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登山上，天寒地凍，一如劉邦的心情。

他于隆冬時節(jié)親率大軍出擊匈奴、鎮(zhèn)壓叛亂，一路勢如破竹，卻在最后輕敵冒進，落入埋伏之中。放眼望去，周圍全是匈奴騎兵，而漢軍主力遲遲無法突破封鎖，來到他的面前。大漢皇帝在饑寒交迫中度過了漫長的七天，最后他采用陳平之計，賄賂單于妻子閼氏，才得以逃脫。

這是漢、匈之間第一次大規(guī)模交鋒。這個游牧族群對劉邦來說并不陌生，只是，他們什么時候變得這么厲害了？

戰(zhàn)國時期，燕、趙、秦三國向北擴張，將胡人打得抱頭鼠竄。秦滅義渠之戎，置隴西、北地、上郡；趙破林胡、樓煩，置云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使其遠遁千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農(nóng)業(yè)文明似乎擴張到一個極限了，保衛(wèi)邊境成了重中之重，于是人們開始建造長城。

戰(zhàn)國末年，趙國名將李牧守邊。在一場戰(zhàn)役中，李牧大破匈奴十萬余騎，此后邊塞十余年再看不見匈奴騎兵的身影。秦統(tǒng)一之后，蒙恬深入北方，擊破匈奴，奪取“河南地”（今內(nèi)蒙古河套伊盟一帶）。

也就過了大約二十多年，匈奴人已經(jīng)不是當年的舊模樣了。劉邦及其繼任者必須要了解自己的對手。匈奴是一個怎樣的族群？他們?yōu)楹悟斢律茟?zhàn)？弱點在哪？該怎么反制？

▲戰(zhàn)國時期列國長城分布圖。圖源：最愛歷史

貪婪的對手

我們不妨來看看時人對匈奴的認識。

劉邦的謀士劉敬曾出使匈奴，因在平城之戰(zhàn)中勸阻劉邦不要冒進而被拘禁。劉邦逃出來之后，向他請教應對之策。劉敬提到，匈奴之主冒頓單于殺父代立、以母為妻，又說匈奴人貪錢，于是提出和親之策。其本意是想利用金錢和通婚，同化匈奴。事實證明，劉敬對漢文化太過自負了，娶一個漢人公主并不會讓匈奴人移風易俗。

文帝時，賈誼曾估算匈奴的實力。他認為，匈奴大概六萬騎兵，五口之家出一士兵，那匈奴一共才三十萬人。因此，他獻上“三表”“五餌”之策，也就是厚待匈奴南來者，以奢侈的生活引誘他們歸附漢朝。賈誼的問題依然是傲慢。匈奴人不可能只有六萬騎兵，而且按照其習俗，五口之家不止一人當兵，整個估算都建立在臆想之上。

晁錯則相對務實一些。他知道匈奴在苦寒之地成長，逐水草而居。根據(jù)這一點，他分析漢匈雙方的長處：匈奴人馬好，騎射功夫好，不懼風雪；漢人裝備好，戰(zhàn)陣佳，步戰(zhàn)強。因此，他建議以夷制夷，并且遷徙民眾充實邊境。

武帝時，人們對于匈奴的了解已經(jīng)非常深了。《史記·匈奴列傳》中描述，匈奴“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yè)，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yè)；急則人習戰(zhàn)攻以侵伐，其天性也?！?/span>

司馬遷依然無法擺脫偏見，比如“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禮義”。這明顯是用華夏的尺度去丈量游牧的世界。不過，這些文字仍給后人留下了一段關于游牧社會的珍貴歷史記憶。

提到游牧，大部分人會想到這樣一幅畫面：牧民在廣闊的草原上騎著馬，驅(qū)趕著畜群，隨處放牧，自由自在。當他們拿起武器，就是最兇悍的戰(zhàn)士。然而，這只是人們的浪漫想象。

匈奴活動的蒙古高原，可謂是危機四伏。氣溫低，冬季更是嚴寒，雨量少，而且極不穩(wěn)定。一次不尋常的高溫天氣，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就足以摧毀人們的生計。游牧人群不得不利用牛、馬、羊等動物的移動力，四處遷徙，躲避危險。

一般而言，游牧是季節(jié)性的：夏天往北而冬季往南的水平移動，以及，夏季往高山而冬季向低谷的垂直移牧。初春是最危險的時節(jié)，此時牲畜羸弱，青草匱乏，且有春雪的威脅。夏季相對清閑。秋季，人們忙著給牲畜養(yǎng)膘、打草。冬季，則在山谷定居，以避風寒。當然，危機總是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降臨，所以游牧人群需要隨時改變策略。

頻發(fā)的危機造就了游牧人群的幾個特點。

第一，他們不宜擁有太多財物，群體不宜過大，否則移動不便。

第二，由于要經(jīng)常移動，下至家庭、上至部落都要有自主決策的權(quán)力。這不利于威權(quán)的形成。當某個強勢人物要求上貢財物，或者征調(diào)兵力時，人們完全可以選擇逃跑。

第三，只有在某些時刻，游牧人群會暫時集中在一起，比如要與另一個大部落爭奪草地，或者與漢朝交戰(zhàn)。假如戰(zhàn)事不利，各小群體立馬分散，不需要講什么“寸土必爭”“戰(zhàn)至最后一兵一卒”的榮譽。

這一切在漢人看來當然是匪夷所思。在農(nóng)業(yè)社會，人們與土地牢牢捆綁在一起，投資農(nóng)田，等待收成，積累財富。財富越容易積累，貧富的分化就越快。擁有的土地越多，掌握的權(quán)力也就越大。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農(nóng)民的生存不得不依賴秩序，比如貸款、治安、大型水利的修建。只有活不下去，他們才會想著離開故土，因此往往要忍受沉重的剝削。

游牧人群的財富不易積累，貧富的分化更慢，也不怎么需要一個指手劃腳的統(tǒng)治者，相對來說會“平等”一些。漢人無法理解，只能用“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來形容這樣的社會。

恰恰就是這樣一群“無秩序”的人，卻在一個領袖的統(tǒng)帥下，動員了足足四十萬騎兵，圍困劉邦于白登山上。這又是為什么呢？

對大部分草原民族來說，游牧是很難自給自足的，人們要干點副業(yè)來維持生計，比如貿(mào)易與掠奪。貿(mào)易和掠奪在本質(zhì)上是一回事，從外部世界獲取資源。這個外部世界可以是農(nóng)業(yè)社會，可以是其它游牧民族，也可以是自己人。可以想見，外部世界的力量越大，游牧社會就要集結(jié)越多的力量，才能進行貿(mào)易與掠奪。

古代中國周邊盤踞著許多游牧人群，有的地方族群之間互為世仇，習慣于掠奪自己人；有的地方結(jié)成了部落聯(lián)盟，卻無力擴張；只有蒙古高原一直涌現(xiàn)出侵略性極強、組織度極高的游牧力量。大概是因為他們要直面中原王朝，而通往富庶南方的路上，橫亙著一道障礙：長城。

從戰(zhàn)國時期被李牧殺潰，到放牧之地被秦朝奪走，再到圍困劉邦，依稀可見匈奴崛起的軌跡。他們在苦寒之地艱難求生，與南方往來頻繁，卻無法與其軍隊對抗。他們想辦法變得強大，于是走向軍事化。想辦法解決內(nèi)部掠奪問題，于是走向集權(quán)。想辦法與中原王朝對抗，突破長城，于是走向聯(lián)合。一個統(tǒng)治草原的力量就這樣誕生了。

劉敬賈誼們不能理解匈奴入侵的深層原因，還好，他們看到了匈奴的貪婪。和親或者籠絡之策雖然不能“用夏變夷”，但也算歪打正著。它以歲給、賞賜、關市貿(mào)易的方式，向北邊輸送了大量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匈奴掠邊的次數(shù)，讓漢朝得以恢復元氣。

▲賈誼畫像。圖源：網(wǎng)絡

冒頓時代

在蒙古高原凝聚風云的時候，一代雄主應世而出。他就是冒頓單于。

秦朝滅亡之際，匈奴在草原上依然備受欺負。他們向月支納貢，被東胡鄙夷。冒頓是頭曼單于之子，卻不受父親喜歡。頭曼單于派他前往月支為質(zhì)子，隨后又襲擊月支，希望能借刀殺人。冒頓偷了一匹快馬逃回，以其英勇行為得到了族群的認可，得以統(tǒng)帥一萬騎兵。后來，他殺父自立，成了匈奴的領袖。

冒頓的崛起之路，得益于一個屢試不爽的招數(shù)：驕兵之計。

滅東胡前，他低聲下氣給東胡王送良馬、送愛妃，使其輕視匈奴。后來，東胡向匈奴索要草原，冒頓突然硬氣起來，發(fā)動了蓄謀已久的襲擊，大破東胡。白登之圍前，他多次故意敗給漢軍，藏匿主力，用老弱病殘勾引漢軍追擊，最后將劉邦困住。至于另一個強敵月支，《史記》也說“（月支）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

這種“狡詐”的氣質(zhì)，無比貼合崛起中的匈奴。

當時，匈奴與漢兩大政權(quán)幾乎同時而起，對峙而立。白登之圍后，漢朝奉行和親政策，每年向匈奴奉送絲綢、谷物、酒等物品，然而匈奴還是時常入侵。

學者王明珂將匈奴的掠奪行為分為兩類：一為戰(zhàn)略性掠奪，用暴力震懾漢朝，使其奉上財物，俗稱敲詐；二為生計性掠奪，主要是為了獲取生活物資。

最能體現(xiàn)軍事威懾的一場戰(zhàn)役，是白登之圍。冒頓將劉邦圍住之后，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分別展示青鬃、赤黃、白龍、烏驪四種顏色的戰(zhàn)馬組成的騎兵，而漢軍士兵卻在寒風中瑟瑟發(fā)抖。這副畫面相當有沖擊力，匈奴之強、漢軍之弱盡顯無遺。以后的日子，人們一提到平城之戰(zhàn)，總是心有余悸。

劉邦死后，冒頓向呂后寫信，表示自己“數(shù)至邊境，愿游中國”，還請求娶年老色衰的呂后。呂后得信大怒，想要出兵教訓匈奴，樊噲立馬請戰(zhàn)，說十萬兵馬可橫掃匈奴。結(jié)果，季布說：“樊噲該斬！當年高皇帝率領四十萬大軍尚且被圍困在平城，如今樊噲卻想以十萬兵馬橫掃匈奴，這是在撒謊?！眳魏笾荒苋倘柝撝?，獻上禮物。

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賢王劫掠邊境，漢軍將其趕走。結(jié)果，冒頓反說是漢朝“侵侮”了右賢王才導致這場戰(zhàn)爭，還說自己讓右賢王戴罪立功，率兵西進擊敗了月支，引弓之民已經(jīng)合為一家。威脅之意，不言自明。漢文帝雖然想要反擊，但懾于匈奴兵威，只能再次奉上錦衣彩緞。

漢朝奉送的財物，基本上都是奢侈品，比如美酒、絲綢之類。雖然也有糧食，但分攤下來根本滿足不了多少人的需求。和世上絕大多數(shù)帝國一樣，匈奴的武功未必能讓治下的牧民幸福。

漢地的奢侈品由單于、左右賢王等，從上而下層層分配給各部落首領，最大的作用就是塑造權(quán)威。如果沒有冒頓單于的領導，怎么能得到這些珍貴的禮品呢？下次他再讓各部落、各家庭丟下牲畜，騎上馬拿起弓，聽從號令時，還會有多少反對的聲音？

牧民的生活未必比農(nóng)民輕松。他們不僅要照顧成群的牲畜，還要取乳、制酪、剪毛、打獵、采集、貿(mào)易等，人力相當匱乏。誠然，他們能從掠奪中得到不少資源，但前提是掠奪不影響自身的作息。正如漢朝要農(nóng)民拿起武器，盡量不能耽誤農(nóng)時一樣。冒頓的軍事活動很可能會傷害牧民的生計，而得到的奢侈品于牧民的生活無補。

很多人認為，匈奴南侵是為了獲得糧食。這個觀點很難站住腳。翻遍史書，沒有一次匈奴入侵是因為饑荒，倒是有許多“擄其民眾”、“驅(qū)馬畜去”的記載。這說明，匈奴更需要人力與牲口。

一支強悍的、可隨時出征的軍隊，需要人。在草原上放牧，更需要人。這就是匈奴無法解決的悖論：游牧者天然傾向于自作主張，但單于需要權(quán)威。

歷史記錄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冒頓入侵南方時，漢朝往往會以閉關市作為懲罰手段。那么，通過貿(mào)易獲取資源的牧民必然受到打擊。漢軍將領常常以“擊胡關市下”作為戰(zhàn)功，向皇帝報喜。兩軍交戰(zhàn)之際，還有一大群人來南方公開進行交易，史書給出的解釋是“匈奴貪”。這些嗜財物之“胡”，與南下掠奪的“胡”，明顯不是一群人。

反過來，單于的權(quán)力不比皇帝，各部落都能自行處理事務。冒頓也管不住手下的人進行生計性掠奪，就比如右賢王掠邊。

公元前174年，冒頓去世，留給后人一個既強大又分散的草原帝國。

匈奴的命門

元光二年（前133），雁門馬邑富豪聶壹向漢武帝獻策，稱自己愿詐降于匈奴，假裝獻出馬邑，引誘他們進入漢軍的埋伏圈。漢武帝同意了這一計劃，派遣三十萬漢軍埋伏于馬邑附近，等待匈奴上鉤。

聶壹是邊境的走私商人，與匈奴交往不淺。他對車臣單于說：自己能斬殺馬邑縣令，舉城投降，然后大王可得全城財物。車臣單于大喜，立馬動員十萬騎兵入塞。途中，他看到鄉(xiāng)野之間遍布畜牲，卻不見人影，于是起了疑心。他抓了一名尉史，得知漢軍設伏，率兵撤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邑之謀”。

一直消極防御、繳納貢物的漢朝，居然設下重圍伏擊匈奴。這說明，時代已經(jīng)變了，漢武帝決心摧毀匈奴。

自元光六年（前129）至元狩四年（前119），漢朝幾乎連年出兵進攻匈奴。其中三次關鍵性戰(zhàn)役，給予匈奴沉重的打擊。元朔二年（前127），衛(wèi)青擊樓煩、白羊王，取“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擊隴西，匈奴休屠、渾邪王降漢。元狩四年（前119），衛(wèi)青、霍去病入大漠，匈奴遠遁。

漢軍能夠戰(zhàn)勝匈奴，有非常多原因，但有一個原因不容忽視。

細數(shù)歷史上匈奴入侵南方的季節(jié)，將近一半發(fā)生在秋季。這是因為，游牧人群一般在秋季較為清閑，有余力進行掠奪。而且，秋季馬肥，戰(zhàn)斗能力強；氣候干燥多風，弓箭最為強勁。

漢軍出擊匈奴，超過一半發(fā)生在春季。這顯然有農(nóng)時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經(jīng)過漫長的冬季，匈奴的馬匹瘦弱，無法長途奔走，這不僅僅會影響戰(zhàn)爭，同樣如此也會影響生計。

元朔五年（前124）春，衛(wèi)青大敗匈奴右賢王，俘虜一萬五千余人，以及千百萬頭畜牲。史書上說，右賢王輕敵，大敵當前還飲酒作樂，結(jié)果被偷襲。更加不正常的是，春季是青草匱乏的時期，游牧人群本該四處覓水草，怎會如此集中，被漢軍一鍋端了？可以想象，匈奴為了對抗?jié)h軍，大規(guī)模動員軍隊，這使得游牧的人力減少，不得不集中放牧。

而且，漢軍連年出擊讓蒙古高原又多了一個莫測的兇險。匈奴部眾不得不為了躲避兵禍，驅(qū)趕著畜牲到水草不豐富的地方。因此，匈奴的損失應該比漢軍俘獲的數(shù)字要更多一些。

強大的匈奴意味著集權(quán)，集權(quán)導致不可分散，不可分散讓游牧者喪失了賴以生存的移動力。有時，甚至都不需要一場戰(zhàn)敗，就能讓匈奴損失慘重。

本始二年（前72），漢軍五路出擊匈奴，斬獲甚少。然而，匈奴的畜牲因遷徙而死者，不可勝數(shù)。第二年冬天，匈奴單于親率數(shù)萬騎出擊烏孫。這一仗，他們打贏了?？墒?，他們凱旋而歸時，遇上了一場大雪，一天之內(nèi)雪深一丈有余。這場極端天氣讓匈奴隨行的人民、畜產(chǎn)凍死了約十分之九。

相似的故事在史書中頻頻出現(xiàn)，或由于戰(zhàn)爭，或由于天災。但本質(zhì)就一個問題：匈奴的體制已經(jīng)不適合游牧經(jīng)濟了。

漢武帝的雄心同樣給漢地百姓帶來了災難。支持漢軍進入蒙古高原作戰(zhàn)的是一個更加嚴密的體制，它需要將糧食輜重從中原源源不斷運往邊塞。

元狩四年（前119），大將軍衛(wèi)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率五萬騎出擊匈奴，后面跟著步兵數(shù)十萬人，另有“私負從馬十四萬匹”。這要耗費多少糧食？而且，還得考慮運送糧食輜重的牲畜，其數(shù)量可參考李廣利第二次西征大宛，帶兵六萬，共用牛十萬頭，馬三萬匹，驢、駱駝以萬數(shù)。它們本身也會消耗糧草?！稘h書》里說，路上消耗三十鐘糧食，才能保證一石軍糧（一鐘等于六石四斗，三十鐘就是一百九十二石），顯然不是夸張之語。

可以想象，漢武帝遠征所花費的支出多么龐大！為了籌備這么多糧食，不搜刮百姓如何辦得到？為了把糧食運往前線，又要征發(fā)多少勞役？史書這樣形容得勝后的漢朝：“海內(nèi)虛耗，戶口減半。”

不過，中原大地的生命力是頑強的。短短三十四年，春風吹又生，漢朝迎來了昭宣中興，但草原卻難以再現(xiàn)以往的輝煌。

▲漢武帝畫像。圖源：網(wǎng)絡

和平之道

公元前68年，匈奴兩支萬人騎準備入寇南方。途中有人叛逃，向漢朝告密，使其有了準備，匈奴被迫退兵。正是這一年，匈奴遇饑荒，畜產(chǎn)損失了十之六七，有一個數(shù)千人的部落南下降漢。

公元前62年，匈奴單于親率十余萬騎南下，結(jié)果又有人叛逃，漢朝有了準備，單于被迫退兵，于是派人向漢朝請求和親。

匈奴的生計陷入了困難，迫切需要突破長城，獲取南方的資源。假如集體的力量辦不到，那么部落、個人就會自作主張歸降南方。

后來，匈奴爆發(fā)了“五單于爭立”的內(nèi)亂。不僅五個部落領袖自號單于、相互攻伐，各單于也無法約束手下的人。威權(quán)瓦解，越來越多人開始自作主張了。呼韓邪單于一度擊敗各競爭者，復都單于庭，但追隨他的部眾只剩下數(shù)萬人。

公元前54年，呼韓邪單于被郅支單于擊敗，勢單力薄，不知前途在何方。左伊秩訾王提議歸附漢朝，諸大臣都不同意，理由是：匈奴內(nèi)斗是兄弟之爭，即使失敗仍有威名留世，如果向漢朝投降，必被世人恥笑？左伊秩訾王則說：“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弊罱K，呼韓邪單于決定投降，并派自己的兒子右賢王入漢為質(zhì)，自己也愿意朝見皇帝。

▲呼韓邪單于與王昭君。圖源：影視劇照

匈奴單于來降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大事?；实劢o予了呼韓邪單于最高規(guī)格的待遇，但對于匈奴是否忠順仍然抱有懷疑。漢朝不想干涉匈奴內(nèi)政，也不愿將其部眾分散安置于內(nèi)陸。最好的辦法是，利用匈奴的分裂，扶持一方，對抗一方，以保證邊塞安寧。

事實證明，一旦漢朝愿意向游牧人群開放邊界，允許資源流動，那么他們就會喪失團結(jié)一致的動力。各個部落會自謀出路，爭著歸附漢地王朝，以換取資源。

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率領一支西域諸國組成的軍隊出擊北匈奴，將郅支單于斬首，向世人宣告：“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聽聞此消息后，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喜的是草原上沒有競爭對手了，懼的是漢朝的實力。漢武帝時期，耗盡天下之力也不能消滅匈奴，但現(xiàn)在一支雜牌軍就能讓單于授首，給人的心里震撼不亞于白登之圍。

匈奴終于意識到，與漢朝和平交往所得的利益遠遠勝于雙方兵戎相見。

對底層牧民來說，他們可以在長城附近的草原放牧，這里的水草資源更加豐富。貿(mào)易的大門十分暢通，不會說關就關。漢元帝初年，呼韓邪單于決定北歸，其中一個理由是：“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也就是說，匈奴人口膨脹，又以捕獵維持生計，使得野生動物資源枯竭?？梢?，牧民能夠隨意獲取南方的資源，因其毫無節(jié)制反而造成了生計問題。

貴族能得到的好處就更多了。建平二年（前5），烏孫首領卑援疐率兵入寇匈奴，被擊敗，向匈奴獻質(zhì)子。漢朝認為匈奴此舉侵犯了自己的勢力范圍，要求匈奴歸還烏孫質(zhì)子。此時，匈奴已經(jīng)恢復了草原統(tǒng)治者的地位，卻欣然接受了漢朝的要求。建平四年（前3）匈奴單于上書愿朝見漢帝，此次朝見讓他獲得了“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的賞賜。

不用敲詐，不用威脅，就能得到漢地的奢侈品。和漢朝搞好關系，還有助于擊敗草原上的競爭者。所付出的代價，不過是臣服的姿態(tài)。這樣的買賣，誰不會心動呢？

北方終于平靜下來，呈現(xiàn)出繁榮之景。史載：“北邊自宣帝以來，數(shù)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幟盛，牛馬布野?！?/span>

南來北往

一直以來，長城都是一道封鎖線，但始終有暗流涌動。漢地的富庶吸引著匈奴民眾大量加入，而北方的草原對邊境漢人也產(chǎn)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游牧者本身就四處遷徙，趨利避害，南來漢地自是常有之事。光是中元三年（前147），匈奴就有七位“王”率部落歸附漢朝。漢武帝主動出擊匈奴之后，南來者就更多了。這些人一般被安置在靠近塞內(nèi)的“屬國”，時常要配合漢軍攻略匈奴。

“胡騎”是漢軍制勝的一大因素。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入大漠，從軍北征的將領就有匈奴人復陸支、伊即靬、趙安稽、高不識。霍去病去世時，漢武帝調(diào)遣“屬國鐵甲”，從長安城一直列隊到茂陵，為其送行?？梢娀羧ゲ∨c胡騎之間的關系。

▲霍去病。圖源：影視劇照

北上的人也不少。漢初，許多北地的實力派都與匈奴關系密切，比如韓王信、燕王陳豨、燕王盧綰。這些人在與漢廷斗爭失敗后，往往率親信家人投奔匈奴。武帝時，又有李廣利、李陵等大將降匈奴。

于是就出現(xiàn)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職業(yè)軍人反復橫跳，南來北往。

征和三年（前90），李廣利遠征匈奴，部隊里就有兩千“屬國胡騎”。這支部隊戰(zhàn)斗力強悍，迎擊匈奴五千騎，絲毫不落下風，將其殺潰。后來，李廣利的妻兒牽扯進巫蠱之禍，李廣利不知所措，在戰(zhàn)場上進退失據(jù)，最后迫于軍事壓力選擇了投降。這支胡騎重新入故國后會遭遇怎樣的待遇，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匈奴單于尊寵李廣利來看，他們過的應該不算太差，甚至極有可能作為草原騎兵入侵南方。

漢帝國在對抗匈奴時，慢慢培育出了“大漢”的意識，從那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就可以看出來。然而，許多邊地百姓反而沒有這般強烈的民族情緒。對他們而言，哪邊的生活更好，就去哪邊。

北方邊境環(huán)境惡劣，戰(zhàn)事頻繁。如果沒有強權(quán)的介入，沒有多少人愿意住在這里。漢地統(tǒng)治者最常采用的辦法是徙邊和戍邊。戍邊士卒從遙遠的家鄉(xiāng)來到邊境服役，與親友分隔，違背人情。統(tǒng)治者也會招募百姓，來邊地常居。招募的對象主要有兩種：一是罪犯（包括死囚），二是奴婢。

在帝國治下，邊地始終是一個另類。

遷徙而來的民眾，地位低下，生活困苦，很難出頭。東漢時，賈宗為朔方太守，他發(fā)現(xiàn)徙邊者都很貧困，被當?shù)厝蓑?qū)使，而且不能為吏。賈宗大力提拔徙邊之人，因此，這些人都愿意為他去死。這樣的個例恰恰說明邊地社會的常態(tài)。

而且，漢朝嚴格控制邊境人口的進出，一旦有人擅自離開，就要受到嚴懲。永康元年（167），羌人多次入寇關中，威脅三輔。邊將張奐派司馬尹端、董卓二人出擊，大破羌人，斬其首領，俘虜萬余人。立下如此功勛的張奐，主動放棄了“賜錢二十萬”、家中一人當官的獎賞，而請求將家族遷到弘農(nóng)華陰。當世財富與庇蔭后人相加，都比不上遷徙內(nèi)郡一事，可見邊人想要改變身份是多么困難。

這種情況下，不少邊人“聞匈奴中樂”，心向往之，主動逃往北方。

在出土的漢簡中，“亡人出塞”的內(nèi)容比比皆是。有為非作歹的惡徒，有不堪剝削的士兵，有窮困潦倒的奴婢。這些人在尋找生存之地時，不得不突破那道抵御外敵的高墻。

追捕與逃亡之間，近乎一場斗智。每當人員過關之時，都要出示通行證，上面有對年齡、長相、身高、膚色的詳細描述。一旦發(fā)現(xiàn)有人出逃，通緝的文書就會飛速下達到地方，逃亡者不得不改變姓名、衣物、甚至相貌。漢軍有特制的“亡人表”，是一種長條織物，其狀如幡，一旦赤色的表在空中飄揚，就說明有亡人出逃。敦煌、居延等地還有“塞天田”，即用細沙或細土掩蓋在平坦的邊地之上，以偵察北逃者的蹤跡。

當然，即便防衛(wèi)如此之嚴，逃出去的百姓依然不可勝數(shù)。漢文帝曾向全國宣告：“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笨梢钥闯?，北逃者的確讓匈奴發(fā)展壯大。

即便是最雄偉的長城，也不可能實現(xiàn)漢文帝的夢想。

雇傭兵軍團

兩漢之間，匈奴再度強大起來，相同的歷史似乎再次上演。

東漢建立之初，無力處理匈奴，只能奉送財帛。這種情況并未持續(xù)多久，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連年大旱，人畜損耗大半，烏桓乘弱將其擊敗。之后，匈奴陷入分裂，八部大人一起商議立呼韓邪單于的孫子右薁鞬日逐王比為單于，承襲呼韓邪單于的稱號，并向漢朝請求內(nèi)附。這就是南匈奴。漢匈雙方駕輕就熟，皇帝以禮相待，賜予財物；單于臣服，遣子入質(zhì)。

北匈奴雖縱橫大漠，但也不敢倨傲，每次南下劫掠都說自己是攻擊南匈奴，不愿與東漢為敵。事實上，草原上已經(jīng)沒有可以威脅南方的力量了。整個東漢，對草原發(fā)起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只有兩次，一次是永平十六年（73），數(shù)萬騎兵分道出塞擊北匈奴，還有一次是永元元年（89）竇憲率數(shù)萬大軍征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

此役之后，北匈奴一蹶不振。永元三年（91），耿夔僅率八百名精銳騎兵，就直奔北匈奴單于的王庭，在金微山（今阿爾泰山）大敗北匈奴。北單于率領殘部一路向西，逃往烏孫和康居，退出了漠北?！段簳防镎f，北匈奴遷徙到了蔥嶺，建立了悅般國，后來又來到中亞，征服了奄蔡。之后，匈奴的身影就常常出現(xiàn)在西方的史書中了。

另一邊，南匈奴逐漸向東漢靠攏。建武二十六年（50），劉秀為匈奴挑選了一塊“肥美之地”，作為龍庭所在，距離五原塞（今內(nèi)蒙古包頭市西）80里。后來，又準許他們?nèi)刖釉浦锌?，同年再遷徙至西河郡美稷縣（今內(nèi)蒙古準格爾旗境）。與此同時，東漢將烏桓安排在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

東漢的北部屏障，從最西到最東，都有胡人為其把守。南匈奴和烏桓承受北匈奴和鮮卑的攻擊，保護邊塞的安寧。而且，東漢常常用財富煽動胡人相互攻擊，你給我首級，我給你賞賜。

當然，內(nèi)附的胡人也會作亂。比如永元五年（93），南單于安國與左賢王師子矛盾激化。當時，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與單于安國關系不和，因此謊稱匈奴叛亂，逼得安國只能舉起武器。不過，在東漢的金錢戰(zhàn)略下，總有忠于朝廷的胡人力量。討伐安國的軍隊中，有南匈奴兵萬騎，有烏桓、鮮卑八千騎。

東漢向胡人開放邊界，得到的收益是巨大的。根據(jù)大臣袁安的奏疏，永元三年（91）東漢提供給南匈奴的物資價值一億九千余萬。雖然要付出大量金錢，但與漢武帝籌邊的數(shù)字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而且，匈奴得到的部分財物，也會在關市貿(mào)易中回流到朝廷手中。

在開放的邊界下，南匈奴輕易就能得到漢地資源，卻變成了一個雇傭兵軍團，失去了對草原的掌控力。而一個無法統(tǒng)治草原的匈奴，只能慢慢淪為東漢的附庸。

南匈奴入居云中時，東漢設“使匈奴中郎將”一職監(jiān)視南匈奴。永和五年（140），陳龜為使匈奴中郎將，當時南匈奴左部叛亂，陳龜指責單于休利御下不利，迫使他自殺。事后，東漢因陳龜越權(quán)，而將其逮捕入獄。

延熹元年（158），南匈奴叛亂，與烏桓、鮮卑一起入侵漢地。匈奴中郎將張奐以單于不能統(tǒng)理國事為由，將其拘禁，還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這已經(jīng)是直接干預單于的廢立了。

光和二年（179），匈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合，直接將其斬殺，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最后，漢朝將張脩處死。

終東漢一代，使匈奴中郎將更換達23人之多。如此頻繁的更換，不是因為他們無能，而是因為他們權(quán)力太大，朝廷擔心他們久居邊疆，擅行其事。

中平六年（189），董卓專政，東漢陷入分裂。此時，南匈奴不僅沒有借機回到草原，反而分裂成了兩支，一支留守南庭，另一支在單于于扶羅的率領下與白波賊一起劫掠河內(nèi)、太原一帶。很難說，此時匈奴還有多少游牧者。他們或許還在放牧，卻已經(jīng)不想再“游”了。

融于漢地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稱魏王，匈奴單于呼廚泉前來拜賀，被留在了鄴城。此后，匈奴被分為了五部，每部擇一貴族為帥，并時刻處于漢人司馬的監(jiān)督之下。

同時，并州刺史梁習對治下的匈奴部眾采取了兩個措施：一是任命上層貴族為地方官，使其與部落脫離關系；二是征調(diào)匈奴壯丁，將其編為義從、勇力，分遣各地打仗、駐防，家人則遷移至鄴城，充當人質(zhì)。

這樣，單于變成了一個虛號，部落首領變成了國家官員，匈奴部眾變成了編戶齊民。

嘉平三年（251），鄧艾注意到右賢王劉豹將分散的匈奴各部落“并為一部”，武力強盛，讓人頗為擔心。他獻上釜底抽薪之計，建議將劉豹所部分為二國，再拉攏其中一派，“使居雁門，離國弱寇”。這是曹操分而治之政策的延續(xù)。

▲曹操畫像。圖源：網(wǎng)絡

另一方面，由于中原戰(zhàn)亂頻繁，北方人口凋零，大量外族入塞，與漢人雜居錯處，民族融合成為不可阻擋的大趨勢。

自西漢以來，匈奴與漢族就開始相互通婚了。東漢以來，人們有了另一個稱呼——“屠各”。當然，屠各所涉甚廣，既有漢代就開始漢化的匈奴休屠王部眾，也有東漢末年遷入并州的南匈奴部眾。

在靠近漠北的地方，匈奴則與鮮卑、烏桓等民族相互融合，比如后來建立大夏的鐵弗匈奴。當然，匈奴本身就并非鐵板一塊，而是“百蠻大國”。再加上蒙古草原上民族林立，又都是自作決策的游牧者，種族間的混合應是常態(tài)。

匈奴還和西域胡、小月氏等雜胡融合，形成了新的雜胡，比如后來建立北涼的盧水胡。

西晉時，一個叫江統(tǒng)的人上表了著名的《徙戎論》。他提到并州匈奴：“今五部之眾，戶至數(shù)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彼胍獙⑸贁?shù)民族都遷到塞外，這在當時已是不可能。

等到匈奴人劉淵起事時，一切都變了。

他是匈奴的領袖，卻也是一個精通漢文化、與并州士族交好的西晉官員。

他依賴的核心團隊是匈奴五部，可他的族人已經(jīng)開始習于田業(yè)，有的人甚至淪為了地主的田客、奴隸。

他的帳下是威風凜凜的匈奴騎兵，可他卻不想如部下所說那樣“復呼韓邪之業(yè)”，而是自認“漢之外甥”，高舉大漢的旗幟。

永嘉二年（308）十月，劉淵即皇帝位，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一個胡人登上帝位。

草原已然遠去，雇傭兵的眼里看到了天下。但，匈奴人早就消融于天下。

參考文獻：

[美]巴菲爾德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陳序經(jīng)：《匈奴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