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久松雪筆，有二黃瓦蓋?！边@是使清的朝鮮文人李鼎受《東岳廟》一詩中的句子，自注：“庭東一碑有趙孟頫，又有康熙御制碑，二座對覆二層黃瓦閣?！保ㄞD(zhuǎn)引自《明清時期朝鮮使臣筆下的北京東岳廟及其文化心理》，作者王婧澤）

意思是，東岳廟中最古的碑由趙孟頫（號松雪道人等）書丹，即《大元敕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弘教沖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賢院事、領(lǐng)諸路道教事張公碑銘》，俗稱《道教碑》或《張留孫碑》。

該碑近2800字，號“北道教碑”，另有“南道教碑”，在江西龍虎山，內(nèi)容略同。

明清時，東岳廟是朝鮮使節(jié)進京的必經(jīng)之地，以其壯麗被反復(fù)記錄，《道教碑》尤吸睛。孫承澤在《庚子消夏記》中贊：“其碑豐偉秀拔，最稱巨觀，自徐季海、李北海（即唐代書法家徐浩、李邕，以善寫碑而著名）而后，未見其匹敵也?！痹摫哿嗽幕?、歷史、藝術(shù)等諸多信息，是國家一級文物。

清代四大藏書家之一陸心源始疑其偽：趙孟頫逝于1322年7月，《道教碑》立于天歷二年（1329年），晚7年。就算墨稿先出，也不太可能——張留孫逝于1321年，消息傳到時，離趙孟頫去世“一月余耳”，而晚年趙孟頫已“兩目昏暗，尋丈間不辨人物，足脛疲瘁，行步艱難”，怎能完成這么大的作品？且《道教碑》作為“敕賜”，趙竟未將其收入文集中。

種種疑點，有待鉤沉。

忽必烈為何信任張留孫

《道教碑》主人張留孫是一個傳奇人物。

據(jù)學(xué)者梁瓊在《玄教宗師張留孫與元初道教政治》一文鉤沉，張留孫是信州貴溪（今江西省貴溪縣）人，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是道教正一派創(chuàng)始人張道陵的38代孫，自幼隨伯父張聞詩在龍虎山學(xué)道，師從李宗老。

據(jù)《道教碑》，有相士見張留孫，驚嘆：“異哉貴人，七分神仙，三分宰輔也?！背赡旰蟮膹埩魧O“生有奇質(zhì)，長七尺余（宋元一尺約31.68厘米，七尺即221.76厘米，或有夸張，或古代身高尺較短），清峻端重，廣顏美須髯，音吐如洪鐘，見者異之”，布道時，“見者尊異，咸愿受其說”。

1276年，南宋滅亡，龍虎山第36代天師張宗演應(yīng)忽必烈之詔，帶數(shù)十名徒弟，“皆美材奇士”，來到大都（今北京），28歲的張留孫也在其中。張宗演等皆南方人，“北方地高寒，皆不樂居其中”，第二年便離開，只留張留孫。

忽必烈召張宗演，表面看因篤信薩滿，正一派擅奇術(shù)，頗相通。

據(jù)《元史》，忽必烈稱，憲宗九年（1259年），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令王一清（正一派道士）拜訪張可大（張宗演之父），張可大說，20年后，天下將統(tǒng)一，果然應(yīng)驗。

忽必烈信任張留孫，似也與奇術(shù)相關(guān)。一次皇太子真金患病，“上（忽必烈）以為憂，詔公（張留孫）往護視，疾尋瘳（音如抽，意為病愈）”。又一日，“世祖（忽必烈）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fēng)雨暴至，眾駭懼，留孫禱之乃止”。忽必烈的察必皇后患病，“危甚，亟召留孫請禱……若有神人獻夢于后，遂愈”。

為了限制全真派

其實，忽必烈另有想法。

當(dāng)時北方全真派最盛，成吉思汗讓邱處機掌管天下道教，道眾迅速發(fā)展到30余萬，“今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岳”，全真派六代弟子張志仙、苗道一、常志清、孫德彧、孫履道、完顏德明皆任“掌管諸路道教所”。全真派組織嚴密，教徒先學(xué)行乞，故能廉潔、謙卑、服從命令。

據(jù)陳高華等的《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書：“全真道依仗統(tǒng)治者的庇護，不斷擴展勢力，以致屢次和佛教發(fā)生沖突。兩者之間常為爭奪廟觀和財產(chǎn)互相斗毆，有一次，'長春宮（即今白云觀）里先生每（們）’為了與'和尚每（們）爭奪觀院’，出動五百多人拿著棍棒打架?！?/p>

為限制全真派，忽必烈扶持佛教。上位前，“潛邸舊侶”中，海云印簡、可庵智朗、劉秉忠、張易等都是佛教徒；上位后，“三次召集兩教代表人物進行辯論”，判佛教勝，令燒毀《道德經(jīng)》之外的道教經(jīng)典，讓部分道士削發(fā)為僧。扶持南方的正一派，也是為了限制全真派。

得知忽必烈下令焚經(jīng)，張留孫給太子真金寫信：“黃老書，漢帝遵守清靜，嘗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真金馬上轉(zhuǎn)給忽必烈：“黃老之言，治國家有不可廢者。”據(jù)梁瓊鉤沉：“元世祖（忽必烈）遂有所覺悟，召集翰林、集賢院人士等再行商議，議定上章祠祭等儀注不在毀焚之列?！?/p>

忽必烈讓張留孫當(dāng)“天師”，“天師”是正一派教主的尊號，張留孫不敢受。忽必烈于是“命為上卿，鑄寶劍，鏤其文曰：'大元賜張上卿。’”

新瓶不只裝舊酒

力挺張留孫，忽必烈有更深的思考——防止正一派趁機坐大，遂賜號張留孫為玄教宗師，另開新派，并“管領(lǐng)江北淮東淮西荊襄道教事”。

玄教沒有民間基礎(chǔ)，只能依附皇權(quán)。且“玄教由正一教分出，實一教而二名”，易得全真派、正一派的支持。

學(xué)者郭樹森、陳金鳳在《元代玄教與龍虎宗關(guān)系論》中指出，玄教雖出于正一派，卻有很大不同。

首先，傳承制度不同。正一派的天師位由張氏家族世襲，看玄教自敘宗譜，張留孫之前已八傳，張思永為始祖，二傳馮清，三傳馮士元，四傳陳瓊山，五傳張聞詩，六傳李知泰，七傳胡如海，八傳李宗老。均采用前任選定、皇帝下“璽書”正式任命的方式，除大宗師印和寶劍之外，“璽書”也是信物，給皇權(quán)留下操作空間。

其次，組織體系不同。玄教最高首領(lǐng)是大宗師，居大都崇真萬壽宮（今美術(shù)館后街），按元代行政區(qū)劃，設(shè)置各級地方組織——省級有都提點，路級有道錄、道判，州級有道正、道判，縣級有威儀，最下是宮觀，設(shè)住持、提點、提舉。自上而下，“一如有司”“州部刺史、郡太守?zé)o辨”，甚至各級組織設(shè)刑具、置公堂，懲治犯律的道士。

其三，與元廷關(guān)系不同。玄教中人不只關(guān)注宗教事務(wù)，也參與世俗工作，張留孫、吳全節(jié)、王壽衍等人都先后受命去江南訪賢，為朝廷羅致人才。

其四，教義不同。玄教雜采兼收，“不僅兼融舊有符箓各派的內(nèi)容，也吸收新道派的內(nèi)容，除承傳天師道之符箓、咒術(shù)外，也習(xí)神霄、清微、天心雷法，兼習(xí)內(nèi)丹術(shù)”。

混成了五朝元老

聽話的玄教，得元廷刻意抬舉，將崇真萬壽宮與長春宮（屬全真教）并列，挺武當(dāng)山抑龍虎山。據(jù)學(xué)者劉暉的《元代集賢院與道教之關(guān)系》，元代道教事務(wù)歸集賢院，十任“知集賢院事”“集賢院道教事”中，6任來自玄教，張留孫兩任，吳全節(jié)、夏文泳都是他的弟子，張德隆是他的侄子。正一教僅張嗣成被重用，還是因為張留孫幫忙。

玄教沖擊下，正一教天師為皇室齋醮的傳統(tǒng)權(quán)力盡喪，據(jù)郭樹森、陳金鳳鉤沉：“元代后期，某些教務(wù)的處理，采取天師、大宗師聯(lián)名簽署的辦法……極大地壓制了天師的影響?！?/p>

玄教上位，因張留孫有政治才能。張留孫常向忽必烈提建議，“所言有深契宸猷，寵遇日隆”。據(jù)《道教碑》：“每進見，必陳說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賴公（指張留孫）薦揚，致位尊顯者，數(shù)十百人?！?/p>

據(jù)梁瓊鉤沉，忽必烈曾派張留孫遠行，“周知遐邇，搜訪遺逸”，回來時，“多所奏薦，上籍其名騁焉，擢公商議集賢院事”。開通惠河時，忽必烈猶豫不決，問張留孫，張答：“河成誠便利，愿敕有司毋重傷民可也。”忽必烈晚年欲以東宮舊臣完澤為丞相，讓張留孫卜筮，結(jié)果“何吉如之”，才下決心。據(jù)《元史》，皇曾孫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兩人的名字，也由張留孫先定漢名，再譯成蒙文。

忽必烈去世前，對真金的妃子闊闊真說：“張上卿，朕舊臣，必能善事太子（鐵穆耳）?！?/p>

元仁宗時，張留孫成了五朝元老，“累朝舊德，僅余張上卿耳”。張留孫的封號已多達41字。

自掏腰包建東岳廟

張留孫“非有宿衛(wèi)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以國論”，以至“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元武宗、元仁宗都曾想讓張留孫脫下道服，正式當(dāng)官，張婉拒。

1317年，張留孫慶七十大壽，元仁宗下旨“國工畫公像，詔翰林學(xué)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上親臨視，識以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崇真宮，內(nèi)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

元大都有三處玄教觀：

一是崇真萬壽宮，張留孫平時在此辦公。

二是西太乙宮，在“和義門（西直門內(nèi)）近北”，1972年，元大都考古隊在明北城墻下發(fā)現(xiàn)一處元代遺址，找到米芾珍藏的紫金硯，當(dāng)年它流落到北京時，虞集、趙孟頫、揭傒斯等名人寫詩唱和。

三是東岳仁圣宮（俗稱東岳廟），元仁宗想資助，張留孫推辭：“臣愿以私錢為之。倘廢國財，勞民力，非臣之所以效報也。”尚未開工，張留孫已去世，由他的弟子吳全節(jié)完成。

吳全節(jié)和張留孫一樣，喜歡參與政治，他表示：“予平生以泯然無聞為深恥，每于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dāng)否，生民之利害，吉兇之先征，茍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p>

東岳廟祭祀的是東岳大帝，元詩四大家之一虞集在《東岳仁圣宮碑》中稱：“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養(yǎng)以賦，以受多祉。兵鋟弗驚，菌癘弗嬰。熙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睎|岳廟最主要的職能是為天子萬民祈祐，帶有很強的政治目的。

總有無法破解的謎

歷代稱賞《道教碑》，但陸心源質(zhì)疑頗有力，只是“敕賜”碑，誰敢作偽？著名學(xué)者王連起在《傳世趙孟頫書道教碑真?zhèn)慰肌分?，大膽提出假設(shè)：“敕賜”也是偽造的。

張留孫生前“宮禁、邸第、巨族、故家，待公如神明。朝廷、館閣、大臣、達官，禮公如父師。際會之榮、尊貴之極，從古以來，未之有也”，他死后，“英宗皇帝嗟悼，遣大臣臨賻（音如富，意為給喪家財物），敕有司禮葬于縣之南山”。就算有“敕賜”碑，也該在“縣之南山”。

張留孫的好友們皆無只字提到《道教碑》。

王連起先生認為，《道教碑》應(yīng)是集字而成，作假者是茅紹之。時人稱他摹勒精妙，求趙孟頫書碑者，“非茅刻，則不書”。茅紹之熟悉趙孟頫的筆法，在山西運城，有偽托（有爭議）虞集的《姚天福神道碑》，亦“奉敕”，可見茅紹之慣于作偽。

茅紹之為何作偽？應(yīng)是吳全節(jié)策劃。

元英宗起，皇室偏藏傳佛教，玄教雖受尊重，但被疏遠，已難影響朝政。吳全節(jié)拉攏儒生，但儒生當(dāng)時的影響力也有限。學(xué)者吳小紅在《〈張留孫碑〉與元中后期的玄教》中猜想：東岳廟立《道教碑》時，是向漢人文臣示好?？上Т髞y在即，未能引人注意，《道教碑》就這么稀里糊涂立了近700年。

元代滅亡，玄教亦衰，自明代起，東岳廟被正一派占據(jù)。

作為后人，總有無法破解的謎，但謎也是一種趣味。對于歷史愛好者，《道教碑》不可錯過。

責(zé)編：沈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