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度得到了不斷優(yōu)化。 一 權臣篡位基本上分三種。 一種是外戚權臣篡位，比如王莽、楊堅。 一種是軍閥權臣篡位，比如曹操、司馬懿、劉裕、朱溫、郭威、趙匡胤。 一種是世家大族權臣篡位，比如李淵。 宋太祖建立宋朝以后，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確保大宋王朝萬世一系。 這也是歷代王朝創(chuàng)建者共同思考的問題。 所以他就想盡辦法規(guī)避歷代謀朝篡位的主因。 首先就是杜絕外戚專權。 外戚專權來源于后宮干政，故而后宮不得干政成了后世王朝的祖制。 后宮孱弱，外戚自然就無法做大。 外戚大都給予榮譽性爵位，給予厚祿，不讓其插手朝政。 其次就是杜絕軍閥擁兵自重。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以和平的方式剝奪了武將的兵權。 并且啟用文官帶兵，用文官控制武將，文武相互制衡。 宋朝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雖然軍隊實力下降，屢次敗給北方游牧民族，但國內(nèi)政權穩(wěn)定。 武將沒有了兵權，謀朝篡位就失去了最核心的砝碼。 再次就是杜絕世家大族把控朝政。 宋朝開始大力推行科舉制。 科舉制雖然在隋唐時代開始實行，但推行的廣度遠遠不夠，朝堂上的職位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崔盧李鄭王等五姓七望成了鐵打的世家貴族。 黃巢雖然按照戶口本屠殺了一些世家大族，但還沒有動搖他們的根基。 宋朝通過科舉選拔官員，杜絕了世家大族對上層資源的持續(xù)壟斷，階層開始流動起來，延續(xù)幾百年的世家權貴土崩瓦解，消除了門閥世族對皇權的威脅。 科舉制出身的官員，都自認為是天子門生，自然對皇帝忠貞無二。 宋太祖創(chuàng)建一個文官政府治國的樣板，后世幾代都以此為模板進行復刻。 二 有了以上三個政策，外戚、軍閥、世家大族基本上失去了謀朝篡位的可能。 宋元明清四代，只有主少國疑的時候會產(chǎn)生權臣，最有名的就是明朝的張居正和清朝的鰲拜。 多爾袞不在此列，他屬于皇室，本身就有繼承權。 張居正和鰲拜也就僅限于是個權臣，基本上沒有篡位的實力。 他們兩人的權力基礎還是來源于皇權的授權，自然也很容易被剝奪這種權力。 后宮外戚不得干政、重文抑武、科舉制，多種手段的創(chuàng)新，加強了皇帝獨尊。 而到了朱元璋廢除丞相，以及雍正帝創(chuàng)設軍機處后，明清兩代也達到了君權的最高峰。 明朝新設的內(nèi)閣首輔以及清朝的軍機大臣，其定位都是皇帝的助手，完全沒有宰相的實權。 像宰相的封駁之權和單獨開設相府處理政務的權力，都被剝奪，再也沒有誰可以制衡皇權。 皇權的獨尊，讓權臣篡位更加沒有可能。 歷代君主都竭力避免前代王朝的制度問題，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彌補制度缺陷。 三 雖然宋元明清也在重復歷史教訓，比如資源再分配手段的缺乏，土地集中問題的日益嚴重，底層百姓生活的持續(xù)困難，王朝財政的日益腐朽，農(nóng)民起義的頻繁爆發(fā)… 但在避免權臣篡位這一點上，基本上做到了滴水不漏。 這也難怪，皇權存在的大部分時間就是為了鞏固皇權，它可以忍受官員貪墨，但絕不能忍受官員貪權。 它可以默許有一部分人僅次于皇室階層，可以占有大部分資源，可以盤剝底層百姓。 所以他們就忽略了底層百姓的生存危機。 身處高位，很難洞察底層問題，或者即使洞察了，也視而不見。 在他們看來，權貴階層才是他們統(tǒng)治的根基。  宋元明清，除了宋朝亡于異族之手，元明清無一例外都是被底層百姓推翻。 光想著防身邊的臣子，卻忘了底層還有百姓。 光想著給臣子們分錢買平安，卻忘了給底層子民分錢買平安。 顧得了這頭顧不了那頭。 最后結局都一樣，亡國滅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