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在近代中國的革命歷程中，“組織”是一個核心觀念。組織能力的強弱，是不同政黨在革命進程中走向不同命運的關鍵因素。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走向勝利的過程，其突出的特征之一便是對于組織能力的重視。不過，“組織”雖然如此重要，但“組織”觀念的形成過程卻并沒有得到嚴肅對待。事實上，在諸多關于近代中國國民性問題的研究中，恰恰是組織能力的薄弱構成了近代中國人的群相，“一盤散沙”的比喻便是其經典性論述。問題在于，近代中國社會從“一盤散沙”到組織嚴密的轉變經歷了怎樣的思想探索過程？“組織”觀念是在什么樣的思想史脈絡中進入近代中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觀念又是如何成型的？這些問題提示我們有必要在政治史或制度史的視野之外，拓展研究視野，嚴肅看待“組織”觀念的生成與演變過程。基于此，本文將圍繞“組織”觀念，追溯其在晚清時期由日本、西方輸入中國的思想史脈絡，并探討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于“小組織”等問題的思想爭論，最后則梳理中國共產黨“組織”觀念興起過程中發(fā)生的思想論戰(zhàn)。

有必要說明的是，本文之所以從晚清時期開始展開對“組織”觀念的溯源，一方面固然與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圖景與脈絡相關，另一方面也是從中國近代思想史視野探究黨史核心觀念的一種研究嘗試。20世紀20年代迅速崛起的“組織”觀念仍然處于清末以來思想變局的延長線上，構成了近代中國人不斷進行思想探索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從而此種往前追溯的研究視野也更有助于凸顯其所呈現(xiàn)的歷史轉折意義。另外，本文雖然涉及清末以來的政治實踐，但主要處理的是基于觀念和思想層面的議題，因而對于相關政治實踐歷程中所呈現(xiàn)的組織形態(tài)的演變不做具體梳理。對于“組織”這樣一個涉及面向頗廣、對歷史進程影響既深且巨的觀念，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面面俱到，而是試圖從一個相對長的歷史時段，清晰展現(xiàn)其在近代中國的形成過程。

一、晚清的“組織”觀念

“組織”一詞雖然古已有之，但卻是在晚清之后才逐漸確立其現(xiàn)代內涵。在傳統(tǒng)中國，“組織”大致上指稱的是經緯交織、織作布帛，有紡織之義，由此衍生的內涵則為詩文的造句構辭，以及安排、整頓、構陷或羅織等詞意。現(xiàn)代意義上的“組織”一詞，來自近代日本的西學譯介。明治初期，日本人以“組織”（soshiki）一詞翻譯英文的Tissue，指稱的是身體構造成分，以及生物學意義上的組織學（Histology）；隨后又以之翻譯Organization，指稱的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系統(tǒng)性集合體，具有名詞和動詞兩重詞性。若以美籍傳教士平文（J. C. Hepburn）編纂的《和英語林集成》來看，這兩種含義大致形成于19世紀七八十年代。

晚清中國人最早了解的“組織”新義，乃是其生物學含義。晚清時期曾游歷日本的傅云龍在日記中記載，他在光緒十三年（1887）參觀日本醫(yī)學校時，便發(fā)現(xiàn)日本人是在不一樣的內涵上使用“組織”一詞，特別提到“組織云者，顯極微物之謂，如以鏡視臟腑蟲于玻璃瓶之類”?？涤袨榫幾氲摹度毡緯恐尽罚?898年）則在“生理門”一欄中提到了“組織學”，以之作為“解剖學”的同義名詞，并將之與藥物學、衛(wèi)生學、病理學、霉菌學等并置在一起，顯然指稱的是近代生物學意義上的相關內涵。而且，作為一本目錄書，他還提到田口和美編訂的《人體組織攬要》與石川清忠翻譯的《須氏組織新論》等著作。游學日本的吳汝綸，在1902年的日記中也提及日本新式的“組織學”，指出：“凡人物身體之構造，骨骼之結合，研其效用，謂之組織學?！绷硗?，1903年《湖北學生界》上的《細胞分生》一文，則在生物學意義上區(qū)分了“分生組織”“永存組織”“表皮組織”“柔組織”與“纖維組織”等。到了1908年，作新社編著的《東中大辭典》便特別指出“組織”對應的乃是英文的Tissue一詞，其含義為“許多細胞相集，而以細胞膜互相合者是也”，并指出其有“扁平組織及柔組織”“紡錘組織”“厚角組織”“厚膜組織”等種類劃分。

至于“組織”的社會學含義，大致在上世紀初期，隨著留日學生逐漸增多后開始進入中國。1901年《譯書匯編》上的《各國國民公私權考》一文在闡述國家與國民之關系時，提到“組織”一詞，特別指出其為“連合成立之意”。1903年《申報》上則有作者指出當時一些好用新名詞之士以“組織”指稱“經營”之意。同年，四川的《啟蒙通俗報》上一篇關于新名詞的文章，則以批判性的文辭指出當時部分讀書人熱衷日本新名詞的現(xiàn)象，并在當時流行的大量新名詞中，點明“組織”一詞有“聯(lián)絡”“比?！迸c“經營”等內涵。另外，當時《新民叢報》上則有“教會的組織”“產業(yè)的組織”“政治的組織”等用法。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組織”，構成了當時人解釋正在興起的“社會”與“國家”觀念的關鍵詞。在1902年，《大公報》上便有人指出：“今夫社會也者，合千萬人群所團結而起；國家也者，聚千萬社會所組織而成?！痹?906年，《申報》上則有“中國者，合四百兆人民組織而成焉者也”的說法。

無論是“組織”的生物學層面的內涵，還是其社會學層面的內涵，均不同于其傳統(tǒng)內涵。若以近代日本大量輸入中國的“二字詞”來看，“組織”乃是屬于“同形異義”的類別，雖是中國傳統(tǒng)本有，但顯然被賦予了新含義。1903年《申報》的《蜀學文告》一文將“組織”與“思想”“國民”“發(fā)達”“腦力”“代表”“目的”等詞匯放置在一起，認為“中西文字繁簡不同，譯西書者，但求達彼之意，故所用文字時有別異”。1904年的《學務綱要》也指出“組織”與“犧牲”“社會”“影響”“機關”“沖突”“運動”等來自日本的詞匯一樣，“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當時人甚至還嘲笑端方在批改課卷時，一面用“組織”與“思想”等新名詞，一面又批判新名詞。在新舊詞匯交際之時，像“組織”這樣中國本有而又被賦予新內涵的詞匯，其造成困擾，顯然是舊義與新義遞嬗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

不過，對于“組織”這樣的晚清新觀念的理解，若是僅僅聚焦于詞義的變遷，還遠遠不夠。觀念的興起，不僅反映了詞義的演變，還象征著不同時代人們關切的議題的演變。特別是像“組織”這樣既有生物學內涵又有社會學內涵的觀念，在晚清那個社會進化論大為流行的時代，顯然有著別樣的內涵。事實上，社會進化論的重要面向之一便在于以生物學介入社會學，“組織”則構成了這種思想面向的核心觀念之一。1902年章太炎翻譯的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一書，便多次使用了“組織”一詞。在章太炎的翻譯中，社會的發(fā)展如同一個“渾淪之卵乍為雛雞”的過程，也就是一個“變其組織部分之簡單者而為復雜”的過程。能否在生存競爭不斷加劇的社會演變中，不斷增強“組織”能力，構成了一個社會能否免于自然淘汰的關鍵所在。用該書中的話來說，“有人群而無組織，不可言社會”。在數(shù)個社會產生競爭時，只有最擅長于實現(xiàn)社會內部團結的群體，才能獲得勝利。在分析社會有機論時，該書則將社會的演變與“生理學”的原則聯(lián)系在一起，強調“組織軀體者”為“肌骨血脈”，“組織社會”的則是“個人”。在這種組織關系中，個人猶如“肌骨血脈”不斷發(fā)生著新陳代謝，只有作為全體的社會才能永續(xù)存在。

圖為章太炎所譯日本學者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

[圖源：www.sss.tsinghua.edu.cn]

除了章太炎翻譯的《社會學》外，嚴復翻譯的諸多社會學著作也涉及到“組織”觀念。不過，在1903年出版的《群學肄言》中，嚴復乃是以“部勒”一詞來對應日本再造的“組織”一詞，并在“部勒”一詞后特別指出“東學稱'組織’”，強調在西方社會學的界定中，“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會”。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講義》中，嚴復則將“組織”與“部勒”并用，認為西方社會不僅在國家與朝廷層面有“組織部勒”，而且“下至一鄉(xiāng)一邑之中，一旅一城之內，一銀號一兵船”，莫不有“組織部勒”。他還明確指出西方人的用語為Organization，認為其意義為“取無機之體而與之以機,即無官之品而賦之以官”。在這里，所謂的“組織”或“部勒”顯然構成了作為有機體的社會能否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獲得最后勝利的關鍵所在。用他的話來說，一個社會有了“組織部勒”之后，“其物其眾有生命形氣之可言，內之有以自立，外之有以御侮”。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晚清大量新名詞的命運一樣，嚴復試圖用來替代“組織”的“部勒”一詞最終并沒有得到流行。不過，關鍵的不是詞匯本身，而是詞匯所反映的時代關切。無論是章太炎，還是嚴復，他們通過翻譯社會學著作闡釋的“組織”或“部勒”，與同時代出現(xiàn)的“合群”“有機”“無機”“團體”“病體”等詞匯一樣，都反映了一種對于社會的新的理解方式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這種新的理解方式，一方面建立在一種結合了生物學與社會學的新知識之中，另一方面則建立在他們對于嚴峻時局的直接觀感上。持續(xù)不斷的列強入侵，使他們很容易將中國的命運與生物體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生物體的命運取決于其內部組織的構造程度，那么中國的命運同樣建立在社會內部“組織”嚴密與否的基礎之上。就此而論，1907年《中國新報》上便有文章指出：“今日中國所以救亡之道，誠莫亟于建設一文明的組織之國家，以彌內力而御外侮矣?！?/p>

不幸的是，在救亡日亟的時局下，晚清中國的組織能力顯然極其薄弱。1906年，《申報》上便有文章指出，與當時人認為組織能力最強的英國相比較，中國的情況顯然是相形見絀：“上之不能組織國家，成一法治國之制度；下之又不能組織地方自治團體，以守共同之規(guī)則?！庇猛砬鍟r期頗為流行的比喻來說，當時中國社會的組織狀況乃是“一盤散沙”的情形。1902年，梁啟超在面對留學生群體時，便直言“外人之誚我中國也，曰灘邊亂石，曰一盤散沙”。1903年，他在分析中國人之國民品格時，更是不無感慨地指出“中國者，一凌亂無法之國也；中人者，一放蕩無紀之國民也”，社會內部的各項事業(yè)，無不“如散沙、如亂絲”般紛雜蕪亂。同年出版的《湖北學生界》上有人也同樣指出：“外人之詆中國也，曰中國人無公共心，如灘頭亂石、一盤散沙，故無論商戰(zhàn)、兵戰(zhàn)，一遇外人，即如湯沃雪，不能稍存?！钡搅?907年，《大同報》上甚至有人指出當時的中國人還不如“一盤散沙”，乃是一種“瓦斯體”，“無凝聚力而反生斥力”，以致往往引發(fā)同室操戈的局面。

至于造成這種“一盤散沙”社會局面的原因則是多樣的：有人認為是中國人民智與民德薄弱，以致養(yǎng)成一種“任性自由之習”；有人認為是由于政治專制導致民眾組織能力退化，所謂“上以專制之苛政以壓抑人民，而人民始不得不應以狡詐以遁于法外”；還有人認為是異族的壓制導致民族整體組織能力薄弱。原因雖然多元，其結果則相對單一，即中國人的組織能力薄弱，中國社會呈現(xiàn)出“一盤散沙”的狀況。

如果說兼具生物學和社會學內涵的“組織”觀念的興起，反映了晚清中國人試圖賦予社會一種類似生物體的有機體性質，那么“一盤散沙”的比喻則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社會遠不具有這種理想中的有機體性質，而是一種四分五裂的無機體性質。就此而言，雖然晚清中國人引入了“組織”這個觀念，但是卻面臨著中國社會“無組織”的現(xiàn)實。與晚清出現(xiàn)的“無國”“無民”的指責一樣，這不是說中國社會在事實上呈現(xiàn)的是一種毫無組織的狀態(tài)，而是指中國社會的組織既是一種不符合新時勢要求的“組織”，也是一種不符合新的社會學或生物學標準的“組織”。如何實現(xiàn)名實合一，讓中國不僅有“組織”之名，而且有“組織”之實，成了當時中國人不得不探索的問題。

在這個方面，晚清知識分子的探索基本是圍繞著國家建設展開的。梁啟超在《開明專制論》中便主張從國家層面的整體利益出發(fā)，建立一種“強制的組織”，認為這乃是弱者改善境遇的利器，可以調和殘酷的生存競爭，保障個人的自由。如其所言，“強制的組織，無論對于社會，對于個人，皆不可須臾離也”。至于革命派則是試圖通過民族性的黏合，改變中國一盤散沙的狀態(tài)，形成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有組織力的社會。如汪精衛(wèi)所言：“欲漢人之團結，無他道，民族主義而已?！绷硗猓逋⑼苿拥牧椷\動，則在實質的層面促成了地方政治組織的興起。不過，隨著立憲與革命的思想論戰(zhàn)逐漸由言論走向實際運動，大部分知識分子集中于上層的制度建設和權力斗爭，使當時人對于“組織”問題的探討也在混亂的時局影響下戛然而止。真正讓“組織”觀念廣泛進入中國人的視野，乃是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后。

二、“小組織”與五四時期的社會改造

羅家倫在1920年5月回顧五四學生運動一年來所促成的社會變化時指出：“五四以前的中國是氣息奄奄的、靜的中國；五四以后的中國是天機活潑的、動的中國。'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中國'動’?！蔽逅膶W生運動攪動了原本波瀾不驚的中國社會，讓中國社會“動”起來，促使知識分子群體趨于社會改造。正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敏銳的知識分子明確意識到中國社會所呈現(xiàn)的“無組織”的狀況，開始深入思考“組織”的重要性。以當時的青年學生傅斯年來看，在1919年2月出版的《新潮》上他還在感嘆中國只有“散沙一盤”的“群眾”，中國社會不是一個有著“密細的組織、健全的活動力”的“有機體的社會”。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后，他則明確指出：“無中生有的去替中國造有組織的社會，是青年的第一事業(yè)。”除了傅斯年外，1919年6月，后來被視為國民黨重要理論家之一的戴季陶在《星期評論》的創(chuàng)刊號上也大談中國人的“組織能力”問題，稱之為“創(chuàng)造的真力量”，認為如果沒有這“組織能力”，既不能“救國”，也無法“做人”。在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的創(chuàng)刊宣言中也不無惋惜地指出，中國社會乃是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只知有最狹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時”。在那個大談“組織”的時代，正如隨后《少年中國》上有人一針見血指出的：“國人能力遠遜于歐美，其最大原因實由于無'組織力’?！?/p>

就此而言，五四知識分子與晚清知識分子一樣，都面臨著將中國由“無組織”變?yōu)椤坝薪M織”的時代任務。相比于晚清知識分子聚焦于上層的國家制度建設，身處社會改造浪潮中的五四知識分子則主要是眼光向下，從社會層面的“小組織”建設出發(fā)去探求完成這一時代任務的方案。所謂的“小組織”，乃是當時知識分子受到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新村”構想的啟發(fā)，提出的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改造方案?！靶〗M織”最早由左舜生提議，他于1919年7月2日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發(fā)表了《小組織的提倡》一文。在該文中，左舜生認為當時青年人的家庭生活乃是“一種無意義的機械生活，是消磨志氣的生活”，是“極不自然的”，亟待重新改造。針對這種狀況，他認為“小組織”可以為實現(xiàn)社會改造提供一種實驗性方案。在他看來，“理想上的'小組織’是由少數(shù)同志組織的一種學術事業(yè)生活的共同集合體”。這種“小組織”與“大組織”之間乃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大組織是我們的大本營，'小組織’是我們的教練所。經過這種'小組織’的訓練，然后可以做大組織中的健全分子?！贝颂帯按蠼M織”指向的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整體社會狀況，左舜生的構想則是由小至大，認為“小組織”是改造“大組織”的起點，可以為實現(xiàn)社會的整體改造提供一個著手點。

左舜生的提議得到了諸多回應，在其文章發(fā)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便登載了多篇文章從各個角度討論這個提議。其一，王光祈發(fā)表《與左學訓書——討論小組織問題》一文，認為左舜生倡議的“小組織”的實踐地點應該是在農村，并強調這可為當時的社會改造提供一條從農村出發(fā)的道路。用他的話來說，“我們奮斗的地盤不在都市，而在農村”。其二，黃藹女士指出“小組織”的提議應該“先從或同時解決婦女問題”，否則沒有成功的希望。其三，李貴誠在《新生活的雛形》一文中針對“小組織”的人員構成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小組織”的成員挑選雖然“愈嚴愈妙”，但是“對于那些有志解放、又不能即刻離開家庭社會的，不妨從寬些”。在他看來，“寬雖有弊，總比沒有好；嚴的作事多，收效速；寬的作事少，收效遲；目的同，方法異”。其四，茅盾指出“小組織”的核心精神是“互助”，實則是“根據大同思想的新生活”，是托爾斯泰所謂的“農人生活”。其五，夏汝誠聚焦于“小組織”與外部的“惡社會”之間的關系，認為一方面應該建立“小組織”，另一方面也應該派幾個“健將”去與“惡社會”血戰(zhàn)，這樣可以內外兼?zhèn)?，從而才有改良社會的希望。其六，葉圣陶發(fā)表《人的生活》一文，指出所謂的“小組織”實際上指的是“人的組織”。在“小組織”中的各個人，過的乃是“人的生活”，需要遵循“共同生活”的準則，都要“各盡所能”，一面工作，一面求學。

圖為《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版面。[圖源：www.sass.org.cn]

通觀這些關于“小組織”的討論，雖然他們所聚焦的面向各有不同，但就總體而言，“小組織”提供了一種自下而上、由微而著重組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用宗白華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的相關論述來看，“小組織”實際上反映了青年學生群體試圖通過“學理研究”的方式創(chuàng)造一種“最良善的社會組織”，以之為“舊社會改革的標本”。他們希望通過著書印報的方式，宣傳這種“組織方法”，促使“舊社會覺悟欣羨”，從而“自圖仿效”。就此而言，宗白華指出應在脫離了城市的山林社會創(chuàng)造出“小組織”，奠定“一個新中國的基礎”，從而實現(xiàn)中國社會的整體改造。

1919年8月8日，針對“小組織”問題所引發(fā)的熱烈討論，《時事新報》“學燈”副刊特別另辟“新生活商榷”一欄，以延續(xù)此前的討論。在隨后的討論中，對于“小組織”問題的討論，基本上呈現(xiàn)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新進展：（1）在“小組織”與當時盛行的“新村”構想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lián)系，尋求成立一種以救世為目的的新村組織，甚至強調要“把國家變成一個大新村”，從而創(chuàng)造一個平等的社會；（2）關于“小組織”的名稱問題，有人主張以“新組織”之名稱進行替換，認為“小”的范圍太狹，而所謂的“新村”則不適宜在城市進行；（3）“小組織”中男女關系應該以“平等”和“互助”為指導精神，認為“新生活的組織，不當以男子為主體，應當為男女共同的生活”；（4）“小組織”的成員應該以“勞農”和“勞工”兩界為主；（5）由側重于鄉(xiāng)村生活的“小組織”轉向城市生活的“小組織”，即“工讀互助團”。

《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關于“小組織”的這些討論，在當時受到較多關注。這一方面是由于“小組織”的方案應和了社會改造的時代主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倡議“小組織”的左舜生、王光祈與宗白華等人在當時都是十分活躍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不僅在《少年中國》《少年世界》《新青年》等報刊上展開相關討論，而且還由言論轉向實踐，積極推動“小組織”的落地生根。在這方面，王光祈所倡導的“工讀互助團”十分值得關注。如果說左舜生最初倡導的“小組織”側重于在鄉(xiāng)村建立一個改造中國社會的試驗點，那么王光祈的“工讀互助團”則是城市中的“小組織”，構建的是一種“城市中的新生活”。“工讀互助團”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具體言之，他們規(guī)定團員每日在接受教育之余，必須工作，實現(xiàn)教育和職業(yè)合一的理想。至于工作的種類，則包括石印、洗衣服、制漿糊、印信箋、販賣商品、裝訂書報、制墨汁等。作為發(fā)起人的王光祈希望“組織的范圍愈小愈好，而組織團體愈多愈好”，并認為通過“小團體大聯(lián)合”的方式，由點及面，可以逐漸改造中國社會。

無論是對于“小組織”的倡議，還是對于“小組織”的變相形式—— “工讀互助團”的推廣，都在當時引發(fā)了新文化運動中心人物的關注。一方面，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與高一涵等均位列倡議和資助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發(fā)起人行列；另一方面，“小組織”這種由微而著的社會改造方案在當時也觸發(fā)了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改造的另類思考。陳獨秀在1919年12月發(fā)表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便大力稱贊“小組織”，認為各種各樣的“小組織”構成了“民治的基礎”，主張“凡是籠統(tǒng)空洞沒有小組織做基礎的大組織，等于沒有組織”。蔡元培在1920年1月發(fā)表的文章中勉勵倡議“工讀互助團”的少年中國學會，認為“工學互助團是從小團體腳踏實地的做起，要是這種小團體一處一處的布滿了，青年求學的問題便可解決；要是感動了全國各團體都照這樣做起，全中國的最重大問題也可解決；要是與世界各團體聯(lián)合起來，統(tǒng)統(tǒng)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問題也統(tǒng)統(tǒng)解決了”。另外，李大釗在當時也發(fā)表了《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一文，強調要打破從前支配社會的“縱的組織”，認為其乃是一種“分上下階級豎立系統(tǒng)的組織”；而未來支配社會的“橫的組織”則是“打破上下階級為平等聯(lián)合的組織”，它建立在“各種民眾的自治聯(lián)合”的基礎上，個性得以自由，人人得以平等。

除了這些處于時代中心的人物，“工讀互助團”的倡議還吸引了當時全國各地關注社會改造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目光。繼北京工讀互助團成立之后，上海、武漢、南京、天津與廣州等地迅速出現(xiàn)了各式各樣的工讀互助團，施存統(tǒng)、張國燾與惲代英等后來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在當時都積極參與其中。與北京工讀互助團一樣，各地工讀互助團也都強調其宗旨在于工作與求學的結合。上海工讀互助團的章程指出“本團以實行半工半讀、互助協(xié)助為宗旨”。武昌工學互助團在其“組織大綱”中，也強調其宗旨在于“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學”。工讀互助團的興起，一方面為在“解放”“家庭革命”等口號召喚下走出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條繼續(xù)求學與生活的路徑；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他們對于社會組織未來形式的想象。上海工讀互助團便明確指出其希望通過“工讀互助團”的實踐，“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實現(xiàn)教育與職業(yè)、學問與生計的合一，解除舊社會在經濟上、意志上的種種束縛。

不過，當“工讀互助團”由言論走向實踐之際，那種期待由“小組織”出發(fā)逐漸改造“大組織”的愿望卻并未實現(xiàn)。一方面，關于“小組織”的探討逐漸呈現(xiàn)出一種論述上的乏力，即使是最初發(fā)起這場討論的《時事新報》“學燈”副刊到了1919年12月份之后也基本上停止了相關內容的探討。另一方面，作為“小組織”的變相形式的“工讀互助團”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后，曾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與南京等地頗為流行的“工讀互助團”便迅速沉寂了下去。

關于“工讀互助團”的探討當然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就其與“小組織”的聯(lián)系來看，“工讀互助團”的失敗昭示了由“小組織”出發(fā)改造“大組織”方案的失敗。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這種由小至大的改造方案的理想太高遠，而在于“小組織”自身的散漫性。在一篇反思工讀互助團失敗原因的文章中，作者直接指出：“吾們中國人，向來沒有三人以上的團體，你偏要去'代大匠斫’，硬捉天南地北面不相識的人，團在一起，又是絕對自由，又是絕對平等，誰也不能管誰，所以一部分人，不肯努力工作，便沒有法子想?！笔聦嵣?，在五四那個大談“自由”“平等”與“互助”的時代，“工讀互助團”也基本上承襲了這些時代精神，對于組織成員和組織紀律基本不做過多的要求。王光祈在倡導“工讀互助團”的宣言中，雖然指出“自愿退出團體”者需要提出“理由書”，但在“評議會”通過后，便“得聽其自由退出”。上海、武昌等地的工學互助團的組織大綱也都指出“團員得自由退出團體，惟須提出理由書”。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刊登的某一不具名的“互助俱樂部”的宣言中，更是直言“部里的組織一律平等”，“出部、入部皆任個人自由，他人絕對不加干涉”。就此而言，以“一盤散沙”的“小組織”改造“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其結果便是“小組織”在內部的經濟、管理和人員構成的多重矛盾中分崩離析。

當然，這并不是說此前沒有人注意到“小組織”的散漫性問題。早在1919年8月18日，最早倡議“小組織”的左舜生便特別作了一篇《再論〈小組織〉》的文章，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小組織”的人員構成。他回顧清末以來的“改革事業(yè)”之所以一路坎坷，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從事改革的分子缺少'持久性’，容易'軟化’，不'倔強’到底”。在他看來，晚清以來出風頭的“志士”，“上等的是憑著幾條騙人的黨綱，下等的就只加入個有名無義的團體來打劫”，其結果便是“改革事業(yè)”的不斷頓挫與“革命志士”的不斷墮落。他認為“小組織”有必要一改過往的這些弊病，一方面成員需要進行“精神修養(yǎng)”上的培育，另一方面則要在成員之間進行一種以社會道德為標準的“精神制裁”。左舜生的提議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切中了“小組織”的弊病，但在那個熱情高漲的年代，他的這些提議卻并沒有被稍后興起的工讀互助團所重視和采用。

就此而言，如果說像工讀互助團這樣的“小組織”無法解決中國社會改造過程中的組織問題，那么是否還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對于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轉向五四時期出現(xiàn)的關于“組織”觀念的思想論爭。

三、“組織時代”的來臨

五四運動后，“組織”觀念受到知識分子廣泛而深入的關注。一方面，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熱議的“小組織”方案代表了自下而上進行社會改造的嘗試；另一方面，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對于“組織”觀念的闡釋被上升到理論探討的層次。關于“組織”觀念的理論探討，在當時大致形成了三種思想光譜：其一是信奉克魯泡特金學說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試圖建立以“自由”“互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組織；其二是虛無主義者，他們強烈批判“組織”的存在，試圖建立一個“無組織”的社會；其三是“以俄為師”的社會主義者，他們試圖建立一種有著嚴格紀律性的“組織”，以全面改造“一盤散沙”的社會。以下將就這三種思想光譜展開具體分析。

近代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于“組織”問題的探討由來已久，早在晚清時期的《天義》《新世紀》等報刊上，我們便可以看到他們對于“組織”問題的獨到認識?！缎率兰o》上李石曾面對當時的革命與立憲之爭，便指出無政府主義者的理想在于建立一種“自由協(xié)合組織”，而非所謂的“共和新政府”?！短炝x》在敘述克魯泡特金的學說時，也指出“實行革命，破壞現(xiàn)今之組織”之后，可以建立一個“悉以互相扶助之感情為共同生產之組織”，也即是“自由結合之社會”。不過，在晚清高漲的國族主義籠罩下，這些無政府主義的言論雖然也引起了一些關注，但卻并未觸發(fā)更廣泛的討論。到了五四時期，隨著蔡元培、李石曾與吳稚暉等在晚清時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漸居知識界的權力中心，他們對于“組織”問題的主張也因應和時局而逐漸傳播開來，受到知識分子的廣泛關注。事實上，在前述關于“小組織”的爭議中，我們便可以看到其背后濃郁的無政府主義色彩。無政府主義者認為舊有的社會組織乃是社會中一切不幸的淵藪，主張推翻舊有的組織。他們所主張的替代性方案，乃是一種以“自由”“互助”等精神為原則的新式社會組織，其對立面則是以“強權”為核心原則的舊式社會組織。

就虛無主義者的主張來看，雖然他們基本上靠近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光譜一側，但更加強烈地批判“組織”的存在，主張建立一個“無組織”的社會。在這方面，朱謙之的論述頗具代表性。面對無政府主義者對于“組織”的主張，他在1920年2月投書《北京大學學生周刊》，明確指出“我是反對一切的組織而主張?zhí)摕o”。至于反對“組織”的理由，用他的話來說，其一因為“組織只是名”，其二因為“組織只是力”。就前者而言，他認為一方面“組織是虛偽的，不是自然的”，另一方面“組織是抽象的，不是實體的”。簡言之，“組織”是“非真實”的，無法像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的那樣通過建立一種基于“自由”“互助”原則的“組織”而“自由發(fā)展個人”。他認為就社會進化的過程而言，由“大組織”至于“無組織”，乃是一種合乎進化的自然趨勢。就反對“組織”的第二個理由而言，他認為“組織”與“力”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組織之有，力為之維系也，舍力即無所謂組織，舍組織亦無所謂力?！痹谒磥恚傲磸姍唷?，他之所以要“根本廢棄組織”，便是要“根本廢棄強權”。需要指出的是，朱謙之的這種認識并非只是他個人的見解，《民國日報》“覺悟”副刊在1920年8月便刊登了一組無政府主義者內部爭論的文章，其中杜冰坡基本上與朱謙之持有同樣的看法。他直言自己是“無組織的贊成者”，認為“組織就是強權，強權就是政府；強權本沒有自性，不過隱伏在組織里面”。

最后，就“以俄為師”的社會主義者來看，他們大致上短暫認同過五四運動之后無政府主義的“組織”理念，特別是“小組織”的主張。但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就明確意識到那種試圖自下而上進行社會改造的“小組織”方案的不切實際，繼而強烈意識到只有建立一種有著嚴格紀律性的“組織”才能夠真正改變“一盤散沙”的社會現(xiàn)狀，從而在內外危機之下力挽狂瀾。蔡和森在1920年5月便以當時“專以辦文化運動為事”的少年中國學會為對照，建議毛澤東等人參加的新民學會應該在基本的辦報、出雜志之外“更進一步”，注重“根本上的組織和訓練”。隨后，他主張在各項事業(yè)之中“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在他看來，“黨的組織為極集權的組織，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必如此才能養(yǎng)成少數(shù)極覺悟極有組織的分子，適應戰(zhàn)爭時代及擔負偌大的改造事業(yè)”。除了蔡和森外，曾經名列北京工讀互助團發(fā)起人行列的李大釗在1921年3月提及五四學生運動后學生團體潰不成軍的事實，認為最大的問題乃是學生群體“團體的訓練不大充足”，以致組建的“小團體”往往變成紙上談兵的“章程運動”。針對此種狀況，他明確指出應該“成立一個強固的精密的組織，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另外，在1921年5月，曾親自參與過北京工讀互助團的施存統(tǒng)也直言無政府主義的手段過于幼稚，認為他們“不能'自由組織’，而硬要實行'自由組織’；不能'自由聯(lián)合’，而硬要實行'自由聯(lián)合’”。在他看來，“人們底組織能力，不是一天養(yǎng)成的，是要在團體中習練成功的”。只有由“少數(shù)有覺悟、有訓練、有組織的無產者”進行“無產階級專政”，那么“多數(shù)無自覺、無訓練、無組織的無產者”才能建立一種“強固的生產者團體”，以“從事社會主義的生產”。

就以上三種思想光譜來看，虛無主義者的主張雖然具有強烈批判性，但顯然陳義過高，在當時未能形成廣泛的影響力。真正在當時引發(fā)廣泛關注的，則是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之間的思想論爭。雖然在既有的研究中這場論戰(zhàn)已經得到了較多探討，但其中關于“組織”問題的爭議仍然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以1921年陳獨秀和區(qū)聲白的論戰(zhàn)來看，“組織”問題便構成了他們爭論的焦點之一。區(qū)聲白明確指出：“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是自由組織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痹谒磥?，無政府主義所界定的社會組織原則乃是建立在“自由契約”的基礎之上，“是共同訂定的、愿意的、自由的，不是強迫的”。他相信，“個人與個人間既以自由契約集合而成小團體，團體與團體間也是以自由契約集合而成更大的團體”。針對區(qū)聲白的說法，陳獨秀進行了批駁。在陳獨秀看來，倡導基于“自由契約”建立的團體組織，無異于癡人說夢。他指出：“我們的社會乃由許多生產團體結合而成，一團體內各人有各人的意見，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會內各團有各團的意見，人人同意更是絕對沒有的事。一團內意見不同的分子還可以說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會內意見不同的分子或一團體，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就此而言，陳獨秀明確指出，若是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樣“常常固執(zhí)個人或小團體的絕對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東挪西變”，那么所形成的組織也就“仍是一堆散沙”。

陳獨秀和區(qū)聲白二人針對的主要是無政府主義的“組織”問題，而在同時期出現(xiàn)的其他相關爭論涉及的面向則要更為廣泛，論述上也更趨于劍拔弩張。以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來看，他們在倡導建立以“自由”“互助”為原則的社會組織的同時，也進一步抨擊當時傳入中國的俄國式“組織”觀念。在一篇題為《我們反對“布爾札維克”》的文章中，作者直接聲稱“布爾札維克黨無所不用其強權手段，束縛人民的自由”。在作者看來，“強權”應該是被唾棄的東西，強調“我們不承認資本家的強權，我們不承認政治家的強權，我們一樣的不承認勞動者的強權”。此外，鄭太樸稱“中央集權的政治組織與中國的國民性不能容”，因為“中國底歷史，向來是無政府的歷史”，無法組織強有力的機關進行直接統(tǒng)治。黃凌霜也聲稱“把俄國式的蘇維埃，連根帶葉的移植到中國來”，其結果必定失敗。在他看來，“中國的民性是無政府無法律的，中國的地面遼闊，是不會有嚴格的統(tǒng)一的”。綜合這些論述來看，無政府主義者對于“組織”問題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其一，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具有強權性質，是不自由的；其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方式不適合于中國的歷史與國情。他們認為中國過去的歷史乃是“無政府”，其未來也必定趨于“無政府”。

對于無政府主義者的言論，當時“以俄為師”的社會主義者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也正是在這種批判中更堅定地申明了他們自己的主張。1921年4月，《共產黨》雜志上便有文章批駁無政府主義的不切實際，強調“我們并不是說無政府主義理想不好，只覺得他的玄虛已去西天阿彌陀佛不遠了”。在作者看來，“權力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我們若決心用革命的手段打倒資本階級，非采用權力集中的戰(zhàn)術從事階級爭斗不可；因為必須將勞動階級權力集中起來，才免得中資本階級各個擊破的毒計?！崩钸_在1921年5月的《無政府主義之解剖》一文中也指出：“一切無政府主義，對于人性的研究太樂觀了，對于政治太悲觀了?！痹谒磥?，“一切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組織和各種制度，都是人類久遠的歷史集積而來的，并且受了合理的判斷所指導、所開拓、所蓄積而成的。正所謂根深蒂固，決不是一人或數(shù)人的意見和感情表現(xiàn)所能顛覆所能絕滅的”。只有用“一種能夠作戰(zhàn)的新勢力”，也即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改變政治組織的沉疴。在這一時期，周佛海也強烈批判所謂的“無政府黨的人”，認為他們“不獨反對有產階級底政治，并且反對無產階級底政治；不獨反對過去、現(xiàn)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對將來的一切政治；總而言之，他們根本地反對政治”。在他看來，無政府主義者拿著“無強權”的招牌，根本無法實現(xiàn)社會改造的目的。只有用“政治的力來強迫”，才能真正地改造社會。就此而言，“以俄為師”的社會主義者一方面批判無政府主義在“組織”問題上的浪漫性，另一方面則申明社會主義不僅具有改造社會的理想宏圖，而且借助一種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它還具有明確的可實踐性。

綜合上述思想論戰(zhàn)的情況來看，無政府主義者側重“組織”觀念理想層面的內涵，“以俄為師”的社會主義者則更側重“組織”觀念實踐層面的內涵，雙方的論述并不在同一個層面展開。若就近代中國的時代任務來看，“以俄為師”的社會主義者顯然準確地應和了時代的發(fā)展走向。一方面，各種帶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組織（包括工讀互助團這種“小組織”）的失敗，都印證了無政府主義在具體的實踐中缺乏有效的執(zhí)行能力，其主張自然也就無法維持，不久之后在公共輿論中便不再像五四學生運動后那樣居于矚目的位置，甚至在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中逐漸銷聲匿跡。另一方面，面對“一盤散沙”的近代中國社會狀況，南北的分立、外敵的入侵、社會的總體貧困，一系列問題顯然要求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進行社會改造與政治改造。正是在這場思想論戰(zhàn)之后，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五四知識分子由理想走向現(xiàn)實，開始重新正視晚清以來中國便面臨的內憂外患的歷史時局。于此歷史轉折處，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觀念因順應時局而迅速崛起，展現(xiàn)了其作為新興革命力量尋求政黨建設與社會改造的能力。 

圖為周樹橋油畫《湖南共產主義小組》，1974年。

[圖源: tribuneofthepeoplenews.wordpress.com]

以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輿論宣傳來看，這種新型的“組織”觀念大致上包含以下三種特征：其一是權力集中；其二是強調領袖意志；其三則是建立廣泛而嚴密的黨支部。經歷了晚清和五四時期的多次思想探索，此種新型“組織”觀念的形成意味著其現(xiàn)代內涵的基本定型。首先，它扭轉了晚清興起的指向生物學與社會進化論的“組織”觀念，“組織”觀念的政治學內涵由此形成。其次，“組織”觀念也由晚清以來指向籠統(tǒng)意義上的“國家”開始轉向五四后興起的社會主義政黨。最后，頗為重要的是，五四時期那種無政府主義式的、強調自由與互助的“組織”觀念正式退場，取而代之的則是強調嚴格紀律性的“組織”觀念。在此種新型“組織”觀念形成的過程中，俄國和日本的思想資源是不容忽視的。不過，就近代中國人對于“組織”觀念的探索歷程來看，外部思想資源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則是晚清以來中國人對“一盤散沙”與內憂外患的傳統(tǒng)社會進行快速整合的時代關切。20世紀20年代新型“組織”觀念的形成，構成了這種持續(xù)性時代關切的關鍵一環(huán)。

就“組織”觀念的歷史演變來看，上世紀20年代可謂是“組織時代”的開端，意味著一個不同于五四學生運動后“小組織”盛行的時代的來臨。對于這種時代氛圍的變化，歷史的局中人并非毫無所知。1923年，范鴻劼在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便認為新文化運動雖然普遍地使青年覺醒，但是卻也使青年因接受“個人主義、無治主義、自由主義”而陷于思想混亂的境地，讓“天生性成無治主義的而又向無組織習慣的中國人，遂由思想解放聲中而入于思想昏亂之域”。在他看來，五四青年的矛盾在于：“他們一方面需要組織，一方面卻又忽視紀律；一方面承認組織集中，一方面卻又高唱個人自由而藐視領袖?！彼赋?，在新的時代氛圍下，“無組織完善、紀律森嚴的革命黨，不能領導這樣偉大的民族革命；無偉大的領袖，又哪能領帥這樣的政黨”。另外，張?zhí)自?925年回顧五四運動時，也指出五四運動之所以“像散沙一樣”沒能持續(xù)下去，其原因除了領導這場運動的主體主要是沒有獨立經濟地位的學生群體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則在于“五四運動沒有組織，沒有組織的意思就是沒有政黨領袖，一個群眾運動沒有有主義的政黨領袖，它既不能走入正軌，亦更不能繼續(xù)發(fā)展”。無論是范鴻劼，還是張?zhí)祝麄兊难哉摱挤从沉宋逅臅r代已然過去，一個嶄新的“組織時代”已悄然來臨。

結語

社會學家潘光旦曾指出：“中國民族在社會生活方面所表現(xiàn)的病象不止一二端，而最關重要的自莫過于組織的缺乏?！比粢越袊摹敖M織”觀念來看，這種“組織的缺乏”既是名義上的缺乏，又是實質上的缺乏。就前者而言，傳統(tǒng)中國雖然具有“組織”一詞，但其現(xiàn)代含義卻是在晚清之后逐步確立起來的；就后者而言，近代中國“一盤散沙”的社會狀況顯示了“組織”的缺失，建立“組織”的過程則伴隨著對于社會改造的思想探索歷程。五四知識分子最初試圖構想一種帶有濃郁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小組織”方案，以自下而上、由微而著地改造中國社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小組織”的構想便失敗了，相伴而來的則是“以俄為師”的中國人所構想的一種強調嚴格紀律性的“組織”觀念。這種“組織”觀念的興起，意味著名義與實質上的“組織的缺乏”得到了根本性的轉變。曾經為人所詬病的“組織”問題，反倒成了解釋近代中國革命與建設走向成功的利器。

對于新型“組織”觀念的興起，我們固然可以僅僅聚焦于上世紀20年代的思想巨變，但將研究視野上溯至晚清和五四時期，其實便可進一步理解其所促成的歷史轉折性意義。“組織”從無到有的轉變，構成了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轉型過程中最為顯著的變化之一。20世紀20年代新型“組織”觀念的形成，乃是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對“組織”觀念不斷探索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具有思想史內在脈絡的合理性，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對“一盤散沙”的社會結構進行全盤變革的持續(xù)性時代關切。在內憂外患的時局面前，“組織”觀念猶如一把密鑰，幫助近代中國人實現(xiàn)了改造社會、救亡圖存的時代任務。它一方面撬動了遍布“沉疴宿疾”的近代中國社會，另一方面也鍛造了近代中國人的心靈與思想，改變了他們對于國家、社會、家庭與自我的認知。就此而言，“組織”既有“硬”的一面，也有“軟”的一面。前者緊密聯(lián)系著政治制度建設的歷史過程，后者則是理解近代中國人心靈與思想世界演變不容忽視的面向之一。本文對于“組織”觀念從無到有的歷程的探討，顯然只是這個宏大主題的冰山一角，其更為深刻而細膩的部分有待進一步挖掘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