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后面的我將第一人稱敘事！?。。?/p>

夏商周春秋戰(zhàn)國

很多人有些誤解，總覺得無神論這是“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其實我并非這樣理解，你沒有見到的是未有記載或者是尚未發(fā)現(xiàn)，中華的文化分為考古部分和文字部分，文字部分，按照西方人的說法，從商朝開始。我點評人物，可以從商朝開始。但中華文明要比這久遠的多，無需被洋人的標準所束縛。

或有人問，中華文化可以向前追述想象部分，那為何很多人對西方歷史總是存疑呢？難道不是雙標么？這是不一樣的，一方面雖無文字，但有考古佐證；另一方面，華夏人到一個地方，就守住一個地方，然后開發(fā)一個地方，并且記錄一個地方。由于西方祖宗無法溯源，他們總是跑來跑去，完全靠天吃飯，并且沒有記錄的習慣。

等到物質生產(chǎn)能夠保證洋人們能穩(wěn)定地居住在一個地方了，才想起了歷史匯總，什么古埃及、古羅馬，但驗證資料過少，最后就推到古希臘身上了。雖然他們歷史上當時的記載少，靠后人補撰的多，但也不能說他們沒有歷史，這一點要客觀對待，畢竟他們也不可能從猴子下樹就直接成人了吧？

我曾經(jīng)和錢三強先生聊天，按照西方人的說法，原子是不可再分了。但我不懂數(shù)理，只是從哲學角度理解，覺得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tǒng)一，不過現(xiàn)在的實驗條件不具備，或許將來會證明是可分的。理解歷史、理解未來，用所見即所得的方法還是太狹隘了。

古書上記載的歷史人物，有名有姓的皆是王侯將相、才子佳人。但是記載普通人的也有，只是沒名字而已，比如《詩經(jīng)》中就有大量描述“民憤”的文章，即使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其實和普通人也有大量關系，怎么去評價他們，我看還是要站在群眾的立場吧？立場只要選擇人民群眾，很多人物定性就豁然開朗了。

商朝有兩個人很出名，叫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周武王滅商之后，這兩人“不食周黍”而餓死，被傳為佳話?？鬃雍晚n愈都寫過“伯夷頌”之類的文章，說他是忠君愛國。忠君倒是有的，愛國則未必。

商紂王有優(yōu)點和缺點，但他優(yōu)點大于缺點的時候，對于人民群眾來講，他是國家進步的力量；但是他缺點大于優(yōu)點的時候，對于人民群眾來講，他是國家反動的力量。當他反動了，伯夷和叔齊還去維護他，豈不就是成了反動派了么？

解放勝利之后，要改造一批老蔣的人，屬黃維最難改造，他的理由就是“老蔣對我不薄，我不會背叛他的?！边@就是沒有正確的歷史觀，糊涂啊，為個人而戰(zhàn)，還不是搞君臣那一套么？而且改造你，不是讓你臣服我，只是讓你回到人民群眾中間去。

伯夷也是這樣，雖然忠君，但是在阻擋歷史潮流了啊。一些知識分子常常拎不清，讀書讀的很糊涂，我想以后我走了，他們還會繼續(xù)向我們的后代出一個詭辯題：“你們說你愛國，那為何要去推翻清廷？”你千萬不要去回答：“國家不等于政府，黨不等于國家”等等的話，否則又中了他們的圈套。

國是虛的不錯，但人民是實的，虛實結合在一起，稱之為“國家”，故愛人民就等于愛國家，商建立之初，他愛人民就等于愛國。后來商不愛人民了，那就是不愛國，那么他的臣子周武王帶領人民去推翻他，這才是叫“愛國”。把伯夷當愛國典型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朱自清頌，他們表現(xiàn)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但我們中華文化最優(yōu)秀的就是絕不會因朝代更迭，而完全否認上一朝的人，像比干這樣的人，他主張鼓勵發(fā)展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提倡冶煉鑄造，促進民富國強，對于帝辛的缺點，他敢于直言相諫，這樣為國家人民著想的人，就已經(jīng)突破了“忠君”思想的層次了。

即使是商紂王，也不能一概否定，否則容易走蘇聯(lián)的路，后面的對前面的全部否定，一直否定下去，那豈不是“有史以來都是錯誤的”？那只有你當下是正確的，那誰信??？因為過幾年別人又會說你是錯誤的。紂王其實很有本事的，他在位的時候，把中原和東南都統(tǒng)一了起來，而且他在位的時候，推動貿(mào)易發(fā)展，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嘛，功是功，過是過，分分清楚，沒有必要完全抹黑。

以前總有人說，“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讀書人要都是這樣想法，國家搞不好的。做學問是為了賣身，而且是賣給帝王，或者未來賣給什么資本家，那你遲早會和人民做對。

我們古代，哪怕國外，都有知識分子不認同“賣與帝王家”的說法，比如周公旦，他輔佐成王的時候，提出的觀點是“保民”和“明德”，“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提出要解決老百姓的訴求。釋迦摩尼雖然自己出生富貴，但卻是受壓迫人的代表，佛教從受壓迫民族中誕生，也替受壓迫人講話。也就是說，不管你是信什么的知識分子，你要所學為民，而不是所學為君。

美國友人和我探討一件事，說我們沒有信仰，因為你沒有宗教。但我的想法是，你不管什么教，最后發(fā)展到和人民站在了對立面，那都是反動的。我回復斯特朗?！叭绻阍敢?，你可以把我們所做的事情，稱之為為人民服務宗教?！?/p>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fā)展，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應當予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ǎn)。但是什么東西都不能照搬，照搬孔夫子的學問，匹配不了當下的生產(chǎn)關系，最后做出一鍋糟粕。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句話，孔夫子就說的好，我們今后就要遵守這樣“實事求是”的精神。但孔夫子也有缺點，理論很自大，缺少反省精神，最后被人利用，使得兩千年間思想界不自由。

在諸子百家年代，有很多激烈的思想碰撞，給后世影響不小。和孔子相比，有些學說屬于實用型，比如墨子，除了談“兼愛”的思想外，還會做飛鳥，做車輛，他的思想帶有小生產(chǎn)勞動者的印痕，更能反映下層人民的呼聲。雖然后世很少提墨家了，但老百姓的思維墨家的，尤其是對不平等的反抗，這種反抗，是自下而上的，是主動的爭取權力。而商鞅的改革，是自上而下，這為秦后來統(tǒng)一中原奠定了基礎。

孫武著《孫子兵法》，有人說，戰(zhàn)爭從此開始使用“陰謀詭計”，我并不贊同。我更多的覺得這是“陽謀”，“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避其銳氣、擊其惰歸”、“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崩锩娉藨?zhàn)略和戰(zhàn)術，還特地強調了，你的軍隊要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他們才會不顧生死來支持。一些人看《孫子兵法》，只學習其“術”，并不學習其“道”，這里面“術”都是公開的，大家都可以學到，但是誰能獲得群眾支持，這才是勝負的關鍵。

屈原這個人，對后世文學影響很大，上下求索，憂國憂民，體現(xiàn)了“文以載道”的知識分子優(yōu)點，現(xiàn)在的人紀念他，并不是因為他文采好，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本身過的不錯，但卻勇于背叛自己的階級，與當時的貴族勢力作斗爭。改革，就是要自我革命，對利益集團下刀，若是不敢自我革命，那么就像楚國那樣，權貴們各懷鬼胎，蠅營狗茍，一個強國很快就分崩離析了。

秦國的壯大，至少經(jīng)歷了六代人的努力，他們不在乎一時的得失，這里面少不了人才的輔佐。李斯是有爭議的人物，他害死了扶蘇，自己也被腰斬。但是在輔佐秦始皇時候，功勞很大，他寫了《諫逐客書》，就是勸秦王不要盲目排外，廣納各國人才，不要因為一兩個間諜的事情，就閉關鎖國。他自己也是從楚國來的嘛，只要志同道合，是哪里的人并不重要。

漢三國晉南北朝

陳勝吳廣的起義，第一次彰顯了農(nóng)民階級的力量，雖然很快失敗，但為劉邦的出場，提供了經(jīng)驗教訓。陳勝吳廣失敗是內(nèi)因，他們的思想是，打敗了秦始皇，自己做“秦始皇”，還沒成功就享受，對貪污腐敗人員放任不管，這種是成不了事的，后來的李自成、洪秀全也這樣。

劉邦能打敗項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項羽出生于貴族，他用的還是貴族的那一套，這有點像西方的戰(zhàn)爭，打來打去，就是貴族們換個位置，奴隸還是奴隸，但中華文化浸潤下的老百姓，和西方人不一樣，造反的基因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底層人是不認同血統(tǒng)論的。

而劉邦熟悉底層生活，比較了解民眾心理，并不是說他靠幾個將領就能得天下，老百姓愿意跟著他，幫他打。為什么呢？你看他的舉動就知道了，到了關中，就和民眾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他還把貴族的田地分給老百姓，士兵退役回家，免其徭役，還召集文化人著書論述秦失天下的原因，好讓自己可以借鑒。最后他得出結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能干的皇帝往往是大老粗出身，他不像貴族和知識分子，總是患得患失，但不是說大老粗就比知識分子厲害，大老粗懂得民間疾苦多一些，在打天下的時候，就會照顧多數(shù)的弱勢群體。治天下還是要知識分子的，但知識分子不能翹尾巴，高高在上，自覺比別人高一頭，那就不被人民認可。項羽就是這樣，覺得自己有文化，聽不得別人意見，最后落得個烏江自刎。我們不能學項羽，即使走歪了路，要及時糾正過來，不能自殺，要干到底，不可沽名學霸王。

文景兩帝功勞是主要的，算是守成之君，所以有“蕭規(guī)曹隨”的說法，但銳意革新不夠，讓邊患匈奴愈發(fā)的囂張，分封有潛伏著國家分裂的危機，賈誼認為，表面的繁榮其實埋藏著隱患，就寫了《治安策》，這是西漢最好的政論，問題看的很準，他說當前的問題是：“抗外不力、世風奢靡，諸侯各自為政、為官者不了解底層情況。”

不過文景兩帝積累了不少財富，這給漢武帝劉徹出場，打下了物質基礎，開拓了劉邦的業(yè)績。但晚年奢侈、黷武、方士之弊，被人詬病，在位時，文治武功都達到了一個階段性的高峰，司馬遷作《史記》，完成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起于黃帝、迄于漢武帝，記載了3000年之間發(fā)生的事。司馬遷雖受腐刑，但精神上不屈不撓，而且寫作不避諱，書中有寫劉邦無賴的一面，也寫了漢武帝的貪功好事，這種寫法影響很大，后代正史都用了這種文體，功過都分清楚，而不是只說一面。

不過文景兩帝積累了不少財富，這給漢武帝劉徹出場，打下了物質基礎，開拓了劉邦的業(yè)績。但晚年奢侈、黷武、方士之弊，被人詬病，在位時，文治武功都達到了一個階段性的高峰，司馬遷作《史記》，完成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有的人并不為大家熟知，但是他的工作方法卻了不得。比如趙充國，為邊疆穩(wěn)定做了很大貢獻，是漢武帝時候的將士，出擊匈奴。到了漢宣帝的時候，西北羌亂，他70歲了，還請纓出戰(zhàn)，為了邊陲永久安定，戰(zhàn)打完了，他提出士兵不要回來了，實行“屯田政策”，當時朝廷都反對，漢宣帝也不答應，但是他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屯田的好處，終于說服了朝廷。

趙充國為安定西漢邊陲，保衛(wèi)內(nèi)陸休養(yǎng)生息的中興局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其“貴謀而賤戰(zhàn)”的思想，將軍事進攻與政治瓦解結合起來的策略，屯田備邊的措施，對當時及后世均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羌人看見漢軍在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了，也不再來搶劫了，主動投誠融入了，完成了民族融合，共守邊疆。如果用經(jīng)濟手段能解決，就用經(jīng)濟手段解決，若不能，就用戰(zhàn)爭換來和平，這就要看因時因地而變。

到了漢元帝開始，漢朝（西漢）就每況愈下了，居然用《詩經(jīng)》來治國，自己愛讀《詩經(jīng)》，就招一堆儒生圍繞在自己身邊，整天互相吹捧，他在位期間，地方豪強勢力大增，人民喪失土地，流離失所，但是漢元帝都不知道，給他提供消息的儒生，只說好的，不說壞的，總是形勢大好。

這給后人一個警戒，不管知識分子也好，還是為官者也好，長時間不接觸基層，信息就會失真，沒有真實的信息，做出的決策就容易錯誤?！皩捗拖酀且院汀?，然而漢元帝堅持“以德服人”，最后書生誤了國，西漢自此后面的歷史乏善可陳，中間出了一個王莽，倒帶來一些亮點。

說王莽壞的人多，但他也不算怎么壞，均田制是王莽提出的，至少他注意到了農(nóng)民問題了。農(nóng)民問題無他，歷來就是土地問題。地主階級看他的政策不利于自己，就處處作梗反對，欲尋一個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劉秀就起來了。

正史是不待見王莽的，他搞的激烈的改革，引起了士大夫的抵抗，然后矛盾又轉給了農(nóng)民，反而觸發(fā)了綠林和赤眉等農(nóng)民起義，由于變法倉促，不夠成熟，他成了替罪羊。

東漢也就漢光武帝劉秀可以說道說道，無論東漢，還是西漢，問題都是一個，豪強割據(jù)。劉秀會用人，能服眾，勉強把豪強團結在周圍，后面經(jīng)過二代之后，又是軍閥四起，影視劇喜歡這樣的“人才過剩”的時代，但是倒霉的還是民眾。曹操曾寫詩道：“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劉秀雖然有好名聲，但是給后來的皇帝留下了麻煩，在他手上，門閥就崛起了，他還重文輕武，最后還放棄了西域的控制權。

戲里說曹操是奸臣，這是不對的，他改革了很多惡政，抑制豪強，發(fā)展生產(chǎn)，督促開荒，統(tǒng)一北方，實行屯田制，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那些反動士族，壟斷文化，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自己利益，這個案要翻?！巴略角?，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

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還是書生辦，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劉備、孫權、袁紹都有這樣的缺點，曹操就多謀善斷，曹操手下的郭嘉也是一個多謀善斷之人，多謀是民主，善斷是集中，判斷有三種，正確判斷，武斷，斷得不及時，若是斷得不及時，那就是事后諸葛亮了。

關于魏蜀吳的將士們聊兩句，關羽敗走麥城，主要還是驕傲自滿了；呂蒙這個人不是行伍出身，但是堅持在實踐中學習，當了東吳的統(tǒng)帥；孔明27歲當軍師；周瑜也是20來歲當統(tǒng)帥，這給我們一個啟示，要大膽地啟用年輕人，這樣人才不至于斷層。

司馬懿有幾手比曹操還要高明，屯田制就是他建議的，別人說他靠虛偽欺詐才成功的，是不現(xiàn)實的，曹操走后，在輔佐少主的時候，在軍事、經(jīng)濟上做了不少貢獻。司馬懿去世之后，他的兒孫干的那些事，確實不光彩。

三國時期，雖然群雄并出，但老百姓是困苦的，曹丕寫了不少詩，反映了這樣的場景，“富人食稻與梁”，“貧人食糟與糠”。從曹丕開始，開啟了中國的文學批評。

晉到南北朝，就更亂了，但文藝界倒有些發(fā)展，陸機就有唯物主義寫作觀點，王羲之的書法行云流暢；裴松之注的《三國志》網(wǎng)羅繁富，史料價值巨大；謝靈運是山水詩鼻祖；酈道元寫出了不朽的地理名著《水經(jīng)注》。

雖然世道紛亂，但是華夏人始終不愿意沉淪，這就是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地緣故，總有人去尋找路，然后大亂到大治，但能不能一直“治”下去呢？這可能是全人類的困惑。但我想，總會有辦法的，在沒找到辦法之前，一定要以史為鑒，不至于重蹈覆轍。

隋唐五代十國

隋二世而亡，楊堅代周稱帝，楊廣籍父上位，《隋書》評：“好為小術，不達大體”。我未評價，或其從下到上的經(jīng)歷不夠之故吧，雖有大志，但卻無人相佐。

李淵遇事無斷制，其膽略在其子李世民之下，李世民東征西討，其軍功卓著。擅長政治和軍事并用，并不急功近利。然選接班人上，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聽長孫無忌之言，立李治為太子，留下后患。

隋唐五代十國

隋二世而亡，楊堅代周稱帝，楊廣籍父上位，《隋書》評：“好為小術，不達大體”。我未評價，或其從下到上的經(jīng)歷不夠之故吧，雖有大志，但卻無人相佐。

李淵遇事無斷制，其膽略在其子李世民之下，李世民東征西討，其軍功卓著。擅長政治和軍事并用，并不急功近利。然選接班人上，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聽長孫無忌之言，立李治為太子，留下后患。

魏征給后人留下了極具價值的一句話，“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聽起來易懂，但做起來極難，不僅僅是聽的多就有用，還要得判斷。不過，多聽總比偏信好。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有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要深刻領會魏征的話才行。

武則天不簡單，在那個年代，女人當皇帝，人們想都不敢想，野史給她寫的很糟糕，恐怕要商量。她是一個治國之才，有容忍之量，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

我認為，讀書，一要讀，二要懷疑，三要提出反對意見，不讀不行，不讀不知道啊，但光讀也不行，不敢提出不同看法，這本書就白讀了。但也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是客觀的評價。比如武則天這個人，她的臣下會吹捧，她的敵人往往會攻擊，這一代人這樣寫，那一代人又那樣寫，你到底信哪一個，所以需要懷疑，你懷疑，就會看別的史料，對照一下，就會客觀很多。

武則天當政，身邊能臣不少，徐有功、朱敬、姚崇就不錯。但也有拍馬屁的，比如楊再思，當了十多年宰相，皇上喜歡的人或事，他極力贊譽，皇上不喜歡的，他都極力誹謗。還有周興、來俊臣這樣的人，都是反面教材。

武則天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她提拔過不少人，也殺過不少人，她有作為、敢作為，她肯定知道別人對她的評價并不太好，故死后立無字碑，讓時間來評價吧。一個人的功過是非，絕不能生前立碑立廟，不應該自己吹，留給后人去評價吧。

我看歷史上的人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看，但也有極少數(shù)人就是壞，很難找出優(yōu)點，比如李林甫這樣的，口蜜腹劍，做了無數(shù)壞事，唐朝由盛轉衰，首先是集體責任，談到個人，李林甫有很大責任。問題是權力僅僅在朝堂上制衡，而老百姓則不能參與制衡，這要想辦法解決。

敵人和朋友不是那么好區(qū)別的，敵人有兩種，一類是手拿槍炮向我們進攻的，一眼就能看出來，但還有一種像李林甫這樣的，表面上笑容可掬，嘴巴上說的天花亂墜，背地里卻暗下毒手?！靶哦仓幎鴪D之”，國與國交往，也會碰到這種情況，大約和魯迅先生說的“捧殺”類似吧。

唐朝文學繁盛，唐詩就是代表作，文學的發(fā)展也和紙張普及相關，古代平民用不起筆墨紙硯，需要老師口授，所以老師的地位就非常高，他是知識向下傳播的人。囿于記載文字的載體不同，漢朝前的著作比較精簡，《道德經(jīng)》僅五千余字，西方同時期有先賢，大約相當于華夏戰(zhàn)國時期吧，著作少則300萬字，多則1000萬字，恐有后人補寫的嫌疑。

唐朝繼隋之后，開科舉，小有家底的人，也可以讀書入仕，再加上書寫載體易得，唐詩豐富了起來，到了明清，紙張更普及易得了，就有長篇巨著出現(xiàn)了。唐朝的李白有道士之氣，恢弘磅礴，文采脫俗，李賀、李商隱的詩也有浪漫色彩，這三人的詩我引用的較多。杜甫的詩是政治詩，有時候哭哭啼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反映了當時國家、詩人、與人民的處境，他的作品是現(xiàn)實主義的。

我讀書的時候，國文老師說我寫古文半通不通，逼我專研韓愈的文章，韓愈是倡導古文運動的，幸虧老師逼著學，如果需要的話，我仍然能寫一篇過得去的古文。后來同志們批韓愈，說他脫離群眾，寫的東西老百姓看不懂，我說，對他要一分為二為宜，他雖提倡古文，但是他抨擊了寫廢話的作品，說文風要杜絕浮艷，要文道統(tǒng)一，寫點有內(nèi)容的東西，這就是好的嘛！

白居易是個模范青年，他和底層民眾有平等心情，柳宗元反對“天命論”，是個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寫的《黔之驢》很好，有很深的寓意，告誡知識分子，不要自認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本地的“土包子”，要和本地群眾和干部團結。

唐末藩鎮(zhèn)割據(jù)，最為慘烈，黃巢、朱溫大開殺戒，“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凄涼無故物。

內(nèi)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這是底層人激烈的反抗，黃炎培和我談過歷史周期律，反反復復，雖然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國亂，公卿之輩也未必能幸存，統(tǒng)治者的基本盤應該站在大多數(shù)人一邊，要有這種制度設計，否則周期律難破。

另外就是教育和學習，人一旦脫離了勞動，眼光就離開了群眾，久而久之，成為群眾的對立面。這個時候，就要鼓勵他們讀史，也可以開班教學，教育，不僅僅是對學生，當干部的，做生意的，知識分子，都要終生學習，一個是從書本上學，一個是在實踐中學，不但要學中國的，還要去看國外的，學了悟了，就有敬畏之心，看了這些血淋淋的歷史，就會思考，不能走這樣的老路。

南唐后主李煜大家都很熟悉，這個人雖然多才多藝，但是不抓政治，陳后主、李后主、宋徽宗都是能詩能賦的人，相當于書生辦報，做不好事，南北朝、宋、齊、梁、陳等，有幾個從亂世中殺出來的，倒是建了赫赫戰(zhàn)功，知識分子當皇帝，也要下去做事，否則兩眼黑。

宋元明清

趙匡胤得位太容易，他走之后，弟弟趙匡義即位，稱之為“宋太宗”，這個人不會打仗，契丹每次均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辦法，他總是上當，所以失敗的多，還讓楊業(yè)家里八個兒子死了四個，令人唏噓。契丹善用誘敵之法，讓敵人多占地方，他們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等到時機之后滅敵。這種靈活的戰(zhàn)術要學習之。

北宋的詞人都是政治家，后人學的都是什么豪放派、婉約派，實則在政治上都有抱負和作為，司馬光有毅力，用一輩子寫成了《資治通鑒》，中國有兩部大書，另一個就是《史記》，這兩部書，都是作者在不得志的時候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上一些困難，也未嘗不是好事情。如果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胡來，甚至自殺，這就談不上是一個有才氣、有志向的人。

“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資治通鑒》寫的好，雖然站在君王立場說話，但敘事有法，歷史興衰治亂寫的很明白，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經(jīng)驗教訓，每讀一遍，都能獲益匪淺。

司馬光從周威烈王寫起，是因這年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周天子命韓、趙、魏三家為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晉變成合法的了，司馬光認為這是周室衰落的關鍵，“非三晉壞禮，而天下自壞也！”下面做的不合法，但上面還承認，沒有是非，沒有原則，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上面要是胡來的話，下面為什么要老老實實呢？這個道理在任何國家都是適用的。

中國的皇帝有的很厲害，有的就是糊涂蟲，但這也沒辦法，皇帝是世襲的嘛，只要接位的皇帝是糊涂蟲，那么大臣就會胡來，專門做一些傷害老百姓的事情，然后會把責任推倒皇帝身上，“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就是說這些人的，壞的很。

司馬光寫《資治通鑒》功勞很大，但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名聲不是很好，而且喜歡居功，要挾小皇帝哲宗。不過王安石的變法，也沒有考慮全局，“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費”，王安石的主張很明確，就是發(fā)展生產(chǎn)力，但是全局沒有協(xié)調好，地主階級反對，老百姓也沒有享受到改革的利益，出發(fā)點和最終的目的背道而馳了。

南宋有個臭名昭著的人，叫秦檜，但文征明看法不同，說：“笑區(qū)區(qū)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主和的責任不在秦檜，在宋高宗，他要搞安內(nèi)攘外，自己都搞不成抗敵統(tǒng)一戰(zhàn)線，如何攘外？所謂的安內(nèi)，就是私欲，排除異己罷了，他們不懂得搞團結，可惜了岳飛和文天祥這些人，跟著這些蠢人后面，最后只能像陸游一樣的感嘆，“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元末的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很好，對人啟發(fā)很多，這本書不但要看戰(zhàn)爭，還要看外交，還要看組織能力。我從小愛讀三國、水滸之類的書，我和斯諾說：“讀書的時候，老先生討厭這些舊書，但這些書對我影響很大，1910年的時候，我離開韶山，挑的行李中，有兩本書，就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所以我對天下大勢很樂觀，無非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不要把朱元璋寫的那么壞嘛，他是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應該寫好點。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就是朱元璋，他聽了朱升的話，“廣積糧、高筑墻、緩稱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我們在遇到列強圍堵的時候，也提出了這個觀點，“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深挖洞廣積糧是為了自己的發(fā)展，不稱霸，是為了得到全世界的民心。

后人把朱元璋畫一個長長的瘦臉，下垂著一個很大的下巴，厚厚的嘴唇，鼻孔向前張著。這是不是西方傳教士畫的呢，記得歐洲有一段時間，王室里的貴族都長成這樣。陳毅和我講起這事，說：“這個朱洪武啊，是怕有人刺殺他，故意畫成這樣子的?！蔽艺f，朱元璋是放牛娃出身，但是不蠢嘛，要畫好點嘛。

大家都說明代的《金瓶梅》是本不好的書，那要看怎么去看，以前的小說有歷史故事和神話，而這本書都現(xiàn)實題材，是真正的明史，書里面不尊重女性，我們要批判。但是里面暴露出了統(tǒng)治與被壓迫的矛盾，值得警醒。商人們與封建官僚在一起，形成了特殊的勢力，若是沒有約束，就成了社會破壞力，如果和人民站在一起，則是社會進步的力量，作者沒有為他們找到出路，就用因果報應作了結尾，這就是局限性。

我看《明史》最生氣，明朝除了朱元璋、朱棣不大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其他人總是把事情辦砸了， 人們大都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很少有人能夠善始善終。自我革新很難，但難也要去做，明朝后來的皇帝放任不管，很任性，無用功做的越來越多，不上朝，逃避。明朝的人才很多，只是目標不明確，勁沒有往一塊兒使。

明朝的小說興盛，三言兩拍中還宣傳婚戀自由和男女平等，這是一個好的變化。這本小說中，一改傳統(tǒng)對商人不好的印象，寫了不少商人的正面，寫了很多不畏困難的行為，這要鼓勵和提倡，善良、純樸、和人民站在一起，這才是經(jīng)濟的本意，就是經(jīng)世濟民嘛。

李自成是代表農(nóng)民利益的，其失敗的主要原因暴動，以及脫離群眾。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從李自成身上得到的教訓是，不可一勝利了，就驕傲，敵人的武力是征服不了我們的，往往會在糖衣炮彈面前吃敗仗，勝利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康熙平定西北，擊敗俄軍，統(tǒng)一了臺灣，他對西方自然科學也有濃厚興趣，但是他搞文字獄不好。我們今天繼承的這大塊版圖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時牢固地確定了的，這個功勞要肯定。另外他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做的不錯，先團結蒙古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后來又團結了漢族的上層人士，他還全面學習和繼承了當時比滿文化要先進得多的漢文化。

《紅樓夢》我看了五遍，是當歷史書來看的，曹雪芹想補天，但寫的卻是士紳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他的世界觀和創(chuàng)作時發(fā)生了矛盾。古代的多數(shù)小說中，女性都沒有靈魂、沒有個性，作為一個角色、一個生命而言，顯得貧乏而單調。只有在《紅樓夢》里，諸多女性才真正表現(xiàn)為人，充分呈現(xiàn)出社會性、獨立性、思想性，顯現(xiàn)豐滿而真實的性格。

婦女能頂半邊天，管教山河換新顏，我們不需要賈寶玉這樣的青年，他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連吃飯、穿衣都要丫頭服侍，這種全不肯勞動的公子哥兒，無論如何是不會革命的！我們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熱情、有干勁的革命青年。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歷史看。

讀書的時候，受曾國藩的影響很大，他說：“凡人作一事，須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彼麑懙暮芏辔淖郑梢苑旁谀婢持泄膭钭约骸?/p>

近現(xiàn)代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同改良派作了堅決的斗爭，他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現(xiàn)代中國人，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yè)的繼承者。他全心全意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我聽過孫先生很多次演講，他有宏偉的氣魄，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不應該割斷歷史，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ǎn)。

蔡元培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fā)起人之一，蔡元培常常舉辦學術演講會，我擔任過兩次演講記錄員。

章太炎是革命政論家，只是寫的書難讀又難懂，魯迅說章太炎先生的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的還要大”。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楊昌濟先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后來我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天下萬世有大難，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萬世，仁人所愿也！”像楊昌濟這樣的舍己為人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是很多的，他們有很強烈的志向，非救一家，非救一人，而是要救天下。

楊昌濟先生說，中國要改變，必須自下而上，普及全民教育。在說到西方文化，說要根據(jù)國情取舍，要將西方文化中國化，方能推動下去，他反對“留學迷”和“全盤西化”，但也反對“閉關自守”和“國粹主義”。

徐特立是我在第一師范讀書時候的老師，他總是告誡我，要和群眾走在一起，而且還教我讀書方法，“不動筆墨不讀書”，讀書時候不要快，要拿筆在旁邊寫下心得，這個習慣我一直保持著，就是和徐特立老師有關。

黃炎培比我大15歲，我稱他為兄長，在1945年7月4日的時候，我和他有一段對話，這對話估計當今的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環(huán)？這個需要未來更多的中國人參與，來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不要讓黃炎培前輩失望，我相信中國人做得到。

在中國的革命事業(yè)上，女子們是出了大力的，誕生了很多優(yōu)秀的人，宋慶齡、何香凝就是其中的代表。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jù)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

如果僅僅以為魯迅只會批評，那就錯了，要敢于看他的書，不是拿他的言論去論政或諷刺人，而是他說的東西，自己身上有沒有？如果有，那就要改變，若是選擇逃避，甚至不敢看他的書，那就要出問題。魯迅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

魯迅的雜文大部分是針對敵人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nèi)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是可以的。當然要分清敵我，分清楚敵人的批評和人民的批評，不能用敵對的立場和態(tài)度去對待同志，必須用保護人民的事業(yè)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tài)度來說話。

魯迅有自我批評的精神，這個精神十分可貴，自我批評自我革命，十分地重要。

我在北平遇到一個好老師，就是李大釗同志，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里呢？

蔣是不拿我們薪水的反面教員，他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內(nèi)，把中國拖入了絕境。他寫了本書，叫《中國之命運》，他根本不懂中國。不過沒有蔣，中國人民就不能進步，就不能團結起來，就不能武裝起來，是他逼的。 關于其人的評價，包括對我評價，統(tǒng)統(tǒng)都留給后人吧。

馬寅初說人口是不是可以計劃生產(chǎn)？這可以進行研究試驗。但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fā)展下去，10年后有8億，50年后有26億1千900萬?！?后來我提醒他，不要再說這句話了，生育計劃要提倡，似乎數(shù)學推理不是這樣計算的，需要有一個動態(tài)的方法核算。

陶行知教育搞的好，他說：“中國100個人中，有85個住在鄉(xiāng)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也就是到鄉(xiāng)間去的運動?！?/p>

陶行知說：“中國鄉(xiāng)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xiāng)村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nóng)的，他教人分利不生利，教農(nóng)民子弟變成書呆子?！苯處煈撟鋈嗣竦呐笥?，鄉(xiāng)村學校應當做改造鄉(xiāng)村生活的中心，鄉(xiāng)村教師應當做改造鄉(xiāng)村生活的靈魂。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給我印象很深，他說，“作文需言之有物、不要無病呻吟、務必去掉濫調套語、不避俗字俗語”。在反對八股中，我多次引用。

梁漱溟對中國社會歷史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他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路。而我認為，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

陳永貴搞出一個大寨來，很好。

向雷鋒同志學習。

國外

我看過克勞塞維茨的《戰(zhàn)爭論》，1960年，和蒙哥馬利探討起此人，克勞塞維茨說：“戰(zhàn)爭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的繼續(xù)”，這個講的很對，后來我就引用了，改成了更容易懂的話，“戰(zhàn)爭是流血的政治?！?/p>

張伯倫過去一心一意地想搬起希特勒這塊石頭，去打蘇聯(lián)人民的腳，但是最后打到了自己的腳上。他這樣的人，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英美法他們要坐山觀虎斗，就推動德國去打蘇聯(lián)，等他們打的精疲力竭的時候，他們就出來收拾時局，這些陰謀家一向如此，沒有是非道德，只搞利益，將來也是這樣，為了利益，說的話都是顛倒是非的。不過反動政策的發(fā)展規(guī)律，最后都是以害自己而結束。

羅素是知名的大學者，來長沙演講，說反對工農(nóng)專政。說可以用教育的方法，讓有產(chǎn)階級自己覺悟，這樣就能避免戰(zhàn)爭，避免流血。我對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理論上說的通，事實上做不到?！?/p>

教育上要行得通，西方就不會出現(xiàn)過剩危機了，在中國也是同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靠他們覺悟，實在是行不通。

蘇聯(lián)過去把斯大林捧的一萬丈高的人，現(xiàn)在同樣一批人，一下子給他貶低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nèi)也有人跟著轉。對他的評價，我認為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yōu)楹谩?/p>

羅斯福是一個英明的人，他把孤立主義傳統(tǒng)的美國，轉變成反法西斯聯(lián)盟的支柱之一。

蒙哥馬利說：“一個國家，一支軍隊至關重要的是領袖，人民并不總是知道對他們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領袖必須做出決定?！钡也徽J同，我認為：“人民的意志最重要，當人民信賴一個人時，他們就會接受他的領導和決定，否則，人民就會反對他?！?/p>

杜勒斯是搞和平演變的，他鼓勵蘇聯(lián)內(nèi)部起變化，杜勒斯說，要用文化和法律代替武力，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等手段來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1958年，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亞州商會上發(fā)表演說，要用和平的手段讓蘇聯(lián)瓦解。杜勒斯又在給我們上課了，關于和平演變，帝國主義說，第一代第二代沒希望，但第三代第四代又有希望了，帝國主義這個話靈不靈？我們希望不靈，但也可能靈。

破除杜勒斯的和平演變，要盡快發(fā)展生產(chǎn)力，同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

戴高樂人還不錯，有勇氣和美國鬧獨立，不聽美國的指揮棒。但他也有缺點，把軍隊的一半放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戰(zhàn)爭，他還在搞殖民。

赫魯曉夫這個人有膽量，但也能捅婁子，這個人脾氣大，說話傷人，他將一把刀子丟給了反動派，估計他日子也不太好過。

說尼克松改變了世界，我看是世界改變了他。要不，他隔海罵了我們好多年，為什么又要飛到北京來？我歡迎尼克松上臺，為什么呢？他的欺騙性也有，但是少一些，你信不信？他和你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

尼克松到北京來，說我改變了世界，我回復他道：“我沒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我只改變了北京郊區(qū)幾個地方?！备淖兪澜缫澜缛嗣駡F結起來，不是一兩個人就能辦到的。

自我評價：

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到了1918年才接觸馬列主義，我不是天才，我的想法都是從群眾中間學來的，沒有群眾的支持，也走不到今天?！睹x》出版后，我就說了，“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思想，是千百萬烈士用鮮血寫出來的，這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p>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我也是一個甚為不足的人，外國文，還沒有學通，經(jīng)濟工作也剛開始學，對于這些，我也要改，也要進取。我這個人啊，以后有人說我好處占百分之七十，壞處占百分之三十，我就很滿足了。

寫者注：

毛主席讀書有批閱的習慣，他讀書量非常之大，有些點評只有一兩個字，也找不齊，所以總的來說，不足千分之一。另外他對同時期的同志們評價也非常多，這里就不放上去了，也不是很適宜吧。若要看，選集里是有的。

總的來說，他對人物的點評出發(fā)點，不是個人的好惡，而是客觀的。 比如他小時候讀書，說他崇拜的是梁啟超和康有為，后來他遇見了胡適，說，“自從遇見了胡適，胡適的文章在我的心目中取代了梁啟超和康有為”。其實胡適后來要走的路，和他完全不一樣，胡適對群眾路線也毫無興趣，但是他還是肯定了胡適對他的影響。

他的很多問題看的很準的，比如對赫魯曉夫的前途預測，以及蘇聯(lián)的分崩離析，都作出了提醒。在五六十年代，他就說了，美帝國主義想來硬的肯定不行了，他們一定會搞和平演變的，一定會滲透，讓自己人先亂起來，這些后來都被證實了。

但是他并不認為他說的什么都是對的，任何理論都要跟著時代一起去發(fā)展，尤其是方式方法要有新變化，但是怎么變？也不是拍腦袋，要調查研究，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做調查。

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就是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語錄是不能治理國家的，只是激發(fā)起大家愛學習的習慣，任何一個人的語錄，是跟隨著他的成長環(huán)境而誕生的，而環(huán)境總是變化的，比如以前要解決群眾吃上飯，后來要解決吃飽飯，以后要解決吃好飯，再到后來，要解決群眾的精神需求，所用的方法肯定不一樣。

但方法不是辦公室里想出來的，解決哪里的問題，就要去哪里！比如解決農(nóng)村問題，全國的農(nóng)村還不一樣，有湖區(qū)，有山區(qū)，有丘陵區(qū)，想要解決哪個村子問題，就得在那個村子待上一段時間，問問老農(nóng)，怎么做，才能過的更好，讓農(nóng)民自己提出方法，然后干部總結，可以先試點，好了，就在這個村子推廣。

如果工人積極性不高，也不要說別人懶什么的，也要去車間待一段時間，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當今最忌諱的是從未到過田間的人指導農(nóng)業(yè)，從未下過車間的人來搞工會，這樣都是做不好，最后還產(chǎn)生矛盾。

中國是一個大國，不能活在西方人制定的標準里，如果他的標準，會讓你過得更好，我想，他們還沒有那樣的好心吧。西方列強做的國際秩序，更多的是“不平等條約”，你看法國和非洲的交往，歐洲和拉美的交往，美國和世界的交往，都是如此，他占你便宜，你未必能占到他便宜。

所以中國人要有自己的國際標準，我們的標準是“平等條約”，不要做欺負人的事情，你欺負人，時間長了，就沒人和你交往。但也不能讓別人一直占便宜，別人喜歡占便宜，他就獨立不起來，發(fā)展不起來，一個國家要想發(fā)展好，都是要靠本國人民的，而不是靠施舍的，這個道理，要講給每個人聽。

要有自己的觀點，我們不站隊，但是要有明確的是非善惡的觀點，生意是生意，道德是道德，不能和美國那樣，有生意做，就不要道德，沒有基本是非觀的國家，是不值得被尊重的。

有問題不用怕，有困難不用怕，上下五千年，哪天不遇到問題，哪天不遇到困難，怕就怕在把頭埋起來，裝作看不見，遇上困難繞著走，最后遇上大困難，就要栽跟頭了。

總而言之，要多聽人民呼聲，要站在大多數(shù)人一邊，他們是最愛這個國家的，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依靠群眾這條線路，但是依靠群眾之后，你要服務群眾，不能光索取，不付出，要把人民時刻放在心上，隨時接受人民的監(jiān)督。

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這個系列結束了，喜歡的大家贊賞一下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