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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xiàn)在能見到出土漢簡，有數(shù)萬枚之多，這些漢簡，是兩漢各個時期留下的墨書原跡，大多能確定其準確年代，以西漢的占絕大多數(shù)。 
西漢初期的竹簡，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其年代在漢文帝時期（前179-前157）。墨寫，與湖北云夢秦簡體勢一致。
用筆上，橫畫落筆逆鋒頓按，運行時逐漸上提，收筆不回鋒，形成頭粗尾細的模式，與出土的戰(zhàn)國簡牘帛書墨跡所普遍使用的筆法接近。古人對頭粗尾細、彎曲婉轉(zhuǎn)的筆法所書寫的古文稱之為科斗文，漢初人用筆，尚未脫去這種六國時的風格。而這種用筆方法又奠定了以后正規(guī)場合所寫隸書，如碑銘上所寫隸書，即后人稱之為“八分書”的“逆入平出”的基本筆法。
隸書在書法上最大的貢獻是出現(xiàn)了方折的寫法和波磔，使筆法大為豐富，而這兩個特征在漢初早期隸書中都已充分具備了。如圖：
需要著重提出的：隸書并非在東漢才達到最高峰，而是在西漢中晚期就有完全成熟的隸書作品。
證據(jù)就是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出土的大批竹簡古籍。墓主經(jīng)考定為中山懷王劉修，卒年是五鳳三年（前55年），（“五鳳”是漢宣帝年號，后面還會說到《五鳳二年刻石》），這批古籍用工整勻稱的隸書繕寫的，如圖：
這些隸書，用筆逆入平出，主筆皆蠶頭雁尾，中段稍提筆收束，波磔較豐肥，結(jié)構(gòu)寬扁，重心安穩(wěn)，形態(tài)舒和。與后世的《乙瑛碑》《張景碑》《元際殘石》等東漢中晚期作品用筆結(jié)體極為相似，已完全脫盡篆書筆意。也就是說，隸書的成熟，至晚在西漢已經(jīng)完成。
隸書筆法較以前書體要豐富，尤其背分的體勢和波磔跌宕起伏，顯示出獨特的美感。漢代人在空間較為寬裕的書寫載體上，往往喜歡將一些筆畫盡情地舒展開來，充分顯示筆姿的飄逸。如敦煌漢簡1972AB、1972C所書《急就篇》上的書法即是如此：
其用筆瘦勁，中宮緊收，橫畫和左右波磔盡量向兩邊伸展。
漢簡隸書筆畫縱向延伸的情況，一般是出現(xiàn)在一篇的結(jié)尾一字的末一筆。這一筆往往又長又粗，顯得十分有力、醒目。比如居延漢簡《永元器物簿》里的“年”字：
敦煌木簡《倉頡篇》里的文字書法，則保留了篆書和漢初古隸的痕跡，筆畫訛誤缺失甚多。這種四不像的書風，有的是因為字體演變尚未成熟；有的是書家刻意創(chuàng)造；有的是因為時代隔閡，模仿古體而力不從心產(chǎn)生的。后世的碑刻、墨跡與之相類的也有不少，比如篆隸相參的《夏承碑》，比如吳《天發(fā)神讖碑》，比如隸楷相參的《爨寶子碑》……不勝枚舉。1959年7月，甘肅武威磨咀子六號墓出土的《儀禮》木簡，整篇抄錄儒家經(jīng)典。書手有著高超的書法修養(yǎng)，其結(jié)體左斂右舒，重心偏向于字的左側(cè)，顧盼生姿，筆畫輕纖而不軟弱，粗細變化，飄灑流動，有百煉鋼化作繞指柔的感覺。如圖：
東漢的甘谷漢簡，字的主筆畫伸展很長，中心結(jié)構(gòu)緊密，字雖小，而逆折鉤趯非常分明，剛健奔放而不草率，筆力可搏犀象，其結(jié)體和用筆，與《陽嘉殘石》《孔彪碑》《曹全碑》有十分相似之處，應是東漢中后期官文書的典型書體。如圖：
還有草書，漢簡中不論有波磔的隸書還是沒有明顯波磔的隸書，都有比較簡率、快捷的寫法。漢簡的實物證明在漢初時，草書已經(jīng)出現(xiàn)，而到西漢后期簡牘中草書逐漸增多，大多是隸書和草書夾雜書寫。到了西漢晚期，敦煌、居延等地漢簡上的草書形成較為固定的草法，說明草書已比較規(guī)范了。成了漢代通行的書體之一。本書57-65頁詳細討論了草書的早期發(fā)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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