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中央秘密聯(lián)合張學良，準備發(fā)動抗日反蔣的西北大聯(lián)合之際，國共兩黨其實也在秘密地進行接觸，尋求妥協(xié)之道。

蔣介石找共產黨人秘密接觸和談判，其目的同張學良如出一轍，也是為了解決聯(lián)蘇的問題。不過，張學良想要聯(lián)蘇聯(lián)共，而蔣介石想要的只是聯(lián)蘇而已。

對共產黨問題，他堅持必須要有一個徹底的解決，不管是軍事，還是政治，都要把其納入南京政府的政治架構之下，絕不允許對中央政權構成任何威脅。

蔣介石主動找共產黨進行接觸和談判，最早發(fā)生在1935年底。

當時，紅軍已經被迫放棄了南方的根據(jù)地，退入邊遠的西南和西北地區(qū)，中央軍也乘勢進入這些地方。

此時，華北事變爆發(fā)，隨著日本公開在察哈爾、綏遠和平津地區(qū)以武力扶植自己的傀儡，并且，更多地威脅到外蒙古的邊境安全時，蔣介石敏感地意識到，必須設法打出蘇聯(lián)這張牌，促使蘇聯(lián)與中國簽訂一項軍事互助條約，用來牽制日本。

1935年10月，蔣介石正式向蘇聯(lián)駐華大使提出了這一建議。由于蘇聯(lián)這時也對日本由東北而華北，沿著外蒙古邊界不斷擴張的意圖深為疑慮，因此，很快就作出了積極的反應。

其間，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發(fā)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針，號召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lián)軍，蔣介石很自然地認為，蘇聯(lián)正在促使中共改變反對南京政府的政策。

鑒于這種情況，蔣介石不失時機地向蘇聯(lián)大使表明，在對蘇談判軍事結盟的同時，希望蘇聯(lián)政府能夠在國共之間充當調解人，同時，派人秘密尋找關系，準備直接與共產黨談判，雙管齊下，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為此，蔣介石先是派回國述職的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趕回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進行接觸，隨后，又派陳立夫（化名李融清）偕同張沖（化名江淮南）一同乘船轉赴柏林，準備等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的談判稍有成就時，立即展開與蘇聯(lián)政府的軍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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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儀根據(jù)蔣介石的指令，在1936年1月13日至23日，先是與潘漢年，然后與代表團團長王明，進行了4次秘密商談。

鄧文儀轉達的意見很清楚，即中華蘇維埃政府改制，紅軍改編，共同抗日。具體地說就是：

（1）取消蘇維埃政府，所有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

（2）取消紅軍，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互相交換政工人員；

（3）黨公開，或者重新恢復1924—1927年黨內合作形式，或者共產黨獨立存在。

雙方一度約定，中共代表團派代表與鄧文儀的助手返回南京，找到中共中央的代表，具體討論妥協(xié)的條件。

不過，1936年1月22日，蘇聯(lián)駐華大使向蔣介石轉達了蘇聯(lián)政府的意見。表示贊同南京政府政治解決與共產黨的關系問題，但是，拒絕充當調解人。

莫斯科的這種態(tài)度讓蔣介石十分失望，隨即中斷了鄧文儀與中共代表團之間的談判，自然也將與蘇聯(lián)的軍事談判拖了下來。隨后，開始推動國共兩黨在國內的接觸與商談。

這時，陳立夫手下的曾養(yǎng)甫通過諶小岑與中共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呂振羽接上了關系，并轉述了國民黨方面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基本條件。

可是，由于北方局代表談判的依據(jù)只是《八一宣言》，核心條件是要求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lián)軍，而國民黨方面則強調紅軍改編，蘇維埃政府改制，先統(tǒng)一，后抗日，并要求中共協(xié)助聯(lián)蘇，因而，雙方間的距離還相當遠。

不過，南京方面這時用來接通國共兩黨關系的渠道遠不止這一條。

1936年初，宋子文經過宋慶齡找到原屬中共特科系統(tǒng)的董健吾，陳果夫等人也通過覃振找到剛從獄中出來的中共黨員張子華，先后將兩人派往西安，經過東北軍防地轉入陜北蘇區(qū)，接通了與中共中央的關系。

中共中央對南京方面提出的條件，同樣不離《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

其基本條件是：（1）停止一切內戰(zhàn)，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2）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lián)軍；（3）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于河北首先抵御日帝邁進；（4）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5）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之改革。

不僅如此，基于《八一宣言》確定的抗日反蔣的策略方針，中共中央還決定，首先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由全國各黨派推舉代表組成代表大會，在此基礎上，成立全國統(tǒng)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lián)軍。

不過，這一代表大會的召開，必須取消一黨專政，容許一切黨派自由活動，釋放一切政治犯，取消一切禁止抗日反賣國賊運動的禁令，保障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這里所說的賣國賊，指的就是蔣介石，在堅持反蔣前提下與國民黨進行談判，自然不會有任何結果。

不過，到了1936年5月，國共之間的接觸還是取得了進展。當時，國民黨方面代表在與北方局代表的商談中，第一次以書面形式提出了四項條件作為雙方進一步談判的基礎。

這四項條件是：

一、停戰(zhàn)自屬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陜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則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

二、國防政府應就現(xiàn)國民政府改組，加入抗日分子，肅清漢奸。

三、對日實行宣戰(zhàn)時，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tǒng)一編制。

四、希望黨的領袖來京共負政治上的責任，并促進聯(lián)俄。

從國民黨關于蘇維埃政府改制、紅軍改編的中心要求來看，這四項條件可以說是在統(tǒng)一軍隊和政權的形式上讓步最多。

雖然并沒有放棄蘇維埃政府改制、紅軍改編的中心要求，但至少是同意可以把時間向后推延到對日宣戰(zhàn)以后。

但是，中共中央并不領情。因為中共中央了解到這四項條件時，恰好是在兩廣事變發(fā)生之后的6月中旬，西北大聯(lián)合計劃正在緊鑼密鼓地醞釀之中，毛澤東一言以蔽之：其“滿紙聯(lián)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zhàn)爭”。

周小舟舊照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然而，劉少奇領導下的中共北方局在與國民黨的談判，更為重視和靈活。7月初，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向國民黨方面提出了一個相當全面的談判方案：

在國民黨承認并實行發(fā)動抗日戰(zhàn)爭、聯(lián)合各抗日黨派、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廢除不平等條約、停止“剿共”和封鎖蘇區(qū)等政策時，共產黨即放棄敵對國民黨的行動，并贊成國民黨在國防政府及抗日聯(lián)軍中占有指導地位；共產黨今天固無意取消蘇維埃組織及紅軍，但將來依據(jù)抗日戰(zhàn)爭的需要，共產黨愿意贊助全中國真正民主的統(tǒng)一。

這一方案，無疑為此后的談判打開了一條新的思路。它提出可以通過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代表會議，討論抗日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一切問題，包括國防政府與抗日聯(lián)軍的名稱問題。

這表明，中共完全可以放棄他們一直以來所要求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lián)軍的外在形式，提出無意取消蘇維埃和紅軍，但將來依據(jù)抗日戰(zhàn)爭的需要，它愿意贊助全中國真正民主的統(tǒng)一，同樣顯示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放棄蘇維埃和紅軍的外在形式。

不僅如此，這一方案還第一次明確表示共產黨同意由國民黨在未來的抗日聯(lián)合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當中占據(jù)指導的地位，不堅持兩黨必須平等地實現(xiàn)它們之間的合作的想法。

所有這一切，都為國共兩黨的進一步商談，開辟了道路。

當然，國民黨方面不可能真的接受由共產黨人提出來的這一解決方案。

7月4日，經過陳立夫修改后，國民黨方面在中共北方局方案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的談判條件。這就是：

一、K方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參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裝力量，不論黨派，在同一目的下，實現(xiàn)指揮與編制之統(tǒng)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張，應于此時放棄過去政治主張，并以其政治軍事全部力量置于統(tǒng)一指揮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認全國武裝隊伍應統(tǒng)一指揮與編制的原則時，即行停止圍剿，并商定其武裝隊伍之駐扎區(qū)域，予以其他國軍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決意放棄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即以K方為主體，基于民主的原則，改善現(xiàn)政治機構，集中全國人才，充實政府力量，以負擔民族革命之任務。

國民黨這一次的書面談判條件，送達中共中央時，又是一個多月以后的事情了。這個時候，恰好遇到共產國際來電批評中共中央。

共產國際在8月15日的電報中，明確指出：

“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xiàn)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

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斗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寇的同盟者。

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

鑒于以上情況，必須采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并同蔣介石軍隊協(xié)同抗日的方針……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xié)議進行談判。

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qū)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span>

正因為如此，共產國際明確反對中共中央把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重心放在反蔣派身上。指出：

中共號召支持兩廣事變的聲明是錯誤的，打算吸收張學良入黨更是不妥?！氨仨毐３滞瑥垖W良的接觸”，“但是，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

中共抗日反蔣的方針，或者把日寇與蔣介石等量齊觀的做法，其實最初正是來自共產國際。

中共中央作為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之一，它堅持貫徹這一策略方針，乃情理中之事。

但是，當共產國際政策改變了之后，中共中央必須立即隨之而變，開始執(zhí)行新的方針，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8月16日，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電后，中共中央馬上作出決定：

“今后一切宣傳應以聯(lián)紅抗日為中心，對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應改變過去抗日必須討蔣的口號，表示希望與歡迎蔣及南京政府參加和領導抗日戰(zhàn)爭，要求停止內戰(zhàn)，實行抗日自由，而反對和揭露每一妥協(xié)欺騙和投降的具體步驟，宣傳南京內部分化與蔣系左派找我的事實?！?/span>

既然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應該改變過去方針，爭取其參加甚至領導抗日，那么，張學良希望繼續(xù)保持灰色與對蔣之忠順，自然也就是必要的了。

毛澤東于8月25日即去電潘漢年，要求潘向張學良說明此種情況，并要潘立即返回陜北，根據(jù)新的方針接受新的任務。

毛澤東在電報中寫道：

“向南京進行具體的進一步的談判，期在短期內成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我們進行整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心。兄應在接電后7天內回到保安，接受新的方針，再以7天至10天到達南京，開始談判。

請立即向張學良說明，這種談判的成功對于東北軍和紅軍兩軍的合作大有幫助，并請張學良外出活動時注意督促南京政府與我們迅速達成諒解?！?/span>

由于擔心潘漢年不能很好地轉達上述意見，從而使張學良產生誤解，毛澤東第二天又去電說明：

“因為南京已開始了切實的轉變，我們的政策重心在聯(lián)蔣抗日，張學良因此應當繼續(xù)保持與南京的統(tǒng)一。”

得知中共策略方針的這一調整，正對西北發(fā)動感到左右為難的張學良毫不猶豫地給予了肯定。

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起草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xié)定，實現(xiàn)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

張學良讀到此信后，當即要中共聯(lián)絡員劉鼎轉告中共中央，他“對那個信極表贊成，并愿進京面蔣，力主和平統(tǒng)一，結力抗日，請為蔣使，冒險說和”。

張學良知道蔣介石的脾氣，不敢直接向蔣提出和共問題，但他還是委婉地通過要求抗日表明不愿繼續(xù)“剿共”的想法。

“九一八”事變5周年之際，張學良特地轉托馮庸向陳誠表達其決心抗日之意，稱“東北軍自南來豫鄂，西開陜甘剿匪以來，損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補充……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故已“決意統(tǒng)率所部，抗日圖存”。

22日，張又借否認曾轉托陳誠說明抗日心跡事，致電蔣介石：

“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須抗日，欲抗日必須全國力量之集中。良此時在鈞座指揮下盡剿匪之職責，尤愿早日在鈞座領導下為抗日之犧牲。惟冀鈞座于國防會議內確定整個計劃，實行抗日，良決負弩前驅，惟命是從?！?/span>

但無論是中共中央給國民黨的信，還是張學良所表達的抗日意愿，這個時候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中共領導人事實上早就估計到了這一點。

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到后，毛澤東等人一方面大量致信國民黨及各界軍政要人、社會名流，呼吁和平與抗日；

另一方面，明確通過決議，肯定繼續(xù)聯(lián)絡反蔣派之重要，主張實行“逼蔣抗日”，稱“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并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lián)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xiàn)這一方針”。

因此，策略方針的改變，并沒有使中共中央對即將到來的嚴酷形勢產生任何幻想。他們幾乎馬上就想到，西北的發(fā)動工作一旦停止，10萬紅軍集中到甘北狹小區(qū)域里，必將陷入到極大的危險之中。

8月25日，即在中共中央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的同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聯(lián)名致電共產國際，請求幫助。

電稱“陜北甘北蘇區(qū)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且北不出寧夏，東不出山西，亦無紅軍活動之余地，目前陜北蘇區(qū)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

為著避免與南京沖突，便利同國民黨成立反日，靠近蘇聯(lián)，反對日本截斷中蘇關系的企圖，為著保全現(xiàn)有根據(jù)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

依紅軍現(xiàn)時條件，如果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現(xiàn)時位置之東南方面發(fā)展，如此：

（甲）將被迫放棄現(xiàn)有陜甘寧蘇區(qū)；

（乙）紅軍發(fā)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則是內戰(zhàn)方向；

（丙）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系的可能”。

這一地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但如果蘇聯(lián)方面能答應并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jié)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

如果蘇聯(lián)不贊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針，而我們與南京之談判不能及時成立協(xié)定，或協(xié)定中不能達到使寧夏甘西土著統(tǒng)治者自動讓防之程度，或紅軍久攻不克，結冰渡河時機又已過去，則我們只好決定作黃河以東之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fā)展方向放在甘南、陜甘、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zhí)行黃河以西計劃”。

實際上，斯大林在1935年夏天提出不反對紅軍靠近外蒙、新疆的建議，正是共產國際和蘇聯(lián)長期深入調查和考慮具體援助中共和紅軍問題的結果。

還在1934年9月，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遠東局負責人就明確提議，應當盡快在蘇聯(lián)中亞細亞的阿拉木圖組織由中共軍政領導人和共產國際聯(lián)絡部人員聯(lián)合組成的中共西北局，立即調查通過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員到中國西北各省和直接援助陜北紅軍，并通過陜北接通四川紅軍的可能性。

11月初，共產國際副總書記兼聯(lián)絡局局長皮亞尼茨基也寫信給蘇聯(lián)紅軍情報局局長皮爾金，請他設法協(xié)助調查中國西北邊疆地區(qū)的情況，以便考慮經過中國西北邊界具體援助中國紅軍的可能性。

1935年4月，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東方書記處已經明確提出應當在靠近蘇聯(lián)和外蒙的西北地區(qū)創(chuàng)立戰(zhàn)略根據(jù)地了。

蘇聯(lián)國防部、蘇軍情報局和共產國際聯(lián)絡局為此組成了一個三人組，專門研究中國紅軍未來在中國西北地區(qū)的發(fā)展計劃和蘇聯(lián)援助的問題。

上海蘇聯(lián)領事館舊照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僅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產國際就接連6次派人潛入中國西北地區(qū)，試圖接通與陜北紅軍以及中共中央的聯(lián)系。

因此，得到中共中央的求援電后，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書記處在取得了斯大林和蘇聯(lián)軍方的承諾后，迅速回電表示同意向紅軍提供軍事援助，并批準了中共中央關于奪取寧夏和甘西的作戰(zhàn)計劃。

電稱：“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地區(qū)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的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qū)域。”

共產國際如此痛快地同意提供軍事援助，這讓中共中央深感振奮。根據(jù)共產國際來電的要求，中共中央馬上作出了具體的行動部署。

9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的領導人，稱：“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zhí)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

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靜（寧）會（寧）戰(zhàn)役計劃”，要求二、四方面軍全力北上，與一方面軍合力奪取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qū)，由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依次控制西蘭大道；之后一方面軍首先攻取寧夏北部，四方面軍隨即奪取寧夏南部。

這時，紅二方面軍減員過多，已難承擔作戰(zhàn)任務；四方面軍一路打來，馬不停蹄，疲憊不堪，被服、糧食和彈藥都嚴重短缺，對擔負與中央軍爭奪西蘭大道的任務感到艱巨，因此，對實行中共中央的“靜會戰(zhàn)役計劃”猶豫不決。

雖經毛澤東等再三解釋說明，張國燾還是堅持寧夏地區(qū)太過狹小，不應將一、四方面軍都集中于寧夏。

他建議，四方面軍以兩個軍由蘭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占永登、紅城子一帶地區(qū)；一個軍留渡口防守，兩個軍部署于漳縣一帶吸引牽制胡宗南，完成任務后，三個方面軍全部轉進涼州、永登一帶，以一部向靖遠、中衛(wèi)活動，配合一方面軍由靖遠寧夏段渡過黃河。

由于沒有二、四方面軍在南面的牽制，單靠一方面軍無法完成攻取寧夏的任務，中共中央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提出可將一方面軍主力南下，配合二、四方面軍共同完成打擊胡宗南部的任務，再回頭攻取寧夏。

張國燾等人對此依舊反對，堅持認為四方面軍單獨西渡，與一方面軍配合，可造成紅軍在黃河東西南岸夾擊寧夏段敵軍之勢，對作戰(zhàn)更為有利。

不過，這時中共中央已經與共產國際發(fā)生了關系，并取得了共產國際的正式承認。打通蘇聯(lián)的計劃，也有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在給予指導，張國燾等雖堅持認為自己的計劃在軍事上更為安全，畢竟責任重大，不敢獨斷獨行。

因此，張國燾一面堅持己見，一面還是不能不表示愿意放棄與中共中央的分歧，照命令行事。

其電稱：“關于統(tǒng)一領導，萬分重要，在一致執(zhí)行國際路線和艱苦斗爭的今天，不應再有分歧。因此，我們提議，請張聞天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一切。包括四方面軍西渡計劃，如兄等仍以北進為萬分必要，請即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span>

既然張國燾表示承認中央權威并愿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取協(xié)商態(tài)度，決定決斷決行。

9月27日，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從寧夏、蘭州間渡河，奪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應暫在外翼箝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

至此，張國燾等與中共中央之間圍繞著奪取寧夏作戰(zhàn)方針的爭論告一段落，張國燾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停止四方面軍西渡計劃，并制定了《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zhàn)役計劃》，轉向北進。

而就在中共中央明令四方面軍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后一同奪取寧夏的當天，共產國際也進一步電告中共中央，蘇聯(lián)將從外蒙方向為紅軍提供援助，紅軍必須奪取綏遠定遠營，前伸至外蒙邊境接取物資。

隨后，針對中共中央要求蘇方將物資盡可能運送到定遠營附近的提議，共產國際更進一步告訴中共中央，蘇聯(lián)方面將提供給紅軍300輛卡車，大約550—600噸重的軍事物資。

但是，這些卡車不能深入到越過外蒙古邊境100公里以外的地方，否則就等于對中國的侵略，紅軍必須設法制服綏遠德王及其他軍閥可能的騷擾，保證這些汽車不會受到空軍的襲擊，并能夠派出足夠的部隊來接收貨物。

鑒于蘇方已經做好運送物資的準備，中共中央迫不及待地改變了原定12月待黃河冰凍后再行攻取寧夏的計劃。

可這時恰好又發(fā)生了四方面軍遺失了戰(zhàn)役計劃，以及蔣介石急調固原兩師南下，并催促胡宗南等部中央軍迅速推進的情況。

因此，中革軍委于10月11日正式發(fā)布了《十月份作戰(zhàn)綱領》，決定四方面軍以一個軍迅速進至靖遠、中衛(wèi)地段，選擇利于攻擊中衛(wèi)與定遠營之渡河點，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同時，其主力在通渭、馬營鎮(zhèn)、靜寧和會寧地區(qū)就地休整，并派支隊進逼定西、隴西、武山、甘谷、秦安、莊浪、靜寧之敵，爭取在10月份保持西蘭大道于我手中。

二方面軍則進至通渭、馬營鎮(zhèn)以北界石鋪以南地區(qū)，休息數(shù)日后轉進至靜寧、隆德線以北地區(qū)，準備爾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軍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務。

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zhàn)軍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樞紐地段豫旺堡于手中。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zhàn)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和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攻寧部隊，11月10日前展開進攻。

《十月份作戰(zhàn)綱領》剛一開始實施，就因對國民黨中央軍推進速度估計不足而不得不臨時改變。

在蔣介石的督促下，國民黨軍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向四方面軍所在的靜寧、通渭、會寧地區(qū)猛進，四方面軍不僅完全沒有休整的條件，而且，也沒有從容渡河的可能。

四方面軍剛一通過西蘭大道，國民黨軍就于23日進占了華家堡、會寧、通渭、靜寧、界石鋪等地，西蘭大道即落入其控制中。

西蘭大道一失，形勢立即就變得對紅軍十分不利，四方面軍雖然搶先進抵靖遠及打拉池一帶，24—26日接連運送了第30軍、第9軍和前線總指揮部過河，但因胡宗南部推進速度太快，一方面軍之西方野戰(zhàn)軍面臨極大壓力，彭德懷不能不要求四方面軍河東部隊與一方面軍西方野戰(zhàn)軍主力協(xié)同，在郭城驛痛擊胡宗南部，以確保南線不失。

據(jù)此，四方面軍河東之第4軍、第31軍受命脫離四方面軍建制，歸紅軍總部和前線總指揮彭德懷指揮。

事實上，在郭城驛誘殲胡宗南部的戰(zhàn)斗并未實施；相反，原來留守河東看護渡船的第5軍因受到胡宗南部的壓迫，被迫撤過黃河。

而國民黨軍隨即大規(guī)模壓至郭城驛、大盧子地區(qū)，并控制了靖遠附近的河岸。紅軍渡河攻取寧夏的行動被迫中止，紅軍被切割成河西和河東兩部分，四方面軍2.1萬人留在了河西，而3個方面軍5萬余人則被截在了河東。

由于國民黨中央軍推進速度太快，甘北所剩地域回旋余地太小，難以對中央軍組織具有殺傷力的戰(zhàn)役，因此，中共中央不僅不能讓河西部隊單獨北上，奪取定遠，需要后者擔負牽制任務，而且不能不轉而向張學良求援，急切電告正在西安的中共代表葉劍英：

“寧夏計劃蔣介石正積極破壞中，我方正想對策，請毅（張學良代號）亦為我籌之……問毅當此國難關頭，他有何辦法停止內戰(zhàn)？”

10月30日，中革軍委向共產國際書記處報告了紅軍渡河作戰(zhàn)失利的情況。

幾天后，共產國際亦來電表示從外蒙援助的辦法作廢，將改由蘇聯(lián)方向經新疆提供幫助，這次可以將援助物資增加一倍，請紅軍改由甘西河西走廊去新疆哈密接運。

對此，中共中央明確復電稱：

“從哈密輸送貨物的辦法對于我們主力紅軍已無用處，這個改變已經遲了。已渡河的紅軍約兩萬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進，但通過五千余里路程，戰(zhàn)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無人煙的沙漠?！?/span>

寧夏戰(zhàn)役失敗，紅軍已經無法在取得蘇聯(lián)援助的情況下與南京方面達成妥協(xié)。中共中央固然繼續(xù)努力謀求與蔣介石在政治上取得諒解，但是，軍事上的劣勢只能使蔣介石進一步在政治上提高要價，結果是雙方無法妥協(xié)，蔣必定會趁機加大軍事上“圍剿”的力度，設法消滅紅軍，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紅軍下一步行動方向問題。

毛澤東明確講：

本來打寧夏就沒有多大把握，只是過去沒有看得這樣嚴重?，F(xiàn)在計劃失敗了，紅軍必須改變行動方向，以求生存。

為此，應先南下平涼、涇川、長武、寧縣、正寧，然后根據(jù)情況或東進山西，或南下河南或湖北，跳到外線去。經過一年左右的長途征戰(zhàn)后，再設法返回西北來。

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并電告了共產國際。

此時，正如中共中央所預料的那樣，蔣介石的心態(tài)明顯地發(fā)生了改變，連政治解決的話都不提了。

張學良趁蔣當時在西安，壯著膽子勸蔣停止“剿共”，聯(lián)俄容共，共謀抗日。不料，蔣介石一口回絕，稱：

“共黨能無條件的交槍受編乎？否則不論矣?！笨v使“共黨當面以手槍擬之，亦不與之妥協(xié)也”。

蔣說，共產國際要中共與南京中央合作，而他則是要中共投降。如果中共不答應，他非先消滅中共，否則不抗日；如果俄國壓迫他必須容共才能援助他抗日，那他寧肯不聯(lián)俄。

因此，蔣介石這時在王曲長安軍官訓練團公開鼓吹說：“赤匪為近敵，日本為遠敵，目前惟一任務為剿匪，否則為反動?！?/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