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散”一詞始見于唐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又名《千金要方》《千金方》），但最早出現(xiàn)煮散劑型的是我國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西漢帛書《五十二病方》。

        由此可見，在西漢甚至更早的時期（有學者認為煮散始于先秦）就有煮散劑型出現(xiàn)，并一直沿用至今。《五十二病方》中記載“入三指一最（撮）”“（舂）木臼中，煮以酒”等；東漢張仲景《金匱要略》中則記載“抵當湯為水蛭、虻蟲、桃仁、大黃。右四味，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渣，溫服一升”等。雖然這些記載并沒有明確提出“煮散”但其制散、用散方式已初步具備了“煮散”的特征。

        煮散始于秦，興于漢唐，盛于宋，而衰于明清。煮散在宋朝的應用較為廣泛，應用煮散的方劑也較多：《婦人大全良方》中應用煮散的藥方在總藥方中占比高達66.0%；《小兒痘疹方論》中應用煮散的藥方在總藥方中占比為61.5%；《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兩本醫(yī)籍中應用煮散的藥方在總藥方中占比都接近于30%。究其原由，一方面宋朝較為重視醫(yī)藥發(fā)展，我國的第一部藥典《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就誕生于宋朝，醫(yī)藥相關領域的人才數量也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宋朝總體國盛民安、人口眾多，尤其是軍隊較為龐大，軍隊中的用藥需求增加，而當時的中藥資源有限等。

        明清時期，中藥材資源日漸豐富，煮散的缺點逐漸暴露出來，如：煎出的藥液較為渾濁；粉碎與過濾程序復雜；因需將藥材或飲片進行粉碎，損壞了鑒別特征，增加了準確鑒別真?zhèn)蔚碾y度等。明清后，藥材逐漸私營化，飲片生產技術飛速發(fā)展，因飲片便于鑒別、形狀美觀被商人青睞，而煮散的混懸、糊化等技術層面的問題難以解決，故而慢慢衰落。中藥煮散的應用雖逐年減少，但是并沒有遺失，許多“煮散湯劑”至今仍有沿用，如清代吳瑭《溫病條辨》中的銀翹散、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中的玉屏風散等。

       中藥飲片、配方顆粒、超微中藥是目前中藥在臨床使用的三種形式，飲片最為常用，包括常規(guī)飲片及小包裝飲片；配方顆粒正在推廣中；超微中藥作為新型形式，還在臨床試用階段。上述三種形式均存在一定弊端。

        中藥飲片的質量是保證臨床療效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飲片的質量常得不到保證。由于飲片較厚且大，煎煮時間短了有效成分不易煎出，煎煮時間長了，有些有效成分如揮發(fā)油、萜類、苷類、香豆素等容易揮發(fā)或被破壞，中藥療效明顯下降，藥材利用率大大降低。

         配方顆粒為單味藥提取，缺少中藥飲片共煎過程中助溶與增溶、抑溶與沉淀、再吸附、生成新物質等物理化學反應，可能會影響臨床療效。

         超微中藥在生產制備時不僅能耗較高，且工藝復雜成本昂貴，如皮類含較高纖維，果實與種子含油脂，進行超微粉碎會導致達到所需要求粒度的粉體少，粉末收粉率偏低，剩余部分粉體還增加水提、制粒等步驟，而且由于超微粉具有很高的表面活性，其氧化性、可燃性及靜電聚集力都很強，生產安全性的保障還需重視。

          煮散的推出能彌補三種形式的弊端，面對資源的稀缺，既能減少用藥量，又能保證有效成分的充分溶出，在達到相同臨床療效的同時避免浪費，使中藥能物盡其用，亦可體現(xiàn)中藥群煎的用藥特點，且生產工藝簡單，操作性強，安全性高，具有極大的推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