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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理”和“治”是一個意思。但是為什么會有這個差異呢？“國之理”是出自《貞觀政要》，這本書是作者是吳兢，出生于唐高宗總章三年，去世于唐玄宗天寶八年。書成于唐玄宗時期。“國之治”的版本，出自于《舊唐書》的《魏徵列傳》。《貞觀政要》在前，按理《舊唐書》只要照抄《貞觀政要》就行了。既然《貞觀政要》是“國之理”，《舊唐書》沒有理由抄成“國之治”。當(dāng)然，“治國平天下”是成語，魏徵不會不知道的，所以原文倒反而是“國之治”，《貞觀政要》給改成了“國之理”。為什么要改呢？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唐高宗的名字叫李治。魏徵沒必要避諱，但是吳兢就要避諱了。就把“治”改成了“理”。后朝編《舊唐書》，似乎就沒有必要避諱了，所以用了“治”這個版本。好。那么《諫太宗十思疏》后面有一句，“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這里面的“人”，是不是因為避諱“李世民”而改的呢？比如我們以前學(xué)《捕蛇者說》，里面“以俟夫觀人風(fēng)者得焉”的“人”，不就是因為避諱而改的嗎？然而還真不是這樣。陸游《老學(xué)庵筆記》里面說：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綍、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為戶部。世南已卒，世綍去“世”字，惟名綍?；蛘呱腥绻抛淇弈酥M歟？就是說李世民的時代，不用避諱“世”，不用避諱“民”的。那么魏徵原可以大大方方地寫“可畏惟民”而不用避諱的。但是假設(shè)魏徵這么寫，到了唐高宗的時代，還得改為“可畏惟人”。不過到了后朝編《舊唐書》的時候，就應(yīng)該回到“可畏惟民”了。然而，《舊唐書》還是“人”，可見，魏徵的原文，就應(yīng)該本來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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