考，在現(xiàn)實中也沒有強烈的規(guī)范性，也就是說，《儀禮》不可能原樣落在士的現(xiàn)實生活中，同樣，即便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也不可能成為現(xiàn)實的規(guī)范。

二、鄭玄：重整“禮經(jīng)”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周禮》起于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盵14]此確鑿之論也。劉歆之后，東漢之時解《周官》者，先有鄭眾、賈逵。馬融言二人之注，“以經(jīng)書記傳相證明為解”，此古文經(jīng)學解經(jīng)之基本方法，以固有之經(jīng)書傳記證新出之文，轉(zhuǎn)相發(fā)明，把《周官》納入固有的經(jīng)學系統(tǒng)中，同時改變了固有經(jīng)學系統(tǒng)的性質(zhì)。據(jù)《序周禮廢興》所引鄭玄《三禮目錄》中之《周禮敘》，東漢注《周官》者，“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nóng)仲師，名眾，故議郎衛(wèi)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盵15]而總其成者，則是鄭玄本人。

《周禮》“成于鄭玄”，其意義遠非一經(jīng)之注釋詮解，亦遠非經(jīng)義之融會貫通，而是包含著對整個經(jīng)學體系的深遠謀劃。在鄭玄之前，五經(jīng)大義要在《春秋》，凡孔子為素王、經(jīng)義為后王立法等等，皆為《春秋》之精義，也是其他四經(jīng)之所以尊的基礎。而禮經(jīng)則專指《儀禮》一書。但是自《周禮》“成于鄭玄”之后，禮經(jīng)由《儀禮》而為《周禮》，五經(jīng)基礎自《春秋》而為《周禮》。經(jīng)學發(fā)展至鄭玄，開始實現(xiàn)其禮學轉(zhuǎn)向。自鄭玄之后，讀經(jīng)解經(jīng)，不能離于禮，以經(jīng)學論政決事，皆以禮為本，從而塑造了一個以“禮樂文明”為核心特征的文明歷史。此鄭玄之影響中國文明至深至巨者也。

自劉歆至鄭玄，最重要的變化，是將禮經(jīng)從《儀禮》變?yōu)椤吨芏Y》。

《周官》出于山崖屋壁，純?yōu)橹贫戎畷?。孝成帝時，劉向、劉歆校書秘府，始見《周官》?！吨芄佟分d，最關鍵的人物是劉歆，但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不及《周官》一字，故馬融云劉歆早年“多精銳于《春秋》”，至其晚年，才知道《周官》是 “周公致太平之跡”。[16]這一定位，基本確立了《周官》獨一無二的地位。首先，《周官》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其他經(jīng)書，若《尚書》、《詩經(jīng)》之周世內(nèi)容，都不能與《周官》相匹。其次，“跡”意味著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歷史，周公制作禮樂，締造有周一代數(shù)百年太平天下，可見《周官》是經(jīng)過歷史檢驗的、有效的致太平之書。

王莽、劉歆當政之時，《周官》開始了經(jīng)學化的過程。班固據(jù)劉歆《七略》而作《漢書·藝文志》，錄“《周官經(jīng)》六篇”，并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又錄“《周官傳》四篇”，未云作者。[17]是王莽、劉歆當政時，曾置《周官》博士也。荀悅《漢紀》云：“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jīng)，置博士?！盵18]又，《經(jīng)典釋文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jīng)》，以為《周禮》?！盵19]

從《周官》到《周禮》，是其經(jīng)學化的基本標志。言《周官》，是周公之官制，重在典章制度也。言《周禮》，是周公制作禮樂，重在禮樂本身也。《周官》的“《周禮》化”，在王莽、劉歆時期，尚在開始階段，故常兩用之。黃以周考此書名云：

考“周禮”之名，始見于《漢書·王莽傳》，其議建于劉歆，亦見于荀悅之《紀》，陸德明之《敘錄》。武虛谷云：“班氏于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為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妒池浿尽访讼略t曰'夫《周禮》有賒貨’，及后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著明于此也?！督检胫尽访Ц哪媳苯技蓝Y，猶稱'周官’，時未居攝，不敢紊易至此也?！睹鳌氛魈煜峦ㄋ嚰皬埣兊茸嘀Q'周官’，亦皆在未居攝之時。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在居攝之后矣?！盵20]

據(jù)武億、黃以周之見，王莽居攝之前只稱《周官》，居攝之后乃稱《周禮》，使《周官》獲得“經(jīng)”的地位，后又以為禮經(jīng)，置博士。雖然如此，劉歆《七略》，仍不敢廢《儀禮》?！稘h書·藝文志》“禮”部分猶云：“禮古經(jīng)五十六卷。經(jīng)七十篇。”[21]禮古經(jīng)五十六卷出自孔壁，為古文。經(jīng)七十篇，劉敞、錢大昕皆云當作十七篇，即今《儀禮》十七篇是也?！稘h志》襲自劉歆《七略》，是劉歆雖然以《周官》為禮經(jīng)，置博士，但仍然不敢廢《儀禮》的禮經(jīng)地位。

《禮書通故》書影：王莽、劉歆之后，東漢一朝立學，衍為十四博士，固以《儀禮》為禮經(jīng)。《周官》傳習，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nóng)仲師，名眾，故議郎衛(wèi)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盵22]此是鄭玄所述，故概以《周禮》名之，其實如馬融傳，其序云：“至六十，為武都守?？ば∩偈?，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yè)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盵23]

而且，東漢時對《周官》的理解，也有異說，如鄭眾認為《周官》一書即是《尚書》成王所作之《周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

然眾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24]

若如鄭眾之說，《周官》不但不能直接稱為周公之太平之書，其作者也主要是成王而非周公，其書更是《尚書》中的一篇，而不是完整的周公制作禮樂的一代大典。甚至在班固的《漢書》中，《周官》的主體內(nèi)容，也放在《百官公卿表》，班固序列宓羲、神農(nóng)、黃帝以來官職沿革，乃至“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盵25]

鄭玄深知《漢書》，其注經(jīng)也偶引《漢書》為證，無容不知《周官》與《儀禮》的區(qū)別，況之于漢世史乘，乃是《百官公卿表》與《禮樂志》的區(qū)別。而鄭玄的經(jīng)學謀劃，仍然是以官制吸納禮儀?？梢哉f，到了鄭玄，《周官》才徹底“《周禮》化”，也就是經(jīng)學化，變成周公“制作禮樂”的內(nèi)容。也就是說，鄭玄通過對整個經(jīng)學體系的重新塑造，使《周官》真正成為周公之法的最基礎的內(nèi)容。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鄭注云：

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26]

《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鄭玄認為，成王所作，是《尚書》之《周官》。《書序》鄭注云：“《周官》亡?！盵27]也就是說，成王之《周官》早已亡佚。成王之后，周公作為一代圣人，也“設官分職”，立一代大典。因此，《周禮》一開始言“惟王建國”，鄭玄注云：

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28]

細審鄭注，鄭玄一方面明確《周禮》六典，本來是“設官分職”之書，但是，“設官分職”的內(nèi)容，是周代的“禮”。也就是說，“禮”不再只是《儀禮》所述的冠、婚、喪、祭等“禮樂”的內(nèi)容，而且其核心是安排天下政制的整套官制。荀悅《漢紀》所說的，王莽時劉歆奏以《周官》“為禮經(jīng)，置博士”，在鄭玄這里得到了確鑿的落實。

賈公彥言《周禮》與《周官》一書二名，云：“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盵29]這完全是站在鄭玄的立場上做出的解釋。在這一理解中，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六官的設官分職，稱為“周官”，在實質(zhì)上是周公制作禮樂的一代大典，稱為“周禮”。鄭玄通過把《周官》納入經(jīng)學體系中，使《周官》成為《周禮》，改變了對“禮”的認識，“禮”不再只是禮樂，而且更是制度，禮樂與制度，遂合二而為一，共同構(gòu)成了周公之法。

《周官》成為《周禮》之后，如何安排《儀禮》的角色，成為鄭玄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三、以制度吸納禮樂

鄭玄以《周官》為體，為本，《儀禮》為履，為末，其實質(zhì)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納《儀禮》之禮樂，以《禮記》為這套禮樂制度的解釋，從而重新塑造一個可以構(gòu)成一代大典的“禮樂”體系，構(gòu)建相對完整的“周公之法”。

禮經(jīng)自《儀禮》而《周禮》，不止是對一經(jīng)理解方式的轉(zhuǎn)變，而關系到鄭玄對整個經(jīng)學體系的根本謀劃。本來，《周禮》與《儀禮》是兩套不同的禮樂系統(tǒng)?！吨芏Y》所述，是典章制度，《周禮》“惟王建國”，鄭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逼洹傲洹眱?nèi)容，賈公彥疏云：“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是六典之職也?！盵30]六官之實職，包含各類政事。故六官備，則凡政教之事，無所不包，是為周公致太平之大憲章。因此，鄭玄以《周禮》為體、為本?！秲x禮》所述，是具體禮樂，包括冠、昏、喪、祭、射、鄉(xiāng)、朝、聘諸儀節(jié)，且據(jù)其明文，多為士禮，故鄭玄以《儀禮》為履，為末。鄭玄溝通《周禮》、《儀禮》的方式，是把《儀禮》之禮樂，建立在《周禮》的制度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把禮樂儀軌納入到典章制度之中。

在三禮中，禮類之全備，最見《周禮》春官大宗伯所掌，《儀禮》諸禮之所屬，最見《儀禮目錄》之所述?！吨芏Y》六官之中，春官大宗伯專掌禮樂之事，經(jīng)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兇札，以吊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宼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眺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31]

《周禮正義》書影

相比于《儀禮》所列，《周禮》禮類，才是真正完整全備，故自《周禮》經(jīng)由鄭玄進入經(jīng)典體系，“五禮”之目，永為定式，百代不易。鄭玄《儀禮目錄》將《儀禮》諸禮納入《周禮》大宗伯所掌五禮之中。

首先是吉禮。在《儀禮目錄》中，鄭玄惟以《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三篇為吉禮。《儀禮》之《特牲饋食禮》第十五，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而于五禮屬吉禮?！盵32]上引《周禮》大宗伯所掌吉禮有云：“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此皆天子祭祀先王之事，故鄭玄以士之祭祖禰也屬吉禮。但是鄭玄又強調(diào)，本篇所指是“諸侯之士”而非天子之士，賈疏解其意云：“鄭知非天子之士而云'諸侯之士’者，案《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颂熳哟蠓颉⑹?，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盵33]

又，《儀禮》之《少牢饋食禮》第十六，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于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于五禮屬吉禮。”[34]《有司徹》第十七，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儐尸于堂之禮。祭畢，禮尸于室中。

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于五禮屬吉?！盵35]此亦因其為祭祖禰于廟之禮，故于《周禮》五禮屬吉禮。而鄭玄強調(diào)是“諸侯之卿大夫”，賈疏云：“鄭知'諸侯之卿大夫’者，《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么罄问翘熳忧浯蠓?，明此用少牢，為諸侯之卿大夫可知?！盵36]鄭玄《目錄》強調(diào)此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是諸侯而非天子之卿大夫、士，皆是彌合《曲禮》、《儀禮》的結(jié)果?！肚Y》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孔疏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盵37]也就是說，《曲禮》大夫用牛，士用羊豕，而《特牲饋食禮》大夫用少牢，士用特牲，皆下一等，故鄭玄注經(jīng)，分《曲禮》為天子之大夫、士，《特牲饋食禮》為諸侯之大夫、士。但若如鄭之說，則凡天子、諸侯、天子之卿大夫與士，其禮皆亡也。

《儀禮》此三篇，本同在禮經(jīng)，言祭祀儀節(jié)。而鄭玄以《周官》之制度去吸納《儀禮》之儀節(jié)，在對整體的經(jīng)學的認識上帶來兩個后果。一是《儀禮》中固有的禮類儀節(jié)，只是針對特定身份的禮儀，《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只適用于諸侯之卿大夫、士，而其他身份的禮儀，皆已經(jīng)亡佚。孔子的“定禮樂”的工作，僅僅是對殘存的極少部分的禮儀進行刪定，絕大部分的禮儀，即便是孔子之時，也已其書不具。二是如果以《周官》大宗伯所掌吉禮為標準，吉禮所祭祀的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先王等等，此皆祀典之最重者，然皆不見于《儀禮》。

但是，若《禮記》、《詩》、《書》之言郊祀、社稷、山川之類甚多，有了《周官》之“吉禮”，這些禮儀都恰好補充《儀禮》之闕略。這樣一來，《周官》之官制，事實上成為五經(jīng)所言禮類的共同基礎。而且，王朝政典，若《史記》之《封禪書》、《漢書》之《郊祀志》諸篇，《白虎通》之《五祀》、《社稷》、《封禪》等所述，都完全成為“吉禮”的組成部分。

其次是兇禮。在《儀禮目錄》中，鄭玄以《士喪禮》、《既夕》、《士虞禮》三篇屬兇禮。《儀禮》之《士喪禮》第十二，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于既殯之禮。喪于五禮屬兇。”[38]《既夕》第十三，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盵39]《周禮》大宗伯所掌兇禮，有“以喪禮哀死亡”，故鄭玄以為此《士喪禮》屬兇禮。但是，大宗伯所掌之兇禮，必然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喪禮，《士喪禮》之“士”，賈疏考其身份云：“天子諸侯之下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知者，下云'君若有賜不言王’。

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执髷筷愐屡c《喪大記》不同，鄭亦云：'彼天子之士，此諸侯之士。’以此言之，此篇諸侯之士可知?！盵40]以此言之，《儀禮·士喪禮》是諸侯之士的喪禮，而天子、諸侯、卿大夫、天子之士之喪禮，禮書殘缺無存。又，《儀禮》之《士虞禮》第十四，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殯宮以安之。虞于五禮屬兇。”[41]此亦以《周禮》“以喪禮哀死亡”，故鄭云屬兇禮也。

《周禮》春官有職喪，云“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编嵶?jù)《儀禮》之篇言之，云：

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余則亡。[42]

孫詒讓解釋道：“四篇之內(nèi)，惟《喪服》統(tǒng)貫天子以下，余并諸侯之士禮。此國之喪禮，所晐者廣，諸侯士禮乃其一耑，其余若天子大喪及諸侯、卿大夫，咸當有專篇，士禮亦未全，具皆遭秦火而亡，漢時已無可考也。”[43]孫氏解鄭甚明，鄭玄是據(jù)《儀禮》篇目舉例，云喪禮存有此四篇，其余都已經(jīng)亡佚。《儀禮》喪禮三篇納入《周官》大宗伯所掌兇禮之中，惟有士禮，其他禮皆亡闕。而且，此三篇只有喪禮，兇禮中之荒禮、吊禮、禬禮、恤禮，皆完全不見于經(jīng)。

再次是賓禮?！秲x禮目錄》列《士相見禮》、《聘禮》、《覲禮》屬賓禮。《儀禮》之《士相見禮》第三，鄭玄《目錄》云：“士相見于五禮屬賓禮。”[44]以《周官》五禮觀之，士相見禮不在五禮之中，但在鄭氏看來，禮既掌在大宗伯，則大宗伯之五禮，必該禮類之全。士相見禮與吉、兇、軍、嘉毫無關系，而有相見之禮者，惟賓禮而已?！按阂娫怀?，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都是諸侯朝聘天子之禮?！皶r聘曰問，殷眺曰視”，這是諸侯使卿大夫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禮，皆與士相見毫無關系，且皆執(zhí)玉帛而行，并無《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以為摯之法。

但因為賓禮涉及相見，故鄭玄以《士相見禮》屬賓禮，賈公彥解釋道：“彼又云'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二者是諸侯使臣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禮，并執(zhí)玉帛而行，無執(zhí)禽摯之法。此屬直新升為士大夫之等，同國執(zhí)禽摯相見及見君之禮，雖非出聘，亦是賓主相見之法，故屬賓禮也。”[45]問題在于，如果以《周官》大宗伯所掌賓禮八類為標準，《儀禮》之士相見禮，未免太輕，而竟書在經(jīng)中。

《儀禮》之《聘禮》第八，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于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吨芏Y》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谖宥Y屬賓禮?！盵46]鄭所引《周禮》，即《周禮·大行人》言諸侯邦交之法?！吨芏Y》大宗伯掌賓禮，包括“時聘曰問”，故鄭玄以《聘禮》屬賓禮。據(jù)鄭之意，《聘禮》即是周公制作的禮樂中，諸侯國之間無事，使大夫相問之禮。鄭玄把《聘禮》放到《周官》體系之中，馬上出現(xiàn)一個問題，諸侯邦交分“歲相問，殷相聘也，世相朝也”三種。

又據(jù)《禮記·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编嵶⒃疲骸?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盵47]是諸侯之間三年一大聘，使卿，每年一小聘，使大夫。而《儀禮》之《聘禮》，鄭玄特別強調(diào)是“大問曰聘”，賈疏曰：“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jīng)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旃，孤卿建旃，據(jù)侯伯之卿之聘者。”[48]即是說，根據(jù)《聘禮》之制，此篇專屬三年使卿大聘之禮。其每年使大夫小聘之禮，則不見于經(jīng)。因此，《禮記·經(jīng)解》“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此“聘問”分明包括三年大聘與每年小聘，故鄭注直接云：“小聘曰問，其篇今亡。”[49]

《儀禮》之《覲禮》第十，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于五禮屬賓?！盵50]在《周禮》賓禮中，“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盵51]鄭玄把《儀禮》放到《周禮》的禮類體系中，《覲禮》之與大宗伯所掌賓禮之“秋見曰覲”完全相合，故鄭玄確定覲禮屬賓禮。如果沒有《周禮》的基本框架，《覲禮》是一套完整的禮儀，但是一旦將《覲禮》放到《周禮》的基本框架中，《覲禮》就成為“秋見曰覲”的一時之禮?！抖Y記·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编嵶⒃疲骸坝P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盵52]又，《禮記·經(jīng)解》“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鄭注云：“春見曰朝，…其篇今亡。”[53]也就是說，在《周禮》的框架中，諸侯四時朝見天子之禮，只有秋見天子的《覲禮》一篇存于《儀禮》之中，本來還應該有朝、宗、遇禮，既不見于《儀禮》，則是早已亡佚。

《士相見禮》、《聘禮》、《覲禮》三禮，本皆獨立于禮經(jīng)，但是，當三篇內(nèi)容納入《周官》所掌之賓禮，則為賓禮之一小部分。而凡《周官》所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冬見曰遇諸禮，皆亡佚不存。

至于軍禮，《周官》分類大師之禮、大均之禮、大田之禮、大役之禮、大封之禮，《儀禮》無一相合。所以，在鄭玄《儀禮目錄》中，無一屬于軍禮。但是，其他經(jīng)書所述內(nèi)容，有軍禮殘余之只言片語。如鄭玄《禮記目錄》之《曲禮》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囲壶欀f，軍禮也?！笨资柙疲骸?兵車不式’，'前有水，則載青旌’，如此之類，是兵車旌鴻之說，當軍禮也。”[54]

最后是嘉禮。《儀禮目錄》列《士冠禮》、《士昏禮》、《鄉(xiāng)飲酒禮》、《鄉(xiāng)射禮》等為嘉禮?！秲x禮》之《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鄭玄《儀禮目錄》云：“冠禮于五禮屬嘉禮?！盵55]“昏禮于五禮屬嘉禮?！盵56]之所以屬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所掌五禮中，嘉禮包括“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此《周禮》有明文，故鄭玄直接將冠、昏屬嘉禮。如《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编嵶⒃唬骸凹问拢味Y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兇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盵57]

在鄭玄之前，劉向整理群書，對《禮記》篇章，皆論其性質(zhì)為“通論”、“制度”、“吉事”等，鄭玄《禮記目錄》也于每篇皆引《別錄》所說。其中，有《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鄭玄《禮記目錄》皆云：“此于《別錄》屬《吉事》?！盵58]六篇之禮，與《儀禮》一一相對應。也就是說，劉向不以《周禮》為本理解《儀禮》諸禮，故以此六篇為“吉事”，惟對兇事而言而已。正如胡培翚所云：“鄭注《儀禮》，于冠、昏、鄉(xiāng)飲酒、射、燕云'嘉’，而聘云'賓’者，以《周官》五禮言之也。若以事言之，則吉者對兇之辭，嘉也，賓也，皆可言吉也?！盵59]與劉向不同的是，鄭玄根據(jù)《周禮》建立了一個“五禮”的新框架，因此，把《儀禮》放到這一框架的基本標準中進行定位。

但是這么一來，在這一新的框架中，既有士之冠、昏，則天子、諸侯、卿大夫有無冠、昏，其儀如何，只能根據(jù)經(jīng)書所遺極端有限的只言片語推斷。而且，許多禮儀明顯殘缺，如冠禮，《儀禮》賈疏云：“若天子、諸侯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nèi)亡耳。”[60]

《儀禮》之《鄉(xiāng)飲酒禮》第四，鄭玄《目錄》云：“諸侯之鄉(xiāng)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于五禮屬嘉禮。”[61]《周禮》之嘉禮，有“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故鄭以鄉(xiāng)飲酒禮為嘉禮。但是，鄭玄特別強調(diào)，《鄉(xiāng)飲酒禮》之篇，屬于“諸侯之鄉(xiāng)大夫”，賈疏云：“鄭知此鄉(xiāng)飲酒是諸侯之鄉(xiāng)大夫獻賢能法者，案《春官》小胥掌樂縣之法，而云：'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注云：'鍾磬者，編縣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今此下唯縣磬而無鍾，故以為諸侯鄉(xiāng)大夫也?！盵62]此可見鄭玄純以《周禮》為本而注《儀禮》，定其基本屬性，同時也可見在鄭玄看來，《鄉(xiāng)飲酒禮》惟適用于諸侯鄉(xiāng)大夫，而天子之鄉(xiāng)大夫、士，諸侯之鄉(xiāng)士之禮，皆非此經(jīng)所云，而在殘缺之列。

戰(zhàn)國曾侯乙編鐘

《儀禮》之《鄉(xiāng)射禮》第五，鄭《目錄》云：“射禮于五禮屬嘉禮?！盵63]《大射》第七，鄭《目錄》云：“射義于五禮屬嘉禮?！盵64]以《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其中有“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所以鄭玄將《鄉(xiāng)射禮》、《大射》皆屬嘉禮。又，《儀禮》之《燕禮》第六，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燕禮于五禮屬嘉?！盵65]《公食大夫禮》第九，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于五禮屬嘉禮?！盵66]以《周禮》嘉禮有“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故云屬嘉禮也。

如果以《周官》五禮為標準，《儀禮》所存嘉禮最多。但是，其中如脤膰之禮、賀慶之禮之類，仍然早已亡佚。

鄭玄通過將《周禮》視為禮經(jīng)，春官大宗伯所掌五禮作為標準，將《儀禮》中的諸種禮類放置到了大宗伯的五禮系統(tǒng)之中。在兩漢今文經(jīng)學中，《儀禮》作為禮經(jīng)，雖多是士禮，但其書完備。及至鄭玄以《周禮》為體，《儀禮》為履，用《周禮》的制度吸納《儀禮》的禮樂。

這樣一來，《儀禮》不再是一本完整獨立的經(jīng)書，而成為《周禮》春官大宗伯所掌的“五禮”的部分殘篇斷簡的遺存。作為禮樂的遺存物，《儀禮》經(jīng)由孔子整理，保存至后世。《禮記》內(nèi)容，是七十子后學說禮之遺，雖然多與《儀禮》相關，但是絲毫不能改變《周禮》才是禮經(jīng)，《儀禮》只是踐履的性質(zhì)。

而且，鄭玄通過《周禮》，第一次把經(jīng)書殘缺的問題徹底具體化。早在劉歆、班固之時，便屢言經(jīng)籍散亡，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暌闹劣诒┣兀芙?jīng)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shù)由是遂滅?！盵67]班固《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燎鼗贾?，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68]此皆言孔子之后，經(jīng)籍毀滅。而以王官學來理解經(jīng)學，則經(jīng)籍在孔子之前，早已殘缺不堪?？鬃又暗慕?jīng)籍散失與孔子之后的經(jīng)籍焚滅，使后人所見，只不過其中一小部分。而鄭玄把《周禮》春官大宗伯所掌六禮落實為禮類的基本標準，這種經(jīng)籍散亡便落實到具體的禮上，不要說其他《詩》、《書》、《春秋》的散亡情況，就禮而言，經(jīng)籍的散亡不是十不存一的問題，而是百不存一的問題。

我們在讀古書的時候，常常根據(jù)古書中的文字，來建構(gòu)文字背后完整的世界，這種讀書的方式，預設了古書所描述的世界是完整的，就像我們仰望星空，看到的仿佛是“所有的”星星。而鄭玄的讀書法，則是建立在古書百不存一的基礎上，這預設了古書所描述的世界本來就是極少的片段，只有《周禮》基礎上的“周禮”，所遺文獻相對多一些。古今大多數(shù)人讀經(jīng)書，就像走進一座富麗堂皇的圖書館，往往流連贊嘆古人智慧的深富。而鄭玄讀經(jīng)書，則如在兵荒馬亂中，收撿到火劫坑余殘存的百十卷殘佚，鄭玄注經(jīng)既審慎又開放，既節(jié)制又宏富，既縝密又開闊，皆與這種“經(jīng)書觀”有關。在注經(jīng)中，鄭玄經(jīng)常用“蓋”去表達可能性，而且對不明白的內(nèi)容，也不強行解釋。今人之讀鄭玄者，對鄭玄的這種“經(jīng)書觀”有充分的認識，則鄭玄經(jīng)注中的許多問題可以得到回答。

通過對禮經(jīng)的重新安排，鄭玄把《周禮》的典章制度與《儀禮》的禮樂儀軌結(jié)合在一起，以制度吸納禮樂，使新的“禮學”不再是只有兩漢今文經(jīng)學意義上的“禮”的禮學，而且包括了典章制度，甚至在這套新的“禮學”中，典章制度更具有基礎性地位。這樣一來，“禮”的意義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禮經(jīng)”不再指“禮”本身，而且是整全性的“禮樂制度”。

四、禮：從“禮經(jīng)”到“周公之法”

鄭玄的注經(jīng)，暗含著一種基本預設，即是劉歆在《七略》中所提出的，經(jīng)學就是圣王時代的“王官學”?！巴豕賹W”不僅是一種經(jīng)學觀，而且是深入五經(jīng)內(nèi)部、重新理解經(jīng)文的一種方法論。這種方法論的意義在于，如果五經(jīng)是“王官學”，那么五經(jīng)的內(nèi)容便不止是按照五經(jīng)題目進行分類，而且是按照五經(jīng)內(nèi)容所系的圣王、朝代進行分類。例如《尚書·堯典》屬堯舜，《禹貢》屬夏禹，《詩經(jīng)·商頌》、《尚書》商書屬殷，《尚書》周書、《詩經(jīng)·周頌》、國風與大小雅、《周禮》等俱屬周，更重要的是，它們可以彼此不同，這種不同是圣王異世，其法不同的結(jié)果，并且，這種不同還可能呈現(xiàn)為一種歷史傳承性。

在漢世今文經(jīng)學中，強調(diào)孔子為漢制法，雖然《公羊》之學提供了更多關于五經(jīng)的基本預設，但五經(jīng)并等。加上孔子并沒有“制作禮樂”，因此今文經(jīng)學的“孔子之法”，主要是一套素王空言的理論體系，而不是一套圣王實行的禮樂制度。因此，如《儀禮》之兼取三代之法，在“孔子思兼三王”的理論背景中，也完全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把王官學作為一種方法論，兼取三王便是一個問題，例如賈公彥站在鄭玄的立場上解釋《儀禮》不稱“周”的原因，便說：“然《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醮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盵69]賈公彥認為，《周禮》稱“周”，是區(qū)別于“夏禮”、“殷禮”。而《儀禮》不稱“周”，是因為《儀禮》兼有夏、殷之法，故不能稱“周”。

漢世無論今古文經(jīng)學，皆有圣王制作禮樂之說?！稑酚洝凡⑧嵶⒃疲?/p>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于王業(yè)，治主于教民?！睹魈梦弧氛f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薄宓凼鈺r，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沧ⅰ逞云溆袚p益也。[70]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睒O為典型地說明了每一代圣王興起，必須制作禮樂。而鄭玄用《明堂位》周公“制作禮樂”，來解釋“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問題在于，《明堂位》之周公“制作禮樂”，要在《周禮》一書，這便意味著鄭玄認為周公制作的禮樂，要在《周禮》六典之制。又，《中庸》并鄭注云：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沧ⅰ炒颂煜滤残?，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沧ⅰ逞宰鞫Y樂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71]

《中庸》把“議禮”、“制度”、“考文”三者，綜合到“禮樂”之中，這位鄭玄將《周禮》之制度理解為“禮樂”提供了非常關鍵的證明。而有德有位才能“制作禮樂”，也證明了孔子“一王之法”并非“制作禮樂”，周公制作《周禮》，才是真正的“制作禮樂”。王者相變，一定必須制作禮樂，董仲舒《三代改制質(zhì)文》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tǒng)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72]是王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乃受命于天之征也。又《禮記·大傳》言可以與民變革者，云：“立權(quán)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73]此皆可以為“制作禮樂”的內(nèi)容。

也就是說，王者受命，必建立一套“法”，以行于天下。而在兩漢今文經(jīng)學理論中，孔子有德無位，故孔子的“一王之法”，要在《春秋》，至于刪《詩》、《書》，定《禮》、《樂》，闡《易》，則有所據(jù)于前王之法。其中，孔子所定《儀禮》，自可以兼三王之禮。

但是，當《周官》出于山崖屋壁，并且被視為周公“制作禮樂”之書，孔子“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于周公既有其德又有其位，并且還留下了一部“制作禮樂”的政教大典，便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當鄭玄把《周官》視為《周禮》，即周公制作禮樂之書，并重新分配《周禮》與《儀禮》的地位，《周禮》為禮經(jīng)，為體，《儀禮》為履，這樣便把禮經(jīng)從五經(jīng)之一的地位中抽離出來，變成周公“制作禮樂”的一代大典，也就是“周公之法”的核心內(nèi)容。當鄭玄通過發(fā)揮《周禮》之義，與《儀禮》相結(jié)合，并把《禮記》視為對周代禮樂的儒家解釋，最終締造了一個制度互相統(tǒng)一，經(jīng)義轉(zhuǎn)相發(fā)明的“三禮”體系。

這套體系，不再只是作為五經(jīng)之一的禮，而且更是五經(jīng)共同的制度背景，這就是鄭玄不但以《周禮》為本注《儀禮》、《禮記》，而且以《周禮》為本注《書》、箋《詩》、解《春秋》、注《論語》的根本原因。

并且，在“王官學”方法論中，既然《周官》是周公之太平之禮經(jīng)，《儀禮》為周公所制的殘缺之儀節(jié)，則五經(jīng)中關乎周者，盡為周公典章，若《詩》之《國風》、大小雅、《周頌》、《魯頌》，若《書》之周書，皆述周世盛衰之事，可以與鄭玄之禮經(jīng)相發(fā)明。若《春秋》之《左氏》，是衰周之事，可以附在禮經(jīng)，以禮經(jīng)解之。至此，五經(jīng)分崩離析于“王官學”的歷史框架之中，雖周世典章制度，于五經(jīng)中并非既全且備，但卻是堯、舜、夏、商中相對最充分的。以此相對最充分的周世文獻，上可以對唐、虞、夏、殷之典章制度考而解之，下可以觀衰周之政事、孔子從周之志以貫而通之。

漢世今文經(jīng)學理論中，“孔子之法”的基本特征是“以《春秋》為綱”，而鄭玄通過對禮經(jīng)的重新建構(gòu)，將整個經(jīng)學體系轉(zhuǎn)向“周公之法”的“以《周禮》為本”。自此之后，五經(jīng)大義可以貫而通之，禮樂制度可以得而述之，周公之法可以顯而明之。

注釋

[1]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126頁。

[2]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3614、3615頁。

[3] 班固：《漢書》，第1710頁。

[4] 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88頁。

[5]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33頁。

[6] 董仲舒著，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5頁。

[7] 司馬遷：《史記》，第3297頁。

[8]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845頁。

[9] 司馬遷：《史記》，第3126頁。

[10] 司馬遷：《史記》，第1935頁。

[11] 班固：《漢書》，第1970頁。

[12] 司馬遷：《史記》，第3126頁。

[13] 范曄：《后漢書》，第1203頁。

[1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十三經(jīng)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9頁。

[15]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8頁。

[16]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7頁。

[17] 班固：《漢書》，第1709頁。

[18] 荀悅：《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35頁。

[19] 陸德明著，吳承仕疏證：《經(jīng)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90頁。

[20] 黃以周：《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4頁。

[21] 班固：《漢書》，第1709頁。

[22]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8頁。

[23]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8頁。

[2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8頁。

[25] 班固：《漢書》，第722頁。

[26]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42頁。

[27]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605頁。

[28]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10頁。

[29] 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192頁。

[30]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10頁。

[31]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270—278頁。

[3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十三經(jīng)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519頁。

[3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519頁。

[3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557頁。

[3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580頁。

[3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557頁。

[3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98頁。

[3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408頁。

[3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448頁。

[4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408頁。

[4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493頁。

[42]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336頁。

[43] 鄭玄注，孫詒讓疏：《周禮正義》，第2058頁。

[4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70頁。

[4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70頁。

[4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226頁。

[4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1028頁。

[4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226頁。

[49]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847頁。

[5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318頁。

[51]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第275頁。

[52]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90頁。

[53]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847頁。

[5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11頁。

[5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2頁。

[5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39頁。

[5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998頁。

[58]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998頁。

[59] 胡培翚：《儀禮正義》，清咸豐二年沔陽陸氏木犀香館刻本，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75、376頁。

[6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2頁。

[6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80頁。

[6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80頁。

[6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109頁。

[64]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187頁。

[6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158頁。

[6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299頁。

[67] 班固：《漢書》，第1968頁。

[68] 班固：《漢書》，第1701頁。

[6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第2頁。

[70]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670頁。

[71]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898頁。

[72] 董仲舒注，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85頁。

[73]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617頁。

原刊《清華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若有侵權(quán)，敬請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