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發(fā)生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當時，工農紅軍正在進行艱苦卓絕的長征，面臨著極其嚴峻的生存挑戰(zhàn)。

長征初期，由于黨內“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士氣低落，前途未卜。

在這樣的背景下，黨內對于軍事路線和領導權的分歧愈發(fā)嚴重。

許多黨內同志開始意識到，必須糾正錯誤路線，確立正確的領導核心，才能帶領紅軍走出困境。

遵義會議就是在這種緊迫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的教訓，糾正黨內的錯誤路線，確立新的領導集體。

會議的核心內容包括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軍事路線，肯定了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和指揮才能，并選舉毛主席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確立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這次會議標志著我黨從幼稚走向成熟，從依賴共產國際的指導到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盡管當時他身患重病，但他仍然積極參與會議討論，并在關鍵時刻投下了支持毛主席的重要一票。

這一票不僅體現了他對毛主席軍事思想的高度認同，也反映了他對黨未來發(fā)展的深刻洞察。

王稼祥的這一決策，對于確立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推動中國革命的勝利具有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

后來，毛主席多次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王稼祥于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涇縣。他自幼勤奮好學，成績優(yōu)異。

1925年，王稼祥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并在讀大學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蘇聯時期，王稼祥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缺乏黨內實際工作經驗，他曾一度支持王明的教條主義觀點，并因此被歸類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

然而，王稼祥品行端正，反對小團體的勾結行為。

1930年返回中國后，他先后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爭中負重傷，1933年4月，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歷經了八小時手術。

長征初期，王稼祥因為身受重傷，只能由士兵抬著擔架進行轉移。

在長征路上，王稼祥與毛主席、張聞天因為傷病走在了一起，三人白天坐擔架行軍，晚上宿營住一起。

在深入的交流中，王稼祥和張聞天對毛主席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意識到要挽救紅軍，必須糾正錯誤的軍事指揮，改變中央的錯誤領導，讓毛主席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

當時，王稼祥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所以在紅軍攻占遵義后，他主動出面做工作，提議召開會議解決當下的問題，他的提議得到了大多數人的響應。

1935年1月15日，在王稼祥的積極籌備下，遵義會議最終召開。

在遵義會議上，王稼祥不顧病痛的折磨，在多人勸阻的情況下，依然堅持站著講話。

他旗幟鮮明地支持了毛主席，并第一個提出由毛主席負責對紅軍的指揮，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

在講話的過程中，王稼祥由于強忍病痛，額頭上滿是大汗，令參會代表們非常動容。

在王稼祥的發(fā)言結束后，現場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絕大多數領導都認可了王稼祥的意見。

王稼祥的講話為不僅影響了其他領導人的決定，更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新的方向。

最終，遵義會議以4票贊同、2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作出了改組中央領導的決定，毛主席在紅軍和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確立。

遵義會議后，王稼祥與毛主席、周恩來一起組成了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指揮軍事。

最終，他與毛主席、周恩來一起指揮紅軍戰(zhàn)勝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贏得了紅軍軍事行動的主動權，開創(chuàng)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王稼祥在后續(xù)的抗戰(zhàn)期間擔任了多個重要職位，包括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軍政學院院長等。

他在1943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之際，受命撰寫文章，首次系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

王稼祥被廣泛認為是我黨、我軍第一代卓越領導人之一，毛主席曾多次提到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關鍵作用，指出如果沒有王稼祥和洛甫（張聞天）的分化，遵義會議不可能開好。

王稼祥的事跡提醒我們，在復雜多變的環(huán)境中，堅持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是確保成功的關鍵。

王稼祥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的名字注定會閃耀在中國的歷史豐碑上，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