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位于內蒙古西部，東臨察哈爾，南界晉陜兩省北部，西南與寧夏、甘肅相連接，當時是一個只有177萬人口的小省。

日本在實行大陸政策的過程中，侵奪綏遠是其重要的一步。如果控制了綏遠，將有助于對華北、西北構成外線包圍態(tài)勢，從察綏而南，入侵冀、晉、陜等省，這是日軍進一步進攻中國的理想通道。

所以，綏遠的得失對中日雙方來說，戰(zhàn)略影響十分重大。

進入1936年以后，此前曾在日本華北駐屯軍策動下，一度風聲鶴唳、高度緊張的平津地區(qū)歸于平靜，而屬于日本關東軍目標范疇之內的察綏地區(qū)，卻再度陷入危機之中。

在“滿蒙計劃”的影響下，以控制整個滿蒙為目標的日本關東軍，在實際控制了察哈爾東部地區(qū)之后，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委員長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動德王在內蒙古造成獨立局面，進而統(tǒng)一內外蒙古，建立蒙古國。

為此，日本不僅加緊向察哈爾全境乃至綏遠地區(qū)實行滲透，而且，運用偽軍李守信等部制造事變，逼迫中國方面撤出了察哈爾省長城以北地區(qū)。

1936年初，李守信偽蒙軍已經(jīng)侵占了察東的張北、寶昌、康保、尚義、沽源、商都、化德、崇禮8縣，并控制了察東的正藍、鑲白、正白、鑲黃、太仆寺等8旗，在張北設立了偽司令部。

隨即，德王與李守信公開合流，在察東成立了察哈爾盟公署和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自任總司令，李守信任副總司令。

投靠日軍的蒙古德王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4月間，在日本的推動和幫助下，德王在錫盟烏珠沁右旗索王府召開了名為內蒙古王公全體大會、實為蒙古建國會議的分裂會議，公開提出了建立蒙古國的政治目標。

5月12日，德王與李守信等人更是公開在嘉卜寺（今化德）成立了“蒙古軍政府”，德王親任總裁，掌軍政大權，李守信兼參謀部長，并聘請日本人村谷彥治郎、山本信親、崛井德五郎等人，分任主席顧問及軍事、財政、外交、教育等顧問，而且，編制完成了2個軍共8個師的偽蒙軍。

德王擔任總司令兼第2軍軍長，李守信為副司令兼第1軍軍長，總兵力1萬人。德王所部駐嘉卜寺，李守信所部駐察哈爾張北及廟灘，王英所部駐尚義、商都，偽蒙軍第2軍第7師穆克登寶都所部駐百靈廟。

隨后，日本關東軍從偽滿洲國抽調騎兵5000人入駐察北多倫、沽源、平定堡一帶。

在此情況下，日本關東軍和偽蒙軍自然要把奪取內含西部內蒙古的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國綏遠省，視為完成“蒙古建國”的下一階段戰(zhàn)略目標，于是，察綏一帶局勢漸趨緊張。

還在華北事變之際，蔣介石就已經(jīng)注意到日本有西進之勢。但是，他當時估計，日軍西進的主要目的是造成對蘇聯(lián)合圍的態(tài)勢，以應對對蘇作戰(zhàn)之需。因此，最初蔣對綏遠的防御問題，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

他相信，以綏遠的地理條件和軍隊的布防，守難攻易，如果真有日軍來攻，幾乎沒有全面堅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確告訴對晉綏負有守土之責的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

“綏遠守棄方針，弟意小敵來擾，則迎頭殲滅之；若其大敵正式來攻，則扼要據(jù)守，并擇最重要幾個據(jù)點固守之，如能固守三個月之時間，則事無不成。故綏遠不可全部放棄，亦不宜處處設防。”

蔣之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3個月“則事無不成”，就是估計日軍西進的目的，絕不是因為這塊土地具有怎樣重要的價值，其主要目標還是為了奪取外蒙，并對付蘇聯(lián)。

所以，蔣介石認為，蘇聯(lián)對此也心知肚明，絕不會眼見日本的陰謀得逞而無動于衷。

在他看來，“倭勢西進愈力，則俄取攻勢亦愈速”。

3月29日，蘇聯(lián)與外蒙簽訂互助條約，印證了蔣介石的觀察。他當時甚至開始考慮，如何設法從日蘇沖突中獲取實際利益，就勢向日本要回東北主權的問題。

但是，蔣介石對日偽西侵意圖和日蘇戰(zhàn)爭前景之估計，始終未能得到事實上的印證。

相反，他又注意到，日蘇形勢“始急終緩”，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國會議”，接著，6月初爆發(fā)兩廣事變，發(fā)現(xiàn)深處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魯守將宋哲元、韓復榘等也或明或暗地在與兩廣反蔣派相應和。

于是，蔣不能不擔心華北諸省有脫離中央的嚴重危險，其對綏遠的方針，明顯地開始強硬起來。

5月26日，蔣介石任命陳誠為晉陜甘綏邊區(qū)“剿匪”總指揮，意在加強中央對整個西北地區(qū)的控制。

同時，明確要求閻錫山調遣兵力對整個包綏地區(qū)增兵布防，并為此親自致電閻錫山，說明此舉對山西安危之利害。電稱：

“弟意于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邊區(qū)名義發(fā)表時，一面應對包綏從速增兵布防，以示決心，則彼必不敢輕窺綏遠，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則，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綏急進。萬一包綏動搖，則晉失屏蔽，雖有天險，亦無以為計。預請當機立斷，迅即增防?！?/span>

蔣此番布置，都是基于這樣一種考慮：“內蒙德王獨立，為時間問題，果不能設法消弭乎？冀魯叛變，圖謀脫離中央，將成事實，或可及時消弭乎？”

此舉很顯然，對日蘇戰(zhàn)爭的期待，漸漸不再置于其對綏遠守棄策略的中心。蔣介石清楚地意識到，綏遠與冀魯其實是互為作用、同等重要。

德王若盤踞綏察，宣告獨立，冀魯之地位以及整個軍心民心，亦必徹底動搖。

但問題是，山西剛剛在中央軍的協(xié)助下，才將由陜北渡河東進的紅軍擊退，余悸未了，閻錫山深感兵力不足。與眾將領反復商量的結果，仍“以為如此增兵綏遠，使山西空虛，非固根本計也”。故雖獲蔣電，閻錫山方面卻遲遲不能有所決定。

到了7月間，因偽蒙軍進犯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中央許諾之防務撥款遲遲不見蹤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軍關麟征等部，也因兩廣事變南調離境，晉綏兩省頓感兵力捉襟見肘，故閻錫山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這時頻頻向蔣告急，擔心“偽蒙圖綏”，“恐短期間內有卒然發(fā)動之可能”。

不過，這時蔣因應付兩廣事變，分兵無術，難以馳援晉綏，不得不密電閻錫山，要其克服困難，火速增援傅作義，好在，此時日偽軍并未發(fā)動突然的進攻。

8月初，南京方面再度得到消息，稱日本準備趁兩廣事變、桂系進軍廣州之際，推動察北偽軍攻綏，然后宣告冀察自治。

察綏這時傳來的情報也顯示，偽蒙軍正蠢蠢欲動，有內外響應進占綏東之計劃。這說明，綏遠的形勢不僅相當危險，而且其影響將直接威脅整個華北的安危。

注意到這種情況后，蔣介石已經(jīng)在密謀趁敵準備未周，主動出擊，打擊日偽軍。

他明確告訴閻錫山：

“弟意欲使匪偽不敢再來擾亂綏遠，則我軍僅主守御，不能達我目的，必須于其擊潰之時，或偵知其后方司令部與結集所在地，我軍出其不意猛力襲擊，予其一大打擊后，適時退回原防固守，則匪偽以后必不敢輕來矣。此兄必操勝算與一勞永逸之計。”

在蔣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閻錫山等反復會商后，終于決定向綏遠增兵了。閻電稱：

“此間，自前次接奉鈞電后，即在雁北綏遠布置三十五軍傅作義之六團，七十師王靖國之六團、六十八師李服膺之七團、獨立第七旅馬延守之三團、又補充團兩團、騎兵六團、炮兵兩團，共三十二團，內除王靖國之四團暫在雁門關上擔任工事，綏境一有事故，三兩日內即可加入外，其余均到綏同一帶。

有此兵力，似可作當頭之棒。而晉綏軍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

但實際上，晉軍這時很大部分兵力仍集中于晉西與陜北在做兩面防御的準備，故其對綏遠用兵實難做到全力以赴。

特別是張國燾、徐向前所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由川康北上甘肅之后，閻錫山更加擔心紅軍會合陜甘后，會重演2月東征山西的戰(zhàn)略，因此，他堅持要求蔣介石調中央軍援綏。

相對而言，這個時候傅作義對蔣介石主動出擊的建議，態(tài)度要比閻錫山積極一些。

根據(jù)偵察的情況

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前排中）會晤蒙古王公，緩和矛盾

，他知道察北偽蒙軍并不具有很強的實力。李守信在張北有騎兵4個師、炮兵1個團，偽軍包桂亭有6個團駐化德和尚義，偽軍王英亦有3個師并2個旅駐商都。

除此之外，于志謙、馬子禎、胡貝勒、李子靜、呂存義、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偽保安隊，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這些兵力，全部加起來也不過1.2萬余人。

而且，他“判斷敵之發(fā)動，日方仍不露面，先驅使匪部分路進犯，不攻我堅陣，亦不與我大部拼戰(zhàn)，取擇隙竄擾、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應付。成則將匪西推，日偽占地；否則所損為匪，與彼無傷”。

唯一的問題是，綏遠的地理條件有利于敵偽竄擾，卻不利于大軍圍擊。若尊蔣意，“取攻勢直搗察北，掃其巢穴，比較易作，又恐時機未至，有直接對日之慮”。

因此，傅作義這時的計劃是，組織有經(jīng)驗的無職軍官老兵參加境內各縣村、圍、堡之守備，另組乘汽車的機動部隊，準備在敵偽來襲時“迎頭痛剿”。

面對晉綏將領對自己建議的猶豫態(tài)度，蔣介石相當不滿。

他一面向閻錫山保證“俟桂事解決即可抽兵北上協(xié)防”，一面在內心里批評他們“無定識與定力”，進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對日交涉中不得退讓，必須堅持他7月在五屆二中全會上所宣布的最大讓步限度不動搖，稱“如逾此限度，當不惜決戰(zhàn)”。

他相信：“對倭方針，在現(xiàn)時非萬不得已，不可放棄忍痛一時之策略，但應抱定犧牲抗戰(zhàn)之決心，所謂忍痛，非屈辱之謂也。蓋余始終認定倭寇不敢與我正式戰(zhàn)爭，不久彼必覓旋轉之途徑矣?！?/span>

因為，他相信，倭寇現(xiàn)在純粹是外強中干?！?strong>蓋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決不能亡我中華，我之危險，已較前減少過半矣。況彼內在之矛盾，與其國際環(huán)境之孤立，而樹敵太多，決不允許其如五年前之荒偽放浪?！?/span>

由于不能得到晉綏將領的贊同，再加上隨著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發(fā)生日人被殺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態(tài)度頓趨強硬。

此時，蔣在軍事上趁機出著的條件已失，只好決定“暫緩”他的“察綏進攻計劃”，指示外交部長張群加緊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談判，以成都、北海兩地日人被毆殺事件為由，說明目前國人對日本情緒之激憤，強調中日兩國緩和關系之重要，再次嘗試與日本達成全面解決中日關系問題的方案。

中日南京談判從9月15日開始，接連幾次交涉之后，雙方的分歧就已經(jīng)顯露無遺。

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中方同意共同防共、協(xié)定關稅、聘用日本顧問、開通福岡至上海航空線以及引渡不法朝鮮人等。

23日，中方則答以5條希望事項：（1）取消上海停戰(zhàn)協(xié)定，（2）取消塘沽停戰(zhàn)協(xié)定，（3）取消冀東偽組織，（4）取締走私，（5）取締日機之自由飛行。

鑒于雙方條件明顯沒有接近之可能，蔣相信事態(tài)可能趨于嚴重。為此，他一方面分別電告軍政長官何應欽、吳鐵城、韓復榘、沈鴻烈、閻錫山、劉峙、周至柔等，要求他們務必做好應變準備。

蔣稱：“據(jù)昨今形勢，對方已具一逞之決心，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zhàn)為要?！?/span>

另一方面，則決定趕回南京，親自接見日本大使，做最后之努力。

他在25日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對倭方針，在現(xiàn)時非萬不得已不可放棄忍痛一時之策略。但應抱定犧牲抗戰(zhàn)之決心，所謂忍痛，非屈辱之謂也。蓋余始終認定倭寇不敢與我正式戰(zhàn)爭，不久彼必覓得旋轉之途徑矣。今川越與張群談判，形勢已等于決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許我提條件，是則不可忍者。余決回京，親與川越周旋。”

10月8日，蔣介石親自出面找川越會談。川越根據(jù)日本政府的訓令，明確提出了共同防共、華北特殊化和限時降低關稅等要求。

蔣對此除聲明“華北之行政必須及早恢復完整”外，并不與其直接討論日方的各項條件，堅持其他問題仍由張群外長與川越大使繼續(xù)商討。

會談結束之后，蔣介石決心重提其“察綏進攻計劃”，準備在綏遠采取行動。

8日，蔣介石通知閻錫山：日方攻綏在即，王英部騎兵3000人將在10日內竄擾綏西，察北偽蒙各軍俟王部到達綏西后即會合襲擊綏東。蔣要閻務必“嚴密注意，并切實防范”。

幾天后，鑒于張群與川越的交涉仍舊完全不得要領，蔣介石進一步加緊策劃對綏遠的軍事行動。

12日，蔣介石決定抽調湯恩伯部3個師應援綏遠，并電湯恩伯立即與閻、傅聯(lián)系部隊行進問題。

由于有消息稱關東軍調兵兩團加入攻綏偽蒙軍，因此，蔣甚至還想增厚援綏兵力。只是，他對關東軍是否加入攻綏仍有懷疑，同時何應欽也“恐日人偵知為慮不主急辦”，故未付諸行動。

日本關東軍會不會卷入攻綏行動，這是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這時最為關注并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

在關東軍已經(jīng)接連占領了東北與熱河，并部分侵占察哈爾之后，這時候，已經(jīng)很少有人能夠輕率斷言其不會進一步尋找借口侵占綏遠。

但蔣介石依舊估計日本政府并沒有做好與中國開戰(zhàn)的準備，關東軍在綏遠的行動，不會是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行為，更多的還是關東軍少數(shù)將領的越軌行動。

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國方面就必須迅速表現(xiàn)出強硬態(tài)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鑒于此，蔣介石還是決定先發(fā)制人。

閻錫山舊照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21日，蔣再次致電閻錫山，重提在綏遠采取攻勢，先發(fā)制人，以顯示中國方面保衛(wèi)綏遠的決心。

其電稱：“本日岳軍（即張群）與川越談判仍無進展，默察情勢，綏遠敵在必得，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我軍不如乘敵準備未完以前，決以優(yōu)勢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東取積極攻勢，并以有力部隊由豐鎮(zhèn)進至興和，遮斷匪偽南北二路之聯(lián)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占領綏遠之企圖。若此時徘徊莫定，坐令匪勢龐大，交通完成，則我處被動地位，終陷不利也?！?/span>

蔣介石斷言，此役若能一舉擊潰其匪偽，使倭軍增援不及，則其侵綏企圖受此打擊，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內不能再侵西北。

不過，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看問題的方式明顯與南京方面不同。蔣介石等人越注意到日軍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須用強硬的態(tài)度使日本人知難而退；

而閻錫山等人卻越是注意到日軍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擔心太過強硬反而會惹惱日本人，為其大規(guī)模軍事介入提供口實。

從這樣一種考慮出發(fā)，他們當然會懷疑蔣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觀點反映了山西多數(shù)領導人的想法。他說：

“蓋我工事不夠，準備未周，共匪又近在側背，能再延宕敵人一年，于我最利?！?/span>

目前唯一可行的戰(zhàn)法，就是趁偽軍王英部進至百靈廟之際，“一舉滅之，并將百靈廟附近之能資軍用等地毀燒之，只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綏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過于難堪”。

即便是對這種戰(zhàn)法，眾人也認為應當十分審慎小心。結果是閻錫山的增援行動與作戰(zhàn)計劃遲遲不能出臺，蔣介石不得不接連去電詢問閻錫山：

“對匪偽軍之進攻計劃未知能否實行？”

同時，他還決定親自去太原見閻，“面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