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小時候砸缸救人的司馬光，成年后以另外兩事載入史冊，一是以保守派領(lǐng)袖的身份反對王安石變法，二是以文學家、史學家的身份主持編纂《資治通鑒》。

針對王安石提出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的反駁是：“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shè)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宋史》)”他認為天下財富是個定量，不是在百姓手里，就是在國庫之中，你若想充實國庫，如何能做到不與民爭利呢？

因神宗信任王安石，司馬光便辭去了樞密副使一職，回家潛心編纂《通鑒》一書。

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命司馬光主持編纂《通鑒》，不久英宗早逝，繼任的神宗又一頭扎進了法家“富國強兵”的哲學中，司馬光便不由加快了著書步伐。書成后，他順勢呈上《進書表》，表示自己“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

這部日以繼夜趕出來的《通鑒》記載了從“三家分晉”到“五代十國”一千三百多年間的歷史，作者以史為鑒，欲借“蕭規(guī)曹隨”等典故來提醒神宗恪守祖制，神宗閱后亦說：“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边@便是今天《資治通鑒》書名的由來。

當時，保守派在司馬光的努力下形成了一股合力，王安石被迫兩次辭去相位。哲宗繼位后(1085)，臨朝聽政的高太后毅然啟用司馬光為相，數(shù)月間新法盡廢，史稱“元祐更化”。然而司馬光只知一味守舊，對冗官冗費等問題卻拿不出具體辦法，這無疑給改革派落下了口實。

宋朝，不覺間已步入黨同伐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