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食鹽自古就有“萬寶之中鹽最貴”之說。在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食鹽不但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時也是一種事關國家利益的戰(zhàn)略資源。所以我國從春秋時代起，就實行了食鹽專賣制度，此后歷朝歷代紛紛效仿，一直持續(xù)到了現代。

歷朝歷代所施行的食鹽專賣制度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唐朝的鹽法，它因濃厚的市場經濟思想，而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對當今的壟斷行業(yè)改革乃至其他改革仍有借鑒意義和啟示作用。

一、財政緊張推鹽法，屢次改革增利多

唐朝建立初期，由于國力強盛，財力充沛，所以并沒有把食鹽納入國家專賣。直到“安史之亂”之后，唐朝的許多經濟重鎮(zhèn)都被叛軍所占，財政收入頓時銳減。與此同時，唐朝的軍費卻因平定叛亂而大幅增加，一增一減之間，唐朝的財政運轉就陷入了困難，很多地方因此而發(fā)不出軍費。

顏真卿

為了解決軍費不足問題，時任河北招討使的顏真卿就把河北滄縣的食鹽收歸了官有，然后再運往各郡進行銷售，“以資軍需，用度逐年不匱乏，是即官收官運之始。”從此，唐代的鹽專賣制度就初步形成了，但這時的食鹽專賣還只是地方政策，并沒有在全國范圍內正式推廣。

直到唐肅宗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第五琦出任諸州鹽鐵使后，才正式把全國的鹽業(yè)都收歸了國有，使唐朝政府的鹽利收入也頓時增加了很多。

第五琦塑像

但第五琦的鹽業(yè)國營化措施過于徹底，他不僅把食鹽的銷售環(huán)節(jié)收歸了國有，而且也把食鹽的制造、收購及運輸環(huán)節(jié)也統統收歸了國有，即所謂的“官制、官收、官運、官銷”。由于官府在各個環(huán)節(jié)層層加價，導致食鹽的價格比未官營前提高了10倍，許多貧苦人民無力購買，“淡食者眾”，因此出現了大量的私販，唐朝制定了嚴峻的刑法予以打擊，但仍是屢禁不止。

在這種情況下，唐代宗寶應年間，名臣劉晏出任鹽鐵使，開始對鹽法進行改革。劉晏經過調研后，改變了第五琦“官制、官運、官銷”的做法，施行了“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間接專賣制度。

在這種制度下，國家從鹽戶手中收購食鹽后，加價賣給鹽商，“商人交納鹽價之后，即可自由運銷，聽其相竟以售。”由于鹽戶所制之鹽，悉由官收，所以解決了鹽戶“存鹽莫售之苦”，由于分銷端處于充分競爭狀態(tài)，所以使得“鹽價既不過于低昂，商人亦無積壓資本之顧慮”，從而實現了“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的良好效果，不但解決人民的“淡食”之苦，還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舊唐書》中記載說，劉晏“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十倍其初?！敝}政史專家曾仰豐也曾評價說：“晏法則僅官收其鹽，仍由商運商銷。既不奪鹽民之業(yè)，也不奇商販之利，為專賣制中之最善者也。”

劉晏

但劉晏鹽法是憑借劉晏個人的超強能力才得以運轉的，并沒有形成完善的國家制度，所以劉晏去世以后，鹽法管理就日趨混亂，很多鹽官拿國家的錢高價收鹽，然后低價賣給鹽商，從中賺取好處，使得鹽利出現了嚴重的“虛估”現象，舊唐書中記載說，國家實際收到的鹽利，“率于錢不滿百三十而已”。

到了唐順宗時，李巽又用鐵腕手段對鹽法進行了整頓，使鹽利收入恢復甚至超過了劉晏時代的水平?！杜f唐書，食貨志》中說，“自榷莞之興，惟劉晏得其術，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類晏之季年，季年之利，則三倍于晏矣”，于是“國用充足”，“物無虛估”。

李巽

但是，李巽之后，鹽法再次出現了人亡政息的情況，此后再也沒有人能夠扭轉乾坤，鹽利因此越來越少，唐朝的財政也因此而捉襟見肘，最終為唐朝的滅亡埋下了導火索。

二、鹽利穩(wěn)定軍、財、政，唐朝得益百余年

唐代的食鹽專賣制度對唐代的軍事、財政、政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安史之亂后，鹽利收入成為軍費的主要來源，鹽政也在很大程度上圍繞軍事而行。每當用兵，需要軍費，大多都會打鹽利的主意。

比如唐憲宗元和十年，就曾“加峽內四監(jiān)、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鹽估，以利供軍”；唐穆宗長慶二年，也曾調“淄青、兗、鄆三道往來鹽錢”以資軍費；劉晏任鹽鐵史時，甚至還推出了“納絹代鹽價”的制度，用一千錢的絹可換一千二百文的鹽，政府收絹“以備將士春服”，解決軍需問題。

自從“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勢力進一步膨脹，隨時威脅著唐朝的中央政權，所以之后的唐朝統治者都非常重視軍事，這自然就導致了軍費的大幅增加。所幸鹽利甚厚，這才使得唐政府能保持較強的軍事實力，遲遲沒有被割據軍閥推翻，甚至還一度解決了軍閥割據問題。

除了軍事之外，唐代其他方面的財政也嚴重依賴鹽利?！缎绿茣分杏涊d說，“晏之始至也，鹽利歲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余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閹、服御、百官祿俸皆仰給焉”。這就是說，唐朝實行食鹽專賣以后，鹽利收入很快就占到了唐朝全部賦稅的一半以上，唐朝的日常財政開支嚴重依賴鹽利。

安史之亂后，唐朝危機四伏，但仍延續(xù)了150年的國祚，其間還多次出現了中興之象，這與鹽利增厚有著莫大的關系。

除此之外，食鹽專賣制度也對唐代的政治穩(wěn)定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唐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很多農民失去了土地，成為了無業(yè)游民，也影響了社會穩(wěn)定。唐朝政府實行食鹽專賣制度后，“著其戶籍，招為鹽戶”，專門從事食鹽生產，這樣就把這些無業(yè)游民控制在了專賣制度之下，把這一不穩(wěn)定因素穩(wěn)定下來，使他們不至于危害唐朝的統治。

所以，在專賣制實行的過程中，雖然也出現過矛盾激化的情況，但始終沒有激化到“非常尖稅”的程度，這段時期，也沒有發(fā)生過直接威脅、致命打擊唐朝統治的起義，唐朝的統治因此得以維持。

三、壟斷市場相結合，專賣不能無競爭

唐朝的食鹽專賣制度尤其是劉晏的鹽法改革對于后世的鹽業(yè)政策有著廣泛且深遠的影響。

這種影響主要是在流通領域。劉晏將第五琦的直接專賣制改成了間接專賣制，沒有像之前那樣，把流通領域的事務包攬下來，而是采取了“與民分利”的形式，充分發(fā)揮了批發(fā)和零售這兩種商業(yè)手段的作用，不僅疏通了食鹽流通渠道，保證了鹽法的順利推行，而且大大地提高了鹽商的地位。

而鹽商階層的發(fā)展壯大，又有力地促進了唐代后期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我國古代商品經濟從此逐步走向繁榮，宋元以后商品經濟持續(xù)發(fā)展，也與此有著深刻的歷史聯系。

唐代的鹽法改革思想對現代的鹽業(yè)改革甚至是其他改革仍有著很大的啟發(fā)意義。

首先是要堅持在國家壟斷政策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唐代鹽業(yè)改革重視私商的作用，使鹽商廣泛參與了鹽業(yè)專賣活動中來，從而發(fā)展了競爭，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繁榮，這是實際上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聲，值得壟斷行業(yè)改革學習。

其次是要堅持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唐代的鹽法改革抓住了收購這一關鍵領域，來實施政府國營，其他環(huán)節(jié)一律放開，交給市場，有著濃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味，對我們現在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結語

唐代的食鹽專賣制度，從顏真卿、第五琦開始，經過劉晏、李巽等人的改革與經營，遂成定法。

它從本質上看，實際上是向全國人民攤派一種變相的重稅。但從整體上看，它仍然起到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維護政府統治、安定民生、繁榮經濟的作用。

因此，唐代的食鹽專賣制度對我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作用，總體上還是進步和積極的，因而在我國封建經濟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

與此同時，唐朝的食鹽專賣制度也透露著濃厚的市場經濟思想，對我國今天的壟斷行業(yè)改革甚至是經濟體制改革有著很強的借鑒意義和啟發(fā)作用，這也是我們今天仍要研究唐代食鹽專賣制度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新唐書》

《舊唐書·食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