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政權雖然是在下層人民起義的浪潮中誕生的，但是它的主體卻是地方豪強勢力和軍功貴族。這使它從一開始就面對著嚴峻的皇權、政治新貴和下層人民之間的權利平衡問題。

它的總體政治體制精神是進一步強化皇權，優(yōu)容新貴，輕徭薄賦。強化皇權的措施包括繼續(xù)擴大內朝權力，使尚書臺在皇帝直接指揮下實行決策并管理國家各種政務。史稱“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后漢書·仲長統傳》）。

這種依靠皇帝的密勿近臣治理國家的體制，在理論上說可以克制權臣篡權，但是在實踐上卻有巨大的弊端。原因在于，這種體制以皇帝本人為行政首腦，每當皇帝病弱、無能、昏聵、玩嬉、幼小的情況發(fā)生，就會出現無法彌補的權力真空，結果極易出現體制外勢力控制權力的局面。東漢后期的外戚和宦官把持朝政就是內朝體制的直接結果，而且這個問題在后來的中國歷史上反復地表現出來。

強化皇權的另一個措施是加強中央政府控制的軍隊而削弱地方政府的軍事權力，并且用相當于中央特派員的刺史領地方軍政大權。這在中央權力有效的情況下支撐著皇權，在中央權力勢微的情況下反而成為地方割據的條件。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正是以刺史制度為基礎的。

和所有初建的大一統王朝一樣，東漢政權建立以后實行減免租稅和安輯流民的政策，并且通過分配土地使用權和資金借貸幫助農民發(fā)展生產。同時繼續(xù)由國家承擔重大水利工程等傳統政策。

這些措施都收到了實效。尤其是長江中游一線開發(fā)迅速。在這個時代，中國人發(fā)明了水排、用煤冶鐵和造紙術。

東漢政權始終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是豪強勢力的膨脹。其難點是豪強勢力本身既是東漢政權的基礎，又在不斷地毀壞這個政權統治的社會基礎。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自西漢中期以來就十分嚴峻的豪強占奴使國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和財富縮減。

東漢政權為遏止占奴而多次公布釋放奴婢或禁止虐殺奴婢的詔令。但豪強的實力得不到根本的控制，這個問題也就難以真正解決。為了解決豪強的土地兼并，東漢初年推行了“度田”法，力圖清查天下田土，使之歸于國家掌握之下。這項舉措因為豪強地主的反抗，不了了之。

豪強地主廣占田地，包蔭人口，發(fā)展起大土地田莊經濟。這種田莊中往往是農業(yè)、林業(yè)、養(yǎng)殖業(yè)、手工制造業(yè)多種經營，自給自足。其內部社會組織是以豪強地主為宗主，利用宗法血緣關系制定管理體系，用依附農民和奴隸進行生產。這些人口，亦兵亦農，構成莊園主的私人武裝力量。

這種合經濟、社會和軍事為一體的實體使東漢時代的國家政治從內部就變得虛弱，使東漢的國家政治成為宗法色彩極其強烈的豪強政治。國家選拔官像的察舉、征辟制度在豪強大姓勢力擴張中成為他們委用私人的工具。

公德讓位給私恩，形成社會管理階層內部的私人隸屬體系，國中有國。某些大族，累世專攻一經，標榜援引，以謀公卿之地位。于是豪強勢力的發(fā)展和學術道德的名義又結合為一體，出現門閥把持上下政治權力的局面。

東漢后期出現宦官和外戚專權的時候，豪門權力體制常常和外戚勢力重合，使皇權更為衰弱。

東漢后期，官僚士大夫中的“清議”發(fā)展成為一項政治運動，其抨擊的對象是宦官專政和統治階層的腐敗。結果并沒有導致政治局勢的改善，卻使一大批講究道德氣節(jié)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學生遭到政治禁錮。這是中國大一統政治傳統中的一個特異的現象。

清議的中心——太學本身就是大一統官僚政治的產物。太學生們作為現實的精英和候補的官僚，積極地參與國家政治，體現了儒家式的政治責任感。同時如范曄在《后漢書·黨錮列傳》中所指出的，這種激昂清越的政治行為方式，發(fā)生在漢武帝崇尚儒學和王莽以巧偽伎倆篡取國家以后，那時土大夫以重氣節(jié)決定去留，乃至矯枉過正。

東漢王朝與周邊民族的和平與戰(zhàn)爭形式的交往皆多。其中匈奴和漢朝曾發(fā)生多次戰(zhàn)爭，后來匈奴部分內遷，逐漸融入以漢族為主體的文化和社會生活中，另一部分遠徙歐洲，對歐洲歷史發(fā)生了重大的影響。

總體上說，東漢時期周邊民族與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文明核心區(qū)域的關系較之前代大大加強。大量的近邊部族內附，西域大體處于漢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發(fā)源于東北的鮮卑在中原文化的影響和吸引下逐步發(fā)展，沿北邊一線西進，和中原文明密切了聯系；東北地區(qū)的扶余與東漢通好，高句麗則曾隸屬于漢朝的遼東郡；西南地區(qū)的哀牢、白狼部分內附。

但是漢王朝對少數民族的壓迫也促發(fā)了羌族人民的起義。東漢王朝在極端腐敗和發(fā)生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被利用宗教發(fā)動起義的農民軍隊打垮，中國歷史開始進人一個軍閥混戰(zhàn)和民族大融合的歷史時期。

作為民間宗教的早期道教對這次起義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從189年大官僚軍閥董卓控制東漢朝廷開始，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全國出現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從這個時候開始直到589年隋朝統一中國的整整400年間，中國處于一個政治上分裂的時期。

首先，這個時期中華文明演進的主旋律就是中華各民族間以各種方式實現的大融合。與以前時代一直進行著的民族融合相比，這個時代民族融合的規(guī)模空前巨大，持續(xù)長久。

其次，其主要接觸方式不再是漢族共同體明顯主導的在中央王朝邊緣地區(qū)的相互滲透和攻防戰(zhàn)爭，而是高度發(fā)展了國家組織形態(tài)的少數民族主動向華夏文明核心區(qū)域持續(xù)的內向運動。以往華夏文明的核心區(qū)域黃河流域在此期間長期處于少數民族政權的管理下，中華民族文化的整體形態(tài)因此極大地豐富起來。主要由漢民族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的國家政治精神在這種沖擊中經受磨煉并進一步發(fā)展。

再次，由于缺少秦漢時代那樣的統一的中央王朝，中華文明呈現出內部區(qū)城性和地方民族性的活躍發(fā)展的局面，各地區(qū)和民族在生產技術、國家制度，社會組織，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獨創(chuàng)性能夠得到比較充分的發(fā)展時間和空間，從而為全國規(guī)模的再統一創(chuàng)造條件。

最后，佛教和道教在這個時期迅速發(fā)展，形成了中國化的宗教文明，也影響了中國精神文化的變遷。

以地方勢力的膨脹為基礎，東權末年的軍閥混戰(zhàn)沒有導致一個新的大一統王朝的出現。在208年的赤整之戰(zhàn)后，形成了魏、蜀、吳三國分立的局面，東漢則在220年徹底滅亡。以鼎立競爭為外部條件，三國各自采取積極措施發(fā)展內部經濟，完善管理體系，并且各自展開對邊緣區(qū)域的經營。

和戰(zhàn)國時代相似，由于外部的壓力，各國都往重以才干取人，所以當時是軍事、謀略、經濟人才各逞其能的時代，而儒學則處于衰微之中。

魏居北方，打擊豪強，興修水利，實行屯田，招撫流民，勸課農桑，北征烏桓，推動了北方的開發(fā)。吳踞東南，畫江自守，征撫山越，緩刑寬賦，獎勵耕織，興修水利，浮海夷洲（今臺灣)，貿易南海，使江南社會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但是和曹魏不同，東吳依靠東南豪強大族的支特立國，豪族各擁部曲，宗法家族關系構成重要的社會組織方式。

諸葛亮治蜀，加強法制，打擊豪強，整傷吏治，撫定南中，屯田勵農，積極北伐，保隙了江漢西南地區(qū)的安定和開發(fā)。

263年，魏滅蜀。265年，魏國大貴族司馬氏纂權，改國號為晉。280年，晉滅吳，重新出現統一局面。

晉初曾經推行有利民生的政策，寬刑息役，獎勵農耕，社會略有恢復氣象。然而東漢以來膨脹的世家大族勢力在三國時期繼續(xù)發(fā)展，曹魏在打擊地方豪強的同時卻也倚重名門名士，晉朝本身也得力于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魏晉的國家制度，如“租?？蛻糁啤薄⑵饭僬继锸a客制、九品中正制等都體現世家大族的利益。

而且，西晉如漢初實行同姓封王制度，埋下王室爭權斗爭的禍根。這樣，晉代的大豪強門閥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在國家制度中得到確認，從而形成了門閥士族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世家大族以門第高下為標準，控制了國家政權的選官過程，使家族體制和政治體制重合起來。

隨著政治生活中的世襲因素大大強化，社會生活中的政治等級因素也大大強化起來。其發(fā)展所至，士族與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差別懸殊。

特權制度導致人的精神退化，晉朝的士族門閥子弟可以“坐致公卿”，喪失了進取的精神，使國家政治走向腐朽。動亂起自因晉惠帝時期的皇后賈南風專權引發(fā)的“八王之亂”。這場皇族內部爭奪統治權的斗爭持續(xù)16年之久，使人民遭受巨大災難。陷于困境的流民紛紛起義。

這一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大量內遷，與當地漢族人民相互雜居，改變了中國的民族構成，并在學習漢族文化的同時，開始建立地方性的政權。

4世紀初，西晉被匈奴人劉氏建立的漢國軍隊推翻。西晉末期的戰(zhàn)亂和西晉的覆亡導致4世紀初的人口大遷徙。避難官民從洛陽為中心的區(qū)域外遷，或西投涼州，或北入遼西，而最大規(guī)模的人群則是遷往江南地區(qū)。這是東南開發(fā)的一個關鍵轉折，漢族文化社會傳統的中心隨著人口的迂徙從黃河流域遷往長江三角洲為中心的地區(qū)，黃河流域則成為北方少數民族活動的舞臺。

西晉宗王司馬睿于317年在建康（原建業(yè)，今南京）重建了晉宗室為首的政權，史稱東晉。這個偏安的朝廷建立在從北方南遷的世家大族和南方士族共同支持的基礎上，是一個士族門閥專政的政治體制。

其時外有強敵，遂在內政方面力求安定，休養(yǎng)生息，安撫流民，雖然不足以軍事進取統一全國，卻使?jié)h族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自然延續(xù)，形成局部的繁庶。

東晉前期曾有祖逖和桓溫等人組織的北伐，但是都沒有成功。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東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使北伐將士受多方掣肘，二是由于軍事戰(zhàn)略的一些失誤，更重要的原因是北方各少數民族政權正處于蓬勒興起的過程中，其總體的態(tài)勢尚在向南的推進中。

公元351年，氐族苻氏建立前秦政權，約30年間，國力強盛，統一了北方。383年，前秦苻堅發(fā)大軍南下攻晉，希圖統一全國。但是因為輕敵和驕傲，秦軍大敗于淝水。前秦政權就此瓦解，北方再度陷于分裂，東晉則獲得了比較穩(wěn)定的生機。此后南北方統治政權各行更迭，而南北方總體上的對峙局面則一直維持到589年隋朝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