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出版的《朱光潛年譜長編》收有朱光潛寫給長子朱陳（式粵）的30封信，第一封信內(nèi)容是朱陳有意翻譯《堂吉訶德》（Don Quixote），托朱光潛購買借閱英譯本。原文如下：

式粵：

上周到國際書店看了一下，沒有你要的書。東安市場中原書店有一本舊的，美國出版，但沒有標譯者名，所以沒有買（價：4.50）。

今天到圖書館借出了三種譯本，其中Puturar的是新譯，你最好把后面的Notes摘抄下來，那對翻譯會有很大的幫助，這種書借的不多，但一旦有人借，圖書館就要索回。Orurshy的譯本借的人少。如無人借，到暑假后還都可以。

DonQuixote是否已有人在譯，你宜打聽清楚，最好直接與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作家書店是一回事），通信接洽（先寄譯樣數(shù)千字），戴望舒從前有上部譯稿，去年晤葉君鑒（即馬耳，外文出版社編輯），他說在譯，沒有問他是否是上部。

書到回信。

潛23日

信中三處釋文明顯有誤，最后一句的“葉君鑒”應為葉君健，第二段的外文人名應為Putnam和Ormsby，即《堂吉訶德》英譯者Samuel Putnam和John Ormsby。兩人的譯本分別在1949年和1885年問世，故而說“Putnam的是新譯”?！吨旃鉂撃曜V長編》作者宛小平將此信系于1960年11月23日，稱朱陳“在合肥師范學院外國文學組任教”，但從信中內(nèi)容來看，這一時間背景不準確。

《堂吉訶德》是上下兩部的鴻篇巨制，上部52章，下部74章。到上世紀30年代，這部名著已為中國知識界熟知，出現(xiàn)了以林紓與陳家麟合譯的《魔俠傳》為代表的多個節(jié)譯本，均為轉(zhuǎn)譯。1935年戴望舒留法歸來后，胡適代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請他從西班牙原文翻譯《堂吉訶德》，約定每月交稿3萬字。戴望舒將書名譯作《吉訶德爺》，態(tài)度嚴謹，作有大量注釋，但因戰(zhàn)爭爆發(fā)譯事中斷（一說已完成），未能出版。按月寄給中基會的原稿不知下落，只有前22章部分殘稿存世（參見施蟄存《〈戴望舒詩全編〉引言》《詩人身后事》）。1935年，傅東華也開始翻譯《堂吉訶德》，主要以1742年杰伐斯（Charles Jervas）英譯本為底本，在上海生活書店的《世界文庫》叢刊連載過部分，名為《吉訶德先生傳》。后傅東華完整譯出上部52章，1939年由戰(zhàn)時遷往長沙的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一譯本廣為流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50年4月發(fā)行了第五版，也是最后一次重印。同年9月，第一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確立了出版專業(yè)化、分工合作的方針。商務印書館的業(yè)務范圍調(diào)整為科技類，出版部遷往北京，后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中央級的文學類出版機構(gòu)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1年成立，作家出版社為人文社1953年起使用的副牌之一，版權(quán)頁上的社址都是東四頭條胡同四號。朱光潛說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作家書店是一回事”便是此意。1954年9月，作家出版社用商務印書館原紙型重版了《吉訶德先生傳》，改為精裝本，刪去原序和后記，譯者改署筆名“伍實”。傅東華是上世紀30年代文壇活躍人物，但在魯迅筆下形象不佳，隱去真名應是對其身份的顧慮。而再版這半部譯作，是出于對《堂吉訶德》中譯本的現(xiàn)實需要。

1950年，蘇聯(lián)主導的國際組織“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波蘭華沙成立，中國也派代表參加。次年，世和會發(fā)起“偉大的文化周年紀念”，號召每年紀念適逢誕辰或逝世整周年的名人，傳播有助于和平進步事業(yè)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1952年的四位名人是雨果、達芬奇、果戈理、阿維森納，1953年為哥白尼、屈原、拉伯雷、何塞·馬蒂，1954年為菲爾丁、契訶夫、德沃夏克、阿里斯托芬。到1955年，在席勒、密茨凱維支、孟德斯鳩、安徒生四名人之外，紀念對象擴大到作品，包括惠特曼《草葉集》、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和印度阿旃陀壁畫。中國積極響應世和會號召，每年舉辦展覽會、報告會、音樂會等一系列紀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動，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推動了相關作品的翻譯和研究。1954年，羅念生與楊憲益、周作人（署名周啟明）合譯的《阿里斯托芬喜劇集》由人文社出版，扉頁標注“紀念世界文化名人阿里斯托芬誕生二千四百周年籌備委員會特印本”。同年作家出版社重版的《吉訶德先生傳》書衣上印有“世界名著'草葉集’出版百周年、'堂·吉訶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紀念大會籌備委員會”。1955年，人文社又將楚圖南舊譯《草葉集選》修訂再版，精裝本扉頁也印有相同字樣，均是用于紀念活動。

1955年11月25日，《草葉集》出版100周年、《堂吉訶德》出版35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首都劇場舉行，中外各界1300余人出席，由茅盾主持，周揚和美國來賓、西班牙來賓都做了專題發(fā)言。同日，北京圖書館還舉辦展覽，展出十一種語言的《堂吉訶德》版本。大會前后，各大報刊發(fā)表了多篇評論，將《堂吉訶德》定位為塑造典型人物的現(xiàn)實主義杰作，具有人民性，反映階級矛盾，充分符合上世紀50年代文學審美。高規(guī)格紀念《堂吉訶德》的熱潮中，一直闕如的中文全譯本也成了外語工作者的目標，朱光潛信中提到的葉君健便在為之努力。葉君健畢業(yè)于武漢大學外文系，愛好世界語，筆名“馬耳”源自他早年用世界語發(fā)表的作品。1945年，葉君健進入劍橋大學研究西方文學。旅英期間，他數(shù)次赴歐洲游歷，自學了多門外語。1949年底回國后，他到文化部對外文化事務聯(lián)絡局工作，并創(chuàng)辦英文叢刊《中國文學》，旨在將中文作品譯為英文向國外宣傳，1953年調(diào)入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1955年4月，葉君健從丹麥語譯出的《安徒生童話選集》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刊印，作為安徒生誕辰150周年的紀念。這一年，他還撰有兩篇評介《堂吉訶德》的文章，已著手翻譯。有著豐富翻譯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葉君健應是繼戴望舒后最有希望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貢獻出一部經(jīng)典譯本的人，但他也未竟其功，原因是人文社給出了否定意見。

1957年鳴放期間，葉君健在《文藝報》發(fā)表《談文學翻譯的勞動》，重點討論出版社對待翻譯的不合理態(tài)度，批評有出版社不了解譯者和作品情況就盲目約稿，對譯稿只是“抽查一下”，“單憑個人的愛好，扣扣字眼就定取舍”。又以自身經(jīng)歷為例說明編輯審稿的草率：“兩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審我譯的'堂·吉訶德’的一部分初稿時，曾經(jīng)兩次正式用公函指出我的分段不符原作。事實上，兩三百年以前的作品是很少分段的，正如我們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原先并沒有什么分段一樣；分段完全是后來由校訂者或譯者主觀地作出來的，根本談不上符合不符合原作?！焙馁M心血的譯作束之高閣，葉君健耿耿于懷，1983年在《關于文學作品翻譯的一點體會》（后改名《談文學作品的翻譯》收入文集）中更詳細回憶道：“五十年代初期，有個出版社約我翻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我所根據(jù)的是西班牙皇家學院通訊院士、巴塞龍那大學文學教授馬丁·德·里克爾（Martín de Riquer）訂正的，一般西方大學用作教材的版本。我譯完了第一部，第二部也譯了好幾章。出版社要我送一部分譯稿去審閱?！钡霭嫔鐩]有懂西班牙語的專家，只根據(jù)法譯本和英譯本審稿，發(fā)現(xiàn)葉譯同英譯相近而同法譯相差太遠，認為法語和西語兩種語言應更接近，由此斷定譯文不準確。葉君健認為審稿人使用的Putnam英譯本忠實原著，而Francis de Miomandre的法譯本將原文隨意支解，以此為標準審閱中譯文便造成誤判。他未完成的譯稿在文革時全部被毀。

朱陳1951年從安徽大學外文系畢業(yè)，到東北人民大學工作。當時這所學校剛從干部訓練班改辦正規(guī)大學不久，專門培養(yǎng)財經(jīng)政法人才。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diào)整，計劃將東北人民大學建設為文理兼?zhèn)涞木C合性大學，從外地抽調(diào)了一批骨干來充實師資。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楊振聲被調(diào)往東北人大主持創(chuàng)辦中文系，同時從北大調(diào)來的還有馮文炳（廢名）和兩位青年教師。楊振聲和廢名上世紀30年代都是“京派”文學同人，1937年曾與朱光潛一道創(chuàng)辦《文學雜志》。東北人大成立中文系后，朱陳也轉(zhuǎn)入任教，負責外國文學。他將興趣投向《堂吉訶德》，想要動手翻譯，應在這部小說成為熱點之后，最可能的時間是1956年。1956年1月，中央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號召“向現(xiàn)代科學進軍”。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大為改善，在鼓舞之下積極投身研究，科學文化事業(yè)迎來繁榮。各高校紛紛舉辦科學討論會，制訂科研規(guī)劃。1956年4月，高等教育部將各校教師上報的選題匯總刊印，其中朱陳的研究計劃為“歐洲文藝復興期文學”。次年4月編印的《1957年全國高等學?？茖W研究題目匯編》收有朱陳的兩項選題，一是在1957年上半年研究“宗教迫害在《堂·吉訶德》創(chuàng)作上的體現(xiàn)”，二是用1957年全年進行“《堂·吉訶德》第二部翻譯”。朱光潛信中說，從圖書館借出的英譯本“如無人借，到暑假后還都可以”。若此處釋文無誤，這封信似應寫于1956年春季，而非《朱光潛年譜長編》記載的11月23日。11月借書，到次年暑假后相隔近一年才歸還，未免不合情理。

在1957年的高校研究選題中，除朱陳外，武漢大學教授朱君允也計劃翻譯《堂吉訶德》下部。朱君允1920年代從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畢業(yè)，到美國布林莫爾學院留學。1942年，朱光潛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務長時，將她聘往武大擔任女生管理，并在外文系兼課。朱君允從此留在武大。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后，武大外文系英文組合并到中山大學，只保留俄文系，朱君允轉(zhuǎn)做行政工作。知識分子的春天到來之際，她也想要回歸專業(yè)，同樣瞄準了這個中國翻譯史上的空白。但1957年的政治形勢逆轉(zhuǎn)，《堂吉訶德》的翻譯隨之成為泡影。朱陳1958年調(diào)往新成立的合肥師范學院，也沒能實現(xiàn)這個對他而言顯得不切實際的計劃。

1959年3月，人文社出版了傅東華譯《堂吉訶德》全譯本，上部將舊譯全面修訂，下部為新譯，仍據(jù)英譯本譯出?！短眉X德》在1959年已有全譯，也可見朱光潛這封信不是寫于1960年。1958年，中宣部指示編選一套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交與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負責，由人文社出版。后又增加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和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成立“三套叢書”編委會。編委會1961年制訂出編選計劃，外國文學古典名著叢書暫定120種，四年出齊，《堂吉訶德》也在其中，指定文學研究所的楊絳翻譯。楊絳晚年回憶，她在1956年出版的主人公為西班牙流浪漢的譯著《吉爾·布拉斯》受到好評，編委會于是將《堂吉訶德》的翻譯任務交給了她。她在比較英、法譯本后，決定從原文直譯，從1958年冬開始從頭學習西班牙語，1961年著手翻譯，但因文革中斷（見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1978年，首個譯自原文的《堂吉訶德》中譯本終于在楊絳手中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