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爭磨礪了技術，技術武裝了軍隊。而軍隊則將戰(zhàn)爭推向一個又一個的高峰。

人類海軍的發(fā)展，特別是中世紀到大航海時代的海洋軍事化的發(fā)展，特別能夠說明為什么海軍會被稱作技術型兵種。如果有人說，大航海時代的海軍對于專業(yè)技術的要求很好地體現在對導航、定位知識性人才的需求和對火炮等技術性質的武器裝備的使用上。

那么中世紀的海洋軍事學說的發(fā)展則印證了這個命題的另一面——即依托船只技術發(fā)展近岸海戰(zhàn)相關軍事技術，以及在這些軍事技術的基礎上源源不斷地形成新的戰(zhàn)法。

在歐洲尚沒有遠洋航行能力和大規(guī)模使用熱兵器的時候，為了控制和利用海岸線，中世紀的地中海沿岸國家均在不同程度上組建了海軍，并強調對海洋的軍事控制。

目的則很簡單，保證航道安全，防止敵對國家勢力通過海路輸送兵力，以及方便本國本勢力將地面部隊輸送至敵對方范圍內，完成封建時代的軍事跨區(qū)域“快速部署”。

本文將從典型幾個中世紀國家的地中海海洋爭霸歷史說起，介紹中世紀時期人類海軍的樣貌。

第一節(jié) 威尼斯的造船業(yè)

中世紀前中期航海的興盛和當時繁榮的商貿航道密不可分。而提起商業(yè)，就不得不提及在地中海航運及商貿歷史當中占據頭把交椅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中世紀時期一度為造船業(yè)重地，以航海和商貿為生的威尼斯商人以及其組建的威尼斯商船隊為地中海沿岸各國提供的航海技術和航海服務也占據了相當之大的比重?？梢哉f，在近岸海軍和近岸海洋軍事學說的發(fā)展過程中，威尼斯形成了最為重要的基調。

而威尼斯造船業(yè)重地的這個殊榮，一方面來自于威尼斯的地理位置，潟湖附近對于亞得里亞海周邊地區(qū)的聚落來說是一片天然良港，另一方面則是來自于威尼斯人的生活傳統(tǒng)。

羅馬時代的威尼斯不過是漁民在風暴天中尋找的幾處棲身之所，但隨著匈奴西進，亞平寧半島淪為在匈奴人、哥特人、羅馬人和倫巴第人的金戈鐵馬中戰(zhàn)火連天的遭難地，更多的人選擇躲入亞得里亞海北部的一片潟湖和群島間尋求庇護。早期的威尼斯社會就這樣形成了。

進入公元11世紀前，關于威尼斯的歷史記錄不算多。而公元4世紀時，一份來自拜占庭外交官員的陳詞描述了威尼斯人迥異于歐洲大陸當中宗教和封建社會的生活方式——威尼斯人不僅能夠掌握亞得里亞海北部的豐富漁業(yè)資源，還可以憑借豐富的航行經驗和高超的行商、談判技巧通過內河航運以及近海航行到處販賣商品。而到了11世紀后半葉，威尼斯人已經有了相當強大的造船能力，并在地中海世界擁有了強大的影響力。

所以繁榮的海上貿易成為了催生大體量造船業(yè)的搖籃，這一因果關系的例證直接體現在1202年教宗英諾森三世發(fā)動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上。

戰(zhàn)爭發(fā)起前，當時的威尼斯執(zhí)政官丹多洛熱忱地歡迎十字軍進行東征，并從他們手里接下了接近十萬馬克（在當時可以說是法蘭西一年的財政收入）的航運訂單。有十字軍血統(tǒng)的丹多洛甚至更加激進地派出了幾十艘武裝槳帆船，要求威尼斯人一起參與十字軍東征。

而這筆巨大的訂單可不能僅僅使用威尼斯人平時用的槳動力商船來完成了。在整整十三個月的準備時間中，丹多洛以舉國之力進行擴軍備戰(zhàn)行動。因為威尼斯的造船廠大部分由私人所有，威尼斯政府僅規(guī)定船只的標準規(guī)格，戰(zhàn)時會按需求征用民船商船。而水手也多數是臨時征召的。

但在天價訂單的面前，威尼斯的船廠和航行家們被充分的動員了起來。大量木材、瀝青、帆布和鐵被投入到造船廠當中去，滿載冷杉和落葉松的運輸船一度有堵塞流入潟湖的河流的趨勢。大批量的槳帆船、圓船、輕量的風帆船被制造出來，整裝待發(fā)。

這些艦船的建造有一處值得注意的細節(jié)。

1973年，隨著對一艘11世紀商船殘骸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人們研究發(fā)現，這艘船并沒有采取像更早期的古船一樣將船殼做陰陽榫銜接、然后插入船架固定的建造方式，而是采取了先造船架，再往船架上固定船板的建造方式。

造船工藝由先造船殼后綁船架轉向先造船架后鋪船殼的改進，在當時意味著造船工藝要求的降低，同時也意味著更高的造船效率和成船良品率。威尼斯人在大批量建造新船的過程中就采取了這種建造方式。由此也能夠解釋威尼斯人是如何能夠為數萬名十字軍提供300艘左右的船只的。

十字軍當時同威尼斯人的約定就是從威尼斯出發(fā)，不計水手滿載33000人的船隊將駛過亞得里亞海，直插埃及——此后因種種變故轉而攻擊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比起主要在海上進行戰(zhàn)斗、爭奪海洋控制權的海軍攻擊群，這種船隊更像是一個大型的兩棲打擊群。

在遠征過程中，十字軍需要乘坐尺寸不一、配有艏樓和艉樓的高側舷圓船；馬匹則要裝進改裝了鉸鏈式艙門、吊索，并經過防水處理的槳帆船當中。如此安排的目的，是方便十字軍在船只靠岸后就能夠沖出船艙，在地面形成沖擊力量，以讓敵人措手不及。

在船只的首尾添加艏樓和艉樓的設計在13世紀逐漸鋪開。起初這種給船只上加個塔樓的設計只起到偵察作用，但隨著越來越密集的海戰(zhàn)，艏樓和艉樓的設計也更加傾向于“在船只上建造一座軍事城塞”。

“軍事城塞”逐漸和船殼融為一體，本身是為了中世紀海戰(zhàn)當中的跳幫戰(zhàn)（接舷戰(zhàn)）而不斷被優(yōu)化設計出來的，只要敵人踏上甲板，船只守軍就可以進入艏樓和艉樓，使用弓箭、石頭和瀝青等對甲板上的敵人繼續(xù)造成殺傷。

而威尼斯人提供的“兩棲打擊群”的護航船，則多數是輕量的槳帆船。中世紀的槳帆動力船在西歐、南歐多數地區(qū)的稱呼也被音譯為加萊船。這種船通常以槳為主要動力，風帆為輔助動力。人力為主的動力使得船只用于安置劃槳人員的空間過大，且船身越大、越重，速度就越難以提起來。

一般來說，恰恰是因人力導致的補給困難，使得槳帆船無法進行遠洋航行。而這種技術限制的另一個體現，則是因甲板無法比擬大航海時代的風帆動力艦，而只能安裝較少的固定武器，如投石機、弩炮等。

威尼斯人造的加萊船吸收了拜占庭海軍的造船經驗，一般一艘加萊船要塞進150多名或更多的槳手，由幾名槳手同時操作一支重型船槳，較長的船體既可以用來搭載士兵、設置一定固定武器，也能直接拿來運輸貨物。

當全船槳手在皮鞭和有節(jié)奏的呼號聲中保持一致動作進行劃槳時，結合加萊船的風帆動力、通常來說不設置大型艏樓和艉樓的設計，其能夠獲得最大8節(jié)左右，平均4節(jié)左右的航速。

故戰(zhàn)船也順應了這種速度，一邊做盡可能的輕量化設計，一邊又延續(xù)了古典時期的船只撞槌部分，但進行了優(yōu)化——盡管撞錘的應用在11世紀后的地中海就逐漸減少，13世紀后更是罕見了。

大部分戰(zhàn)船，即使要進行撞擊戰(zhàn)斗，也會選擇安裝重型支柱，這既是戰(zhàn)法的改進，也有先造船架的造船工藝下再行安裝撞槌會引起船殼震動，嚴重的話會導致船殼散架的原因所在。

古典時代的船只因先建船殼、再接船架的建造技術和時代本身的工藝水平問題，導致船身通常不夠穩(wěn)固。船只利用海浪勢能或大風沖撞向敵船，這對于敵船來說也是毀滅性的傷害。13世紀后的船只因建造技術改進，這種“毀滅性”的撞擊影響比較小了。

但面對當時的船只多用木材建造，只有在少數位置才會鋪設防護性質的鐵皮的狀況，撞角仍然能夠發(fā)揮一定作用。當撞角或者支柱沖進敵方船身，船舷相接，士兵們亮出刀兵的時候，中世紀真正的“海戰(zhàn)”，或者說“還上陸戰(zhàn)”就這樣進入了高峰。

同一時期的艦船設計思路和以跳幫戰(zhàn)、接舷戰(zhàn)為主的海戰(zhàn)思路相互補充，又在戰(zhàn)爭過程中相互促進。但是，不論艦船如何設計，其動力都無法脫離槳帆的范疇；不論戰(zhàn)法如何精進，其打擊方式都因沒有遠程火器而超越“海上陸戰(zhàn)”的界限。

這能夠同時說明，中世紀時期的海戰(zhàn)就是為了讓船只高速接近敵船，然后命令士兵跨過船舷，跳上敵船進行搏殺嗎？

這個單純從中世紀海戰(zhàn)戰(zhàn)術背景和以技術限制為基礎的戰(zhàn)法出發(fā)的答案，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弓弩技術的進步使得中世紀的海戰(zhàn)有了另一種形態(tài)，即接近敵船后，船上的弓弩手、投石器會向敵船上的士兵射擊。

整個過程即使拉開距離，也可以說是硬碰硬的過程。因為當時的槳帆船即使有甲板，也多數是單層甲板，使用槳帆船進行機動的士兵通常缺少以船只為依托的防護，所以弓箭、弩箭、石塊之類的拋射武器能夠給暴露在外的士兵予以很大的殺傷。

但依托圓船等船只進行機動時，如果躲進艏樓和艉樓，士兵們通常又無法發(fā)揮出更多的“火力”，即無法使用等量或更多的弓弩石塊進行反擊，固也必須增強己方在同一時間的拋射武器投擲數量。

“硬碰硬”也有技巧，這既是在說弓弩手們要保持一定陣列，輪替進行射擊等，也有水手們的功勞——水手們會在整個船只的“接敵運動”當中不斷操控戰(zhàn)船駛向上風向位置，占據風向優(yōu)勢，以方便己方的拋射武器能夠打到更遠的距離。使用現代一些的詞匯來描述，則是延長己方火力投射距離，保持對敵的火力優(yōu)勢。

海戰(zhàn)也并不是像陸地戰(zhàn)斗那樣具有一些儀式性的味道在內，最突出的表現是中世紀混戰(zhàn)各方基本不在海戰(zhàn)當中接收俘虜。一些熱那亞弓弩手被俘虜后，敵方將領第一時間下達的命令是砍斷他們的雙手，戳瞎他們的眼睛，因為留著這些雇傭兵，最大的后果是他們又會被召集回去，然后站在船舷旁邊繼續(xù)把弩矢射向自己。

當然，馬可波羅是典型的例外。他作為威尼斯一方的參戰(zhàn)人員參加了威尼斯同熱那亞的戰(zhàn)爭，在戰(zhàn)爭中被俘虜。正是在獄中，他創(chuàng)作出了可以說影響歐洲歷史進程的《馬可·波羅游記》。

而直到今天，我們則可以通過觀察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當中十字軍陣營海軍的戰(zhàn)斗過程，來看當時的人類海軍是如何使用這些各具特色，也殊途同歸的船只組織戰(zhàn)斗的——特別是除登陸行動外，中世紀的海軍針對水域沿岸城市發(fā)起的軍事行動。

就在以各式圓船為核心，威尼斯槳帆船為護航船的船隊歷經一年有余準備完畢，正磨刀霍霍準備施展各式戰(zhàn)法技藝時，十字軍卻毀約了。預定的出發(fā)時間過去了數月，實際到威尼斯的十字軍集結人數才不到三分之一。盡管十字軍方面一再承諾，但威尼斯人等不了。

因為十字軍下的航運訂單并不是預付款項的，威尼斯人在重重的負債壓力下最終攛掇十字軍當中的一部分先打亞德里亞海北部東岸的基督教國家拉扎，而后當十字軍將矛頭指向拜占庭帝國時，他們緊緊地跟上，并要求進城劫掠財富，或者獲得十字軍戰(zhàn)果的一部分。

1203年6月23日，如果從君士坦丁堡的城墻上向外望去，就可以看到遠處令人震撼的一條黑線——它們是裝載了一萬余名十字軍戰(zhàn)士，從西方沿著博斯普魯斯海峽挺進的威尼斯船隊！

十字軍第四次東征的高潮隨著傀儡安格洛斯不被拜占庭人承認而到來，高聳的城墻上沒有人夾道歡迎來自另一個基督教國家的士兵，迎接他們的只有一輪又一輪鋒利的箭矢。

威尼斯人作為十字軍海軍實際上的話事人，他們的作戰(zhàn)計劃也非常明確。君士坦丁堡的對海防御依賴主城高大的城墻，但只要進入其船只停靠的內港金角灣，那里就有一段低矮一些的城墻，封閉金角灣的鐵鏈所在的塔樓，以及聯通內城的交通要道。這些內容其實可以統(tǒng)稱為軍事學說當中的關鍵地形，關鍵地形形成了戰(zhàn)場上的關鍵節(jié)點。

而十字軍海軍要做的則是在攻城戰(zhàn)斗中突擊并控制關鍵節(jié)點，然后利用這些關鍵地形，將十字軍的地面單位輸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墻后面去，或者突破拜占庭人的防線。

那么，十字軍海軍是如何做到控制這些關鍵地形的呢？

威尼斯人選擇在一個早晨從水路進軍，由加萊船拖著運輸船向金角灣方向行進，輕量的護航槳帆船在運輸船兩側屏護來自岸上的攻擊，并持續(xù)不斷壓制拜占庭弓箭手的反擊。

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在塔樓附近的郊區(qū)投放地面部隊，由地面部隊攻擊塔樓、斬斷鐵鏈，破壞金角灣入口的障礙物，后十字軍的大部隊就可以由金角灣長驅直入，尋找有利的進攻點攻城。

這毫無疑問是一場海陸聯合戰(zhàn)斗——而當時海軍的任務就是輔助陸軍對這些關鍵節(jié)點進行突擊。我們可以清晰地得知加萊船等“兩棲打擊群”的護航船，也是海洋戰(zhàn)斗當中的戰(zhàn)斗船在如此規(guī)模的大型戰(zhàn)役中的核心任務所在，即掩護運輸船只到岸輸送陸軍、從近岸利用船上武器掩護陸軍進行攻城。

而圓船等運輸船則充當了進攻過程中坦克或步戰(zhàn)車一樣的作用，即通過改造船體讓固定的重型武器上船、經戰(zhàn)船牽引作為快速沖擊載具的方式為陸地戰(zhàn)斗提供強大的“火力”支援，以及向岸上直接投放十字軍的騎兵部隊。

而基于大型船只這種“改裝潛力”較高的載具平臺，威尼斯人也擁有其他可以用于支援或投送兵力的技術。

威尼斯人和十字軍拿船的桁端在大型船只上搭建了“飛橋”。這是一個用木板連接起來，使用獸皮和帆布包裹用于防御投擲武器和拜占庭人的“希臘火”攻擊的，能夠升至船的桅桿頂端的可供弓弩手射擊的平臺。

必要時，它也可以在威尼斯的大型船只靠近?；菈笞鳛楣コ怯玫脑铺輥硎褂谩ａ槍；菈Χ蔚墓コ菓?zhàn)斗發(fā)生時，就是由三艘威尼斯人的帆船率先沖擊至城墻下，后用飛橋撞擊到城堞上形成了步兵可以利用的通路。步兵利用船和通路完成了整個屬于中世紀的沖擊流程，然后他們開始到城墻上同拜占庭人血戰(zhàn)。

從威尼斯為十字軍東征以新建造工藝和舉國動員準備船只的過程，到君士坦丁堡攻城期間十字軍海軍各型艦船高低搭配、各行其職的戰(zhàn)斗方式，均能夠使人感性地理解什么是“海上陸戰(zhàn)”。沒有遠洋船導致軍事行動必然以各個補給良好的城市等陸地目標為戰(zhàn)略節(jié)點，海軍的戰(zhàn)斗方式受裝備技術制約，這些因素均導致了“海上陸戰(zhàn)”成為一種必然的戰(zhàn)斗形式。

而海戰(zhàn)未能獨立于陸地戰(zhàn)斗的戰(zhàn)略背景和戰(zhàn)略目標的狀態(tài)，也深刻影響了中世紀時期海軍的組織建設。

第二節(jié) 拜占庭的海軍

在中世紀，造船、招募水手并維持訓練來組建艦隊本身就是一種異常昂貴的建軍方式。造船、訓練都意味著大量勞動力會脫產，這些人力資源不會在船上生活和訓練的同時還生產糧食，以及可以擅自脫離戰(zhàn)斗序列，跑到歐亞地中海沿岸的世界各地去進行貿易活動來交換商品。

所以對于海戰(zhàn)需求不算大的國家來說，指揮成建制的海軍的意義就是打開一條令敵人意想不到的通道，然后將地面部隊像尖刀一樣插入敵人的心臟地帶，奪占占據重要航道、補給通道的、以城市為主要形式的戰(zhàn)略節(jié)點，或者以更短的距離發(fā)起急襲行動。那么維持一支常備海軍確實也沒什么必要，只是徒增財政負擔罷了。

地中海沿岸的商貿國家通常就是這么做的。他們僅在平時保留少量的軍事船，用于護航及應對海盜活動，戰(zhàn)時才按標準或直接征用商船組建“聯合艦隊”。這里的“聯合”顯然不是軍種或者兵種間的聯合，而是軍事組織和民間主體的聯合。

然而，國防建設總的來說決定于國家安全態(tài)勢、安全需求和國家生產力水平，這個規(guī)律在中世紀時代也同樣奏效。在地中海以外，以英國為例，為抵御維京人常年的劫掠甚至大規(guī)模入侵行動，英國也組建了一支常備艦隊，就像是陸地上的邊防軍一樣防備這些彪悍的海盜的進攻。

公元7世紀的拜占庭帝國就面臨和穆斯林世界以及薩珊波斯的嚴重沖突。與此同時，拜占庭帝國內部則因宗教意識形態(tài)問題而導致社會凝聚力不斷被削弱。在強大的內外部共同壓力下，拜占庭帝國也不得不放棄地中海西部和中部可以被控制的航線。

被削弱的軍事行動和商貿活動同樣導致了拜占庭帝國海上力量的萎縮，拜占庭船只的數量一度越來越少——諷刺的是，能夠支撐拜占庭帝國開創(chuàng)的基石之一，恰恰是達達尼爾海峽戰(zhàn)役當中君士坦丁指揮200艘槳船以弱勝強的軍事勝利。

也正是在這種壓力下，拜占庭帝國組建了一支需要應對時刻會發(fā)生的戰(zhàn)爭的常備艦隊——“卡拉比西亞諾伊（（Karabisianoi，意為戰(zhàn)艦上的?）”艦隊。艦隊所用戰(zhàn)船基本由公元5世紀時拜占庭帝國主力艦“德羅蒙”（Dromon）——一種單層甲板快船發(fā)展而來。

到了公元7世紀時，頻繁的戰(zhàn)爭令主力船型有了些許迭代更新的動力：能夠有效保護載員的甲板進行了加固；主要動力依然保持兩列槳的同時，拆掉了撞槌，更換為在吃水線以上的重型支柱用于接舷戰(zhàn)斗時撞碎敵船的舵和槳；平均每艘船要搭載一百余名甚至兩百名槳手，并以三角帆作為輔助動力。

因為穆斯林崛起過程中接觸的船只和航行技術也基本是拜占庭帝國的技術，故同時期的穆斯林艦船也沒有超脫拜占庭帝國艦船設計的框架，只是船型更大，速度也更慢了。

關于卡拉比西亞諾伊艦隊的歷史文獻記載目前還不算明晰，一些有依據的推論認為艦隊的指揮結構是非常接近于古羅馬“都督-百人隊”結構的，總體來說和陸軍類似，由一名將軍領導。整個艦隊的任務側重于維持乞里奇亞和古敘利亞沿岸的安全。

卡拉比西亞諾伊艦隊的缺憾自其核心任務確定以后就暴露出來了——僅存一支的大型艦隊，在不改變指揮結構、補給體系的前提下，必須要有一個眼光超前的人為其確定戰(zhàn)略方向，并且切實部署到該方向并完成任務才能夠完整發(fā)揮自己的作用。但這種理想狀態(tài)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同阿拉伯世界的對壘中，僅君士坦丁堡就經歷過數次圍城。艦隊逐漸轉移到君士坦丁堡，執(zhí)行首都衛(wèi)戍任務成了一個必然趨勢。

但是艦隊在乞里奇亞和古敘利亞沿岸部署規(guī)模的降低和活動程度的下降，又給了阿拉伯人更多襲擊的機會。所以分兵的軍事理由就在此出現了。

另一方面的問題則來自于艦隊甚至拜占庭帝國內部。權力斗爭難以控制的后果是艦隊歷經了數次叛亂。背叛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被允許的。

而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了這支常備艦隊，在希臘火這種類似火焰噴射器的武器出現前，拜占庭帝國依靠艦隊在戰(zhàn)爭方面取得的成果也相對很小。同時，因為歷史上數次軍事冒險，艦隊的規(guī)模也在縮減，且因為連年的戰(zhàn)爭，拜占庭的財政問題一直都存在，這加劇了艦隊的維護和補充問題。

極易顧此失彼的軍事戰(zhàn)略、維持常備艦隊的巨額費用和相對薄弱的財政、正面戰(zhàn)場無法取得戰(zhàn)果的窘迫、艦隊不光彩的歷史，都在推動著這支艦隊走到改革的道路上去。

公元8世紀，拜占庭帝國歷史上第一個專業(yè)化的海軍組織和指揮體系誕生了。基比拉奧特海軍軍區(qū)作為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一個海軍軍區(qū)， 經由拜占庭皇帝利奧三世在拜占庭帝國原有海軍制度上改革和演變而來。

基比拉奧特軍區(qū)的海軍有著比歷史上的卡拉比西亞諾伊艦隊更加細化的組織，更具效率的職能劃分，以及啟用了諸多新裝備、優(yōu)化了海戰(zhàn)戰(zhàn)法等諸多新變化。

海軍將領的職位更加清晰明確，將領的手下有兩到三個中隊長，

從海軍組成上來說，基比拉奧特軍區(qū)的艦隊沒有再強調使用以往那種大艦隊集群行動的方式，而是將艦船劃分為包含3~5艘各型艦船的海軍中隊。海軍軍官的職位在中隊模式的編制中更加清晰明確：將領的手下有兩到三個中隊長，中隊長指揮營隊長官來控制船隊航行，而每艘船設置一名百夫長來作為實際上的船長，同時也有大大小小的負責航行、行政等事宜的技術軍官被包含在內。

與此同時，中隊的組織形式在軍事領域上帶來的好處是利于海軍部隊根據敵情進行調動和編組。盡管防區(qū)范圍變得更大了，但海軍中隊的響應速度變得比大艦隊散落出去的離群艦船更快——因為指揮系統(tǒng)是分散式的，且可以依托完整的指揮體系執(zhí)行集結命令。

而決定是否可以支撐這種組織體系和靈活的編組方式的，是海軍的補給支撐地能不能夠盡量劃定到有較多沿岸城市和軍事設施的區(qū)域里去。只有依托防御水平較為優(yōu)良的城市和軍事要塞等，這些海軍中隊才可能在補給尚好的前提下出海抵達另一座城市附近的編組海域。

拜占庭改革后的海軍軍隊當然可以以靈活性為先組織艦船集群并投入戰(zhàn)斗，但這種編組受限于導航方式，也不可能在臨近戰(zhàn)斗海域完成，而是一定在城塞補給支撐點附近才可以。同時，因為通訊受限，遠距離調度軍事力量則因船隊規(guī)模太小而變得更麻煩，同一區(qū)域內可以投入戰(zhàn)斗的海軍軍事力量始終是有限的。

這就使得拜占庭的海軍依然無法繞過以城塞為中心的戰(zhàn)斗，在這一點上就算是阿拉伯人也一樣。雙方如果選擇在遠離城塞的位置進行海戰(zhàn)，并謀求在海戰(zhàn)中盡可能消滅敵有生力量，那么缺乏岸防軍隊協同的防守方海軍恐怕會因支援力量不足而無法真正阻擋敵方的大艦隊群；而大艦隊群真的選擇在大洋上展開血戰(zhàn)，進攻力量的折損很有可能會使得整場渡海軍事行動失敗。

那么，海軍中隊會如何在海戰(zhàn)中發(fā)揮作用，阻攔敵人呢？

答案是使用高速船進行突襲或伏擊。

戰(zhàn)時，軍區(qū)的海軍會分為戰(zhàn)斗隊和輜重隊。在沿海的軍事基地完成集結后，輜重隊退出，戰(zhàn)斗隊進行臨戰(zhàn)編組。當時的拜占庭海軍已經在使用信號旗發(fā)送旗語以及燈籠打光的方式來傳遞戰(zhàn)斗信號了——這些船只會編組為直線陣型、半月陣型等陣型，用于行軍及戰(zhàn)斗。戰(zhàn)斗隊依然會使用遠距離接觸使用拋擲武器射擊，近距離高速撞船、接舷以及跳幫戰(zhàn)斗的步驟來進行戰(zhàn)斗，并且在這一過程中強調盡可能使用拋擲武器，如石頭、標槍、箭、希臘火罐等，來消滅敵有生力量，以降低跳幫后的己方戰(zhàn)斗損失。這也稱得上是一種古早的優(yōu)勢火力學說了。

當然，對于中世紀的生產力和軍事思想來說，不能夠強硬地以現代的目光來看待乃至苛求這樣一支“專業(yè)化”的海軍。實際上，基比拉奧特軍區(qū)的范圍也隨著后勤條件在不斷變化，由于利奧三世一直秉持海洋防守戰(zhàn)略，拜占庭的海軍面對穆斯林世界也少有主動出擊的時刻。沒有地面部隊配合開拓新的補給支撐點，拜占庭海軍也無法對不停來犯的穆斯林海軍形成絕對的軍事優(yōu)勢。

海軍能夠決定什么時候打，怎么打，但是要不要打，打到哪里，這對于拜占庭的海軍將領來說反倒成了難以啟齒的問題。這也不僅僅只是幾個簡單的軍事決策就能夠解決了的。

但是，這個矛盾當中蘊含的事關兵者的重要思想直到19世紀才被清晰、準確地描繪出來，并引發(fā)了深遠的影響。

此后的拜占庭海軍還是不可避免地迎來了衰落。軍事失敗甚至是這個衰落上份量較輕的那一類。11世紀后穆斯林的萎縮對于拜占庭來說既是好事也是壞事，好的是拜占庭百年有余的戰(zhàn)爭壓力終于有所緩解，壞的是當戰(zhàn)爭的威脅稍微松動一些，官僚們就發(fā)現維持一支如此龐大的常備海軍對于帝國來說是多么沉重的財政負擔——基于財政壓力而削減與時代不符的龐大海軍常備軍力確實是一種理智，但理智也不等于戰(zhàn)略眼光。

隨著更多的資源被挪用給陸軍，拜占庭的艦船數量在11世紀后又大幅度減少了。而這個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一樣的決策令帝國在13世紀迎來了它結下的苦果。

那就是當威尼斯的大型帆船沖破金角灣封鎖時，拜占庭竟然只能拿得出少數幾只船隊來增援戰(zhàn)斗。這些船隊在十字軍的“兩棲攻擊群”面前實在是螳臂當車，難以為繼。而在14世紀末期，昔日龐大、先進的帝國海軍甚至于只剩下了幾十艘老舊戰(zhàn)艦，愛琴海的海權也由意大利和奧斯曼海軍掌控了。

在11世紀到15世紀期間，風帆動力戰(zhàn)船技術的突破、甲板的演化、熱兵器的使用令海戰(zhàn)軍事學說擁有了向全新領域突破和發(fā)展的動力。盡管直到17世紀后，歐洲艦船才徹底完成了槳帆船向風帆動力船的過渡，但使用槳帆戰(zhàn)艦組織海戰(zhàn)的余暉已經于1571年到來。

第三節(jié) 中世紀海戰(zhàn)的尾聲

1571年，奧斯曼帝國迅猛的擴張勢頭已經發(fā)展到了難以被遏止的地步。不論是出于地緣政治利益、商貿航道的控制，還是出于宗教意識形態(tài)沖突，西班牙帝國和威尼斯共和國均決定出兵奧斯曼。

他們領導的神圣同盟組織了統(tǒng)共300余艘槳帆戰(zhàn)船、嘉萊賽戰(zhàn)船，以及7萬余人兵力向奧斯曼帝國開進，而同期奧斯曼帝國海軍的艦隊則僅有200余艘槳帆船，以及50余艘快船和其他的小型船只。

奧斯曼帝國在兵力上處于弱勢，且缺乏能夠進行接舷戰(zhàn)的精銳步兵、火炮、火槍，在中近距離上僅部署了復合弓手用于補充火力區(qū)間。與之相對的基督教艦隊則可謂武裝到了牙齒，其槳帆船上安裝了上千門火炮以及備有充足的炮彈。

基督教的艦隊并沒有一開始就著急選擇進攻，他們反而登上了戰(zhàn)場附近的山體制高點觀察奧斯方面的兵力和船只狀況。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海軍因防守兵力空虛，總指揮阿里帕夏不得不選擇在勒班陀附近地區(qū)征用了更多的壯丁。

未經多少訓練的人上戰(zhàn)場并不是什么好事，但人數眾多的場面也給基督教艦隊方面帶來了壓力——他們以為情報出現了一些錯誤，從而靜默并開始試圖將自己的船排成一字陣列。

如果從上空看去，戰(zhàn)艦列陣或許更像是陸戰(zhàn)當中經常會出現的列陣一樣，基督教艦隊和奧斯曼艦隊都在試圖排成一條線，并分成了一個個的“方陣”——這不是沒有原因的，雙方都對槳帆船的戰(zhàn)斗能力心知肚明。

盡管安裝有火炮，但是加裝的3到5門火炮全部都在船首，并指向前方，可以轉動的幅度——也就是可供使用的射界相對很小。這樣雖然能夠盡可能小的減少開炮過程中的震顫和對船只機動形成的不利影響，但是卻不利于火力的發(fā)揮。且對于槳帆船的設計來說，船首也是可以聚集大量士兵的地方。故槳帆船艦隊的進攻能力基本集中在船首，沖擊起來時，這種類似陸軍戰(zhàn)斗的方陣可以在接觸的第一時間投射最多的火力，并可以方便士兵快速跳幫。

帆船的船體對于裝備了火炮和重型支柱的雙方來說基本是不存在什么技術代差的，只要撞面，很容易被沖擊或者炮彈摧毀。如果側舷或者船尾遭到另?艘槳帆船的攻擊，就只能坐以待斃。所以奧斯曼方面的指揮決定采取向敵人側翼進行包圍的戰(zhàn)術，在一開始列陣的時候選擇將船只陣列安排成新月型。

這樣不僅僅是奧斯曼帝國的標志和象征，還方便奧斯曼方面的艦隊可以利用自己機動性較強的優(yōu)勢在近距離混戰(zhàn)中切割、破壞敵人的陣型。

最初，雙方進場并借助海風來操縱艦船進入交戰(zhàn)陣列位置。在列陣過程中，風向對奧斯曼方面的艦隊更有利一些，基督教艦隊則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時間來調整艦隊陣列。

一場海戰(zhàn)，陣列問題竟比陸軍戰(zhàn)斗還要麻煩。這并不是沒有原因的，維持艦隊陣型正面的完整和連貫對雙方來說都至關重要?；浇谭矫娴臉?，速度更慢，所以能夠相互支援比各船在接舷戰(zhàn)前可以發(fā)揮優(yōu)勢火力還要重要，船和船之間的距離必須恰好在一百步左右，這樣可以做到不打槳、不脫離其他船只的箭矢和火槍支援范圍的同時，防止奧斯曼方面的船強行插入到側翼來。

但也因為風向問題，這個陣型只能勉強做到排成一線，最后還是會形成前后凸起。奧斯曼方面也不盡然，風力優(yōu)勢使得他們可以快速排成陣列，但當陣列接近完成時，奧斯曼指揮發(fā)現“新月”陣型的兩翼實在是太靠前了，到了快要脫離陣列的地步。所以他到最后也不得不下令將奧斯曼方面的艦隊排成一條線在迎戰(zhàn)。

短暫的試探和長久的、沉默的列陣過后，雙方便由試探性攻擊轉入了混戰(zhàn)。

奧斯曼人在交戰(zhàn)前期試圖在近岸方向包抄裝備有更多火炮的威尼斯重型船只，因為船重的原因，威尼斯人也不敢靠近海岸，這為奧斯曼方面的側翼攻擊力量留出了機動的空間。沖擊開始后，快速移動的奧斯曼槳帆船可謂將威尼斯一翼的人打了個措手不及，很多船在第一時間都被射成了刺猬，甲板上指揮官在箭羽中成片死去。

但是奧斯曼人的側翼艦隊在真的接近威尼斯船時，一部分土耳其人船上的基督徒奴隸嘩變了，他們向穆斯林主子們大打出手。而此時基督徒艦隊的預備隊也沖到了側翼近岸交戰(zhàn)位置，使用火炮猛轟奧斯曼艦隊，和頑強戰(zhàn)斗的威尼斯人一并加入了反擊。

奧斯曼艦隊在這一方向上的旗艦在基督徒預備隊上來后不久就遭受了重創(chuàng)，船身遭到沖撞，舵被打掉了，然后開始沉沒。最后，一身華麗服飾，一看就是指揮官模樣的奧斯曼側翼進攻力量的指揮官舒魯奇半死不活地被威尼斯人從水里撈了上來，然后給了個痛快，當場被斬首。

除側翼方向外的其他艦隊在混戰(zhàn)中可以說就是避無可避了。他們首先是炮戰(zhàn)，后弓弩火槍開始發(fā)力，雙方最終以慘烈的跳幫戰(zhàn)斗為結尾，整場戰(zhàn)斗極其殘酷而血腥。12公里寬的海面上到處充斥著燃燒的艦船殘骸，一些被跳幫后的船只船員已經全部死亡，像是鬼船一樣在海上飄蕩。?兵們仍在?中掙扎和搏?，緊緊抓住梁柱，有不少?被淹死。

幸存的穆斯林士兵也沒有成片成片的投降，他們多數人選擇了頑抗到底。以至于沒有了武器時，他們還拿起船上存放的各種水果補給向基督徒士兵砸過去，并受到了基督徒的嘲笑。

隨著奧斯曼方面抵抗士兵繼續(xù)戰(zhàn)斗的動作，零星的戰(zhàn)斗一直持續(xù)到了深夜。同盟軍也不對俘虜有過多要求——戰(zhàn)斗結束后的剩余奧斯曼士兵多數沉入了大海。

神圣同盟方面以陣亡7000余人的代價俘虜了奧斯曼帝國方面130余艘槳船和槳帆船，并且在戰(zhàn)斗中擊沉了50余艘戰(zhàn)艦。而奧斯曼方面則損失了大約30000名士兵。

與此前的海戰(zhàn)不同的是，在勒班陀大海戰(zhàn)當中，火炮賦予了參戰(zhàn)艦船超乎往前幾個世紀的戰(zhàn)斗射程。近現代戰(zhàn)術戰(zhàn)法的雛形在這場海上大會戰(zhàn)當中顯露無疑：雙方都充分運用了火力與機動戰(zhàn)術的原則，每一次交鋒都有正面突擊與側面迂回互相支持的影子。

盡管依然是以撞擊和近身搏殺結束戰(zhàn)斗，但火炮、風帆動力戰(zhàn)船的應用并不會隨著這些槳帆戰(zhàn)船的退役消失，而是延續(xù)到了中世紀后的時代，成為了海上炮戰(zhàn)新軍事理論和軍事思想的一把啟發(fā)予人的鑰匙。

所以1571年勒班陀海戰(zhàn)的結束，不僅僅是槳帆動力船海戰(zhàn)時代的技術，也標志著中世紀近岸海軍時代的結束，“海上陸戰(zhàn)”也正在被新的海權思想所塑造，變?yōu)檎嬲呐灤c艦船間的海戰(zhàn)。

第四節(jié) 海洋戰(zhàn)略與海軍

從古到今，海洋始終都作為人類社會存續(xù)、交流和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環(huán)境而存在。人類對海洋的利用意識從“興漁鹽之利，通舟楫之便”，到維護商業(yè)貿易往來，再到控制帝國安全的重要“生命線”，其內涵的海權意識也在不斷變化和發(fā)展。

當戰(zhàn)爭從一葉小舟走向高舷堅船，再走到火炮轟鳴的時代，抑或是走到雷達導彈都不再成為海戰(zhàn)中最高效打擊手段的今天，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人類都能夠使用不同的方式來維護自己在海洋當中的“生命線”。

威尼斯人對造船業(yè)的貢獻，在商船隊中發(fā)展起來的航海技術，隨十字軍攻擊拜占庭而取得了地中海航道關鍵位置的殖民地，這些歷史圖景當中的每一步都為中世紀時的艦船技術的改進和艦船規(guī)模的擴大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放眼整個公元5世紀到公元15世紀的一千年，海軍的發(fā)展始終伴隨于歐亞非交界地的人類游弋于地中海而沒有產生巨大的突破?！皯?zhàn)爭磨礪了技術，技術武裝了軍隊”，在槳帆船的技術框架內，接舷戰(zhàn)斗一直是一種核心，也是最后必然會執(zhí)行的戰(zhàn)法。

但也正是在不斷的戰(zhàn)爭當中，船只的技術細節(jié)得以被改進，新武器出現并被裝備到艦船當中，在動力革新后，這些技術會成為新技術迭代、鋪開的基石，并繼續(xù)為海軍的戰(zhàn)斗提供經驗。

拜占庭人在漫長的統(tǒng)治歷史當中形成了大地域、大帝國的土地占領和國土觀念，常備艦隊這種對于威尼斯和熱那亞這種“城邦共和國”來說是極大負擔的東西，成為了拜占庭國防安全的基石。

因為要應對穆斯林世界長期的戰(zhàn)爭，因為有著完全不同于中世紀歐洲其他國家的國防需求，即使拜占庭的國力在百余年間會像海潮一樣發(fā)生漲落，但其依然維持了常備艦隊的存在，并根據帝國漫長的海岸線對其進行了改制，形成了和英國不同的艦隊建設路徑。但是也正是因為拜占庭封建社會的歷史局限性，完善的常備艦隊最終伴隨著拜占庭帝國的衰弱而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

軍隊將戰(zhàn)爭推向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峰。如果回到當時，回到歷史的一角當中去，我們會發(fā)現，當戰(zhàn)爭從一葉小舟走向高舷堅船，再走到火炮轟鳴的時代，抑或是走到雷達導彈都不再成為海戰(zhàn)中最高效打擊手段的今天，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在恒久的歷史和不斷產生又消弭的矛盾當中，人類都能夠使用不同的方式來維護自己在海洋當中的“生命線”。

千年以后的今天，或許我們會站在最客觀的角度說“戰(zhàn)爭也是人類文明交流的一種方式”，于宏觀來表達這是一種壯美的歷史和文明發(fā)展的進程，卻也是最冰冷、最血腥、最殘酷的生存斗爭。

與很多人認識所不同的是，在生存的斗爭中，弱者如一座最初是避難所的小城邦,并不會永遠恒弱。而強如橫跨了整個地中海的帝國，也并不會永遠恒強。

重要的是，是否真的會有那么一批人，在時代的洪流中著眼于安全，而以燃盡一生的熱情，去投入到這種壯美的歷史和文明發(fā)展的中去呢？ 

我相信，他們一定存在。

參考文獻

1. 于波，軍事技術進步對海權思想的影響研究[D].北京：國防科學技術大學，2009.7；

2.[美]林肯·佩恩，海洋與文明[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4；

3.胡長江，張業(yè)， 利奧三世時期海軍制度變革初探[J]. 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7：75-82;

4.[英]羅杰·克勞利，海洋帝國-地中海大決戰(zhàn)[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6；

5. [英]羅杰·克勞利，財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