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首詩引發(fā)的關(guān)于陽明心學(xué)的討論 友人發(fā)來一首詩: 繁華的城市里 我推著癱瘓的理想 孑孓前行 沙漠干燥的風(fēng) 風(fēng)干了每一個淚滴 假裝高貴的我 名貴的包里裝著 無盡的卑賤 ----------額爾登巴圖 人總是想用外在的、世俗的東西來裝扮自己,以掩蓋自己不過是塵土所造的事實。于是名貴的衣服、包、手表、豪車等等就成為人填補(bǔ)空虛的心靈而做的首選,然而,這種選擇卻使得人之心靈更加空虛、虛妄,如浮萍,如無根之草,如飄飄黃葉……而唯有認(rèn)識至圣者,才能夠明白一切的根源,靈眼一開,得見真道,方才明白自己的卑賤,于是向那至圣者呼求,向那至高者下拜,向那至善者的拯救不住地禱告。 這首詩的妙處在于認(rèn)識到自義只會帶來墮落,唯有知道自己“無盡的卑賤”才能真正尋求到救贖。 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就是高貴和卑賤的絕對性在哪里,沒說。 從哲學(xué) 的角度講,這首詩是典型的身心二元論。名貴的包指向身體,無盡的卑賤指向心靈或靈魂。他想要表達(dá)的是用身體的高貴裝扮來掩蓋心靈的卑賤卑污,只能是徒勞。哲學(xué)上有身心二元論,身心一元論,身心一體論。佛教是身心二元論。 佛教認(rèn)為通過對身體的修煉,能夠達(dá)到對心靈的凈化。這點和道教雷同。 身心一元論則認(rèn)為身即心,心即身,王陽明是身心一元論。 在王陽明(徐愛錄)的《傳習(xí)錄》中,徐愛問陽明先生: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盡。陽明先生答曰:心即理也。事父、事君、治民、交友,都要去在事上求理,都只在此心。此心光明,即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fā)之事父、事君、交友、治民而已。可見,在王陽明看來,心即一切的本原,只要講求一切求得此心,于事父自然孝,于事君自然忠,于交友自然信,于治民自然仁。他又說,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我們要盡心盡性盡意來侍奉天道,愛鄰舍如愛自己(即發(fā)心布施)就是“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薄爸泻弦?,即是與天為一”(引文皆出《傳習(xí)錄》),如果是身心分離,身心為二,則“只去是修身以俟命”,“把為善的心變動了”,足見陽明先生的知心合一包含身心一元思想,不是修身與養(yǎng)心是分開的,分開,善心就變動了,有了私欲,而在陽明先生看來,一有人欲間雜,便是天理被遮蔽,喪失。他說: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傳習(xí)錄》) 王陽明說,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這是他在回答鄭朝朔之問時提出的與自己的心學(xué)完全一致的理論。也就說,心即理,就是心即天理,用更加完整的表述,就是心要成為與天理完全合一的狀態(tài)。也就是要天道、天理、天心與人道、人理、人心完全成為一體,則身之事,自然“求個得當(dāng),方是至善”(《傳習(xí)錄》)。圣靈澆灌,心與天道同構(gòu),身自然成為心的一體。用王陽明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即心即理。 他還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fā)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這就說,心外無物,身也在心中,不在心外,身心一體。心意與身行,是完全一致的,才叫知行合一。他不贊同,知而后行,或,行而后知,而是知行合一,即知和行即心和身是完全一體的。但他的思想與身心一體論有區(qū)別就在于他說心主宰身,這就是說,心和身還是有區(qū)別,但都是出自天道、天理,是“天性”的具體化,實體化。形成了天-心-性的“心學(xué)”哲學(xué)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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