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傅作義受傳統(tǒng)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

　　傅作義生于1895年，時值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他在國家民族任人宰割、欺凌的年代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傅作義6歲入私塾受啟蒙教育，10歲入榮河縣立小學堂，13歲入運城河東中學堂。課外他喜讀《三國演義》、《說岳全傳》、《水滸》等小說，書中人物的忠義之行和愛國精神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后來的抗日活動中，他常以岳飛的言行和精神來鼓勵自己和部將，由此可見傳統(tǒng)歷史文化對他的影響。1910年，15歲的傅作義決心棄文經武，毅然考入了山西陸軍小學。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fā)，他滿腔熱誠的投身革命，剪掉了辮子，參加了光復山西的起義。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后，傅作義又謀劃刺殺袁世凱，但未遂愿。傅作義在陸軍小學畢業(yè)后，升入了北京清河陸軍中學，后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1918年畢業(yè)，時年23歲。

　　“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在傅作義身上體現(xiàn)了出來。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東三省三個月即淪陷敵手。對此，傅作義痛恨之極，在綏遠向所屬部隊全體官兵進行抗日動員，響亮提出“寧做戰(zhàn)死鬼，不做亡國奴”[1](P4) 的口號，并規(guī)定部隊早晚點名后，齊聲高呼:“誓保國土，以盡責任，不惜犧牲，以雪恥辱”[2](P4) 。同時，專就對日作戰(zhàn)的戰(zhàn)術，開展戰(zhàn)前大練兵。這些行為，都充分表現(xiàn)了傅作義大義凜然的愛國情懷。

　　1933年，日軍侵占熱河。我長城一線遂宣告急。傅作義將軍于1933年1月5日，主動要求率部抵抗侵略。5月初，傅作義率35軍開赴北平外圍的密云、懷柔一線戰(zhàn)場，同日軍西蒙義一師團展開惡戰(zhàn)。敵人在飛機、大炮、坦克、步兵的協(xié)助下，日夜狂攻，我官兵愈戰(zhàn)愈勇，擊退了西蒙義一的14次進攻，最終守住了陣地，取得了勝利。但是，就在痛擊日軍之時，南京國民政府竟與日方達成了停戰(zhàn)協(xié)定，要求傅作義諸部撤出陣地。后來，經過交涉，決定雙方同時后撤，傅作義才忿然下令撤兵。

　　長城抗戰(zhàn)結束后，日本將它的侵略魔爪又伸入綏遠，這更激怒了具有強烈愛國之心的傅作義。在多次請纓未成之后，他決定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商討反擊問題。1936年11月8日便召開營以上軍官秘密軍事會議，會上傅作義堅定的表示:“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綏東、綏遠，是我全軍將士的恥辱。愛國軍人守土有責，我們一定要打!”[5](P5) 最后會議決定，進攻侵略綏遠的日軍。

　　二、國民黨政府對日態(tài)度的轉變

　　傅作義能夠領導綏遠抗戰(zhàn)取得勝利，和華北事變后國民黨對日政策的某些轉變，特別是國民黨政府最高當局蔣介石和晉省當局閻錫山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華北事變后，日軍更加咄咄逼人，不斷擴大其勢力范圍，這必然就加劇了它與英美帝國主義的利益沖突，而英美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又左右著蔣介石政府的政策。1936年7月10日，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二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作了《御侮之限度》的演說，他說他不能簽訂承認“滿洲國”的協(xié)定。指出“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證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決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xié)定，并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損害領土主權條約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后犧牲的時候?！盵2](152) 此后，蔣介石又指示外交部長張群在與日方談判時還特別強調應提請日本政府必須注意“嚴肅取締綏遠事件發(fā)生”。9月18日，南京政府頒布命令，對傅作義在綏省“剿匪安民，保固邊圉”的行動表示嘉獎和鼓勵。10月21日，蔣介石又致電閻錫山，指出“綏遠敵志在必得，且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3](P337) ，令閻錫山應“乘敵準備未完之前，決以優(yōu)勢兵力由平泉地附近向東取積極攻勢，并以有力部隊由豐鎮(zhèn)進至興和，折斷偽匪南北兩路之聯(lián)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占領綏遠之企圖”。[4](P337) 蔣介石這種對綏遠抗戰(zhàn)的主動的態(tài)度，無疑對傅作義領導綏遠抗戰(zhàn)取得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晉系軍閥閻錫山為了切身的利益，對綏遠抗戰(zhàn)也給予了一定的支持。1936年10月25日，在傅作義向他請示機宜時，他指示到:“以最近所筑的國防工事為據(jù)點進行抗戰(zhàn)，但不要主動出擊，以免激怒日軍大舉進犯，甚至將戰(zhàn)火燃燒到山西?！彪S后，閻錫山命令王靖國的第19軍、李服膺的第68師及獨立第7旅、第8旅等部為援綏部隊，先以第68師入綏，其余各部開赴晉北大同附近集結待命。閻錫山為了保住在山西的統(tǒng)治地位，利用晉綏人民的抗日情緒，以母親的名義動用家私遺產支援綏遠抗戰(zhàn)，他對外聲稱:“奉慈母云:國難嚴重，……. 應即將爾父遺產八十七萬元捐作救國之用，諒爾亦必樂為也”[4](P337)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閻錫山確以實際行動推進了綏遠抗戰(zhàn)的勝利。

　　可以說正是由于國民黨多方人物對綏遠抗戰(zhàn)的積極態(tài)度，除卻了傅作義的后顧之憂，堅定了他的抗戰(zhàn)信心。

　　三、中共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張和全國人民援綏運動

　　1935 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國共產黨就提醒全國人民應注意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正在積極實行成立“蒙古國”和“華北國”的計劃。中共不僅從宣傳上，而且從實際行動中給予傅作義以相當?shù)脑?931年，共產黨員王若飛在包頭被特務逮捕，傅作義沒有象蔣介石對待陳延年等人那樣加以殺害，而是判刑了事。王若飛在歸綏“關押”期間，不斷寫《勸傅作義抗戰(zhàn)書》等信件給傅作義，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傅作義也有書信往返，與王若飛共同探討救國道路，這對傅作義堅定抗戰(zhàn)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底中共加強對內蒙工作的領導，傅作義的秘書中就有潘紀文、王一然、烏蘭夫等二十多名共產黨員。這些人幫助傅作義為抗日做準備，并以發(fā)動民眾的方法訓練鄉(xiāng)建指導員和“壯丁”，先后四期培訓出鄉(xiāng)建指導員 1200余人，壯丁10萬余人。這些人在中共的領導下，幫助傅作義領導綏遠人民修筑了綏東、歸綏等地的國防工事，這就為后來綏遠抗戰(zhàn)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1936年秋，當局勢最緊張的時候，中共中央派南漢宸秘密來綏，攜帶毛澤東的親筆信鼓勵傅抗戰(zhàn)到底。信中寫道:“近日紅軍漸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日，弟等決為后援?！盵5](P82) 兩個月后，毛澤東又致函傅作義，對其領導的初期對日作戰(zhàn)予以高度評價:“日寇西侵，國難日亟。先生統(tǒng)帥師旅捍衛(wèi)邊疆，今夏小試鋒芒，以使敵人退避三舍。觀乎報載以死繼之之言，躍然民族英雄之抱負，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王，氣為之壯，誠屬可敬可賀?！盵1](P7) 紅軍的支持，對傅作義無異是雪中送炭，使傅作義得以把駐守在陜、綏邊界用以對付紅軍的部隊盡數(shù)東調，開赴抗日第一線。

　　1936年9月，上海救國會發(fā)動三百個宣傳隊走上街頭，進行援綏抗日宣傳。接著，在華北、西北、華南等地，在當?shù)鼐葒鴷念I導下，也掀起了風起云涌的群眾性援綏運動。北平的學生募集萬件皮衣，各地女校趕制絲棉背心，上海學童捐助買早點和糖果的零錢，窮苦同胞節(jié)用汗血微資，援助綏遠抗戰(zhàn)?？梢哉f，全國人民的這種以輿論為先聲，以募捐為主要形式的援綏運動，不僅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進一步高漲，使全國的軍民達到了空前的團結，更給了傅作義抵抗到底的決心和勇氣。

　　傅作義綏遠抗戰(zhàn)的勝利，是主客觀共同作用的結果。主觀方面，傅作義長期受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使其具有強烈的民族愛國意識，在面臨綏遠危機時憤起抵抗?？陀^方面，國民黨多方人物的支持，共產黨的幫助以及全民援綏運動的推進，為傅作義解決了后顧之憂，使其堅定了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并最終取得了綏遠抗戰(zhàn)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