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少年英雄可謂比比皆是，如秦國甘羅十二歲就被拜為上卿，西漢時十歲淳于緹縈上書皇帝要求代父受刑，霍去病不到二十歲就帶兵抗擊匈奴，三國時曹植十歲就能七步成詩等等。在我們的印象里，每個時代似乎都有自己的少年英雄代表，但是，一大批少年英雄集體出現(xiàn)則不多見。三國魏正始年間就是這樣一個少年英雄群星閃耀的年代，而我們這里講到的主人公王弼則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顆。漢魏之際自由的學術氛圍，催生了一批早熟的哲學天才，以正始元年來算，王弼是十五歲，鐘會十六歲，裴秀十六歲，嵇康十七歲，衛(wèi)瓘二十歲。這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很快就占領了玄學清談的高地，給正始時期的思想舞臺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我們知道，王弼號稱清談場的第一人，這并不只是因為他的好口才和機敏的反應，腦袋里容易產(chǎn)生許多奇思妙想，難倒他人。就像當時有位名叫劉陶的人，在清談界很有名氣，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愛發(fā)怪論，提出了很多類似孔子非圣人的激進觀點。思想界其他人，雖然難以認同他的這些觀點，卻又對反駁他的觀點感到非常棘手。劉陶的奇談怪論常常弄得思想界主流的人很尷尬被動。但是，自從劉陶遇到王弼之后，就像遇到了生命中的克星，劉陶開始在清談場走背運，每次同王弼論辯，都敗下陣來。難能可貴的是，王弼的勝利不是以奇談怪論來“以牙還牙”，而是兼顧當時人的思想感情認識，不單純追求觀點的新奇，而是對主流思想的創(chuàng)新，由此才能為思想界主流所認同、接受。

王弼清談場戰(zhàn)無不勝的關鍵在于他有著一套系統(tǒng)的玄學思想體系。清談論辯都是其已有思想的展示，這是王弼同當時大多數(shù)玄學名士不同的地方?；蛟S有的玄學名士也提出了獨特的理論，但多是就專門問題的理論，如關于才性關系問題，在當時就存在四種基本觀點，即著名的“才性四本論”，其中，傅嘏持“才性同”，李豐持“才性異”，鐘會持“才性合”，王廣持“才性離”。可見，他們四人圍繞著才性關系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識，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也各自得到了一部分的認同。但是，他們都沒有由此建立起一套思想體系，以面對所有問題的解決。玄學前輩何晏即是如此。何晏較早地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玄學課題，也著有不少論著，但是，何晏的玄學思想是不成熟的，本身存在矛盾。這就使得他在論辯的時候，容易讓對手找到致命的攻擊處。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為依托的王弼，則可以從容地應對來自對手的各種問題。

清談是王弼最重要的生活娛樂，王弼在清談場的論辯，只是其深邃思想的展示，其思想體系的創(chuàng)建，仍然是主要依靠著書立說。我們之所以稱王弼為少年奇才，他之所以被公認為中國傳統(tǒng)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之一，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年僅二十三歲就病逝的王弼構建起了一個龐大的玄學理論體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如果再拿其他與王弼同級別的思想家來比較，如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朱熹、王陽明等，或許就能更加清楚地理解王弼的天才?？鬃拥热说乃枷牖蛩枷塍w系的成熟完善，無不是在中年以后。照常理，成人之前，一般是學習積累的過程，思想起步階段，“十有五而志于學”。王弼在二十歲左右就已經(jīng)思想成熟，并以此為指導注釋了《老子》、《周易》、《論語》三本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儒、道經(jīng)典，并著《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表達了自己對于《老子》、《周易》主旨的理解及注釋的指導思想。這些著作構建了正始玄學的理論體系，也成為日后研讀這些經(jīng)典的必讀書，深刻影響著中國傳統(tǒng)思想史的發(fā)展方向。

王弼的哲學天才，還體現(xiàn)在他17歲就解決了當時思想界面臨的普遍難題——儒道關系問題。在漢魏之際，兩漢經(jīng)學思潮已然崩潰，難以再獨立承擔起意識形態(tài)的重任。在反思經(jīng)學思潮弊端的過程中，以無為本的玄學思想理論逐步建立起來，成為士人信奉的時代性思潮。問題在于，經(jīng)學思潮的崩潰并不意味著經(jīng)學的崩潰，儒道關系問題，就成為擺在當時思想界的現(xiàn)實難題，其集中體現(xiàn)在如何妥善安置孔子與老子的地位。當時存在否定儒學的傾向，當時比較極端的是荀粲的“六籍雖存，固圣人之糠秕”的觀點，史稱荀粲鄙薄儒學而獨好道玄之學。對于儒道關系問題，首先提出“以無為本”玄學理論的何晏也無法得到妥善解決，他既認同于孔子的“圣人”地位，老子不是“圣人“，又堅守老子的思想，未能妥善解決儒道存在的矛盾?？梢哉f，儒道關系問題，孔子與老子的地位問題，是當時思想界的最根本、最迫切的大問題。以何晏為代表的那么多玄學大家都沒有解決的難題，卻被一個只有十七八歲的年輕小伙的一個簡單的回答解決了。

這一難題的解決，源于正始四年王弼與當時玄學名士裴徽的一次哲學交談。裴徽在當時已經(jīng)享有盛名，王弼是以晚輩的身份去拜訪裴徽的?；蛟S是裴徽之前已經(jīng)聽說過王弼的名字，或者是考驗一下這個后生，剛一見面，裴徽就向王弼拋出了一個大難題，他問道，“宇宙本體'無’的確是萬物賴以存在的依據(jù)。但是，為什么圣人（是指孔子）對此沒有論及，而老子卻反復解釋它呢？”裴徽的這一問題，直接關系到儒道的關系問題，是當時思想界普遍關注而又沒有得到很好解釋的難題。裴徽提問王弼的時候，或許并沒有指望王弼能夠給出明確的答案，但出人意料的是，王弼迅速地給出了自己的解答，“圣人以'無’作為自己人格的內(nèi)在本體，但是，'無’又不可能用語言去解釋，所以不多說它；老子沒有達到圣人體'無’的高度，仍以'有’作為自己人格的內(nèi)在本體，所以總是議論自己不足的東西，即'無’?！蓖蹂龅幕卮穑水敃r思想界關于儒道關系的普遍困惑，成功地將儒道融為一體，也就奠定了玄學思想的理論基礎。

王弼在玄學理論上的非凡成就，一方面要歸于他本身的才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正始清談所造成的學術自由空氣十分有利于哲學家的誕生。

這里面既有積極地支持者，首要就是何晏。何晏對于王弼的首創(chuàng)精神是極度包容和大力扶植的，可謂是王弼的“伯樂”。在王弼之前，何晏已經(jīng)注釋過《老子》，但是，當他見到后生王弼的《老子注》之后，坦然承認王弼的注解更加高明，自嘆不如，于是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注本，改寫《道論》和《德論》兩篇文章，宣傳王弼的新說。何晏十分推崇王弼，認為王弼真正揭示了宇宙的奧秘，即“道”，“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何晏等思想界前輩、權威對于王弼的思想挑戰(zhàn)行為也多以寬容相待。何晏在王弼出名之前，何晏已然是當時思想界的權威和正始名士的領袖，提出了許多有分量的學術觀點。如何晏曾經(jīng)提出圣人無情論的觀點，他認為圣人沒有喜怒哀樂情感，他的情感世界是空無的。對于何晏的這一新說，許多玄學青年表示贊同，像鐘會、王黎等都是何晏這一新說的追隨者。鐘會就著論來闡發(fā)宣示何晏的新說。王弼則不迷信學術權威，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與何晏圣人無情論不同，王弼鮮明地提出了圣人有情論。王弼認為，圣人超越常人的地方是其精神，但他仍與常人一樣擁有感情。由于圣人具有超常的精神，所以能平衡各種感情使之化為中和虛無的狀態(tài)，進而與宇宙本體“無”相互感通；同時，由于圣人與常人有著共同的情感，所以就不可能沒有喜怒哀樂的情感與外物相互感應。但是，圣人的感情盡管與外物相互感應，但不會被外物所累。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圣人不為外物所累就認為圣人是沒有感情的。身為學術領袖的何晏這種獎掖后進的胸懷和接納新說的學術寬容，營造了一種公平、自由的良好學術環(huán)境，是王弼能夠脫穎而出，進而超越何晏等學術前輩的重要因素。

思想異見者的挑戰(zhàn)，也是王弼能夠迅速提高和完善自我理論的重要途徑。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王弼與荀融在《周易》“大衍義”問題上的爭論。王弼在注解《周易》時，標新立異，自然容易遭到持傳統(tǒng)觀點者的責難。王弼除了著有《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之外，還曾作《大衍義》一文。文中王弼否定了兩漢以來的象數(shù)理論傳統(tǒng)，而不被《周易》的追隨者所接受。荀融出自潁川荀氏家族，一向以《周易》象數(shù)學傳家，就對王弼的新說不滿，著《難王弼<大衍義>》一文，公開找上門來。為了回應荀融的挑戰(zhàn)、質(zhì)疑，王弼專門寫了一封信來答復，王弼在信中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諷刺才能，狠狠地奚落了荀融一頓。王弼抓住荀融某次“相思”而沒能忘情無情的把柄，在信中寫道：即使聰明智慧達到了通曉宇宙奧秘的高度，也無法擺脫自身天然情感的制約。像孔子這樣的圣人，遇到顏回這樣的好學生，不能不感到快樂；顏回死了，孔子也不能不感到悲傷。過去我常因此而看低孔子，因為生死聚散都屬于我們無法抗拒的規(guī)律，而孔子作為圣人，自然是明白這些道理的。那么，孔子為什么還是不能去掉這些情感累贅呢？我總是想不通，然而，后來見到像您這樣聰明過人、氣量宏大的“圣人”，也會陷入相思之情中，才恍然明白人的自然情感是無法革除的。由此可知，孔子在顏回身上表現(xiàn)出的快樂與悲傷的感情變化，也是正常的，不算是什么缺憾的了。但是，或許是過于年輕的緣故，王弼之于思想異見者的態(tài)度，就與何晏等對他的態(tài)度，有著天壤之別，對他人過于苛刻，不留余地。這種性格既成全了王弼在思想學術上取得非凡的成就，也導致其生活、政治的失敗，逐漸迷失于人際關系泥潭之中。他仕途的不如意也與此有密切的關系，空有一番政治抱負，也難以獲得施展的空間，最終郁郁而終。

原載：《儒家故事》

作者：潘波濤，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校對：李靜

編輯：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