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化思維方式的劣勢在于它的散亂而又粗糙——人們在思考問題時，必須依賴于具體實物的存在，這就必然造成人在思維領域的繁瑣性和低效率。一種文明，越接近于原始的思維方式，就會越接近于原始文明。因而，越是接近于具象化思維方式，就越是接近于原始狀態(tài)的文明模式。因此，一切走向進步的文明，就必須打破古埃及式的低層次具象化思維模式。

    無論是中國之“道”，還是印度之“梵”，實際上都沒有能夠?qū)⑷藗円胝嬲睦硇耘c科學的殿堂。也許是由于搭建文明模式的困難所在，人類很難在“一次抽象”、“二次抽象” 之后再來“三次抽象”甚至更多次的“抽象”。從人類原生態(tài)的幾大古老文明體中，實在看不出哪個古老文明能夠從其自身衍生出理性與科學的萌芽。這一切必須等到古希臘人對于古埃及文明的“二級抽象”之后，從而在以人學邏輯替代相當大的一部分神學邏輯之后，才會使人類文明發(fā)展模式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

    煦風從你鼻孔中吹來，

圣水從你嘴里流出。

你讓子民種植稼穡，

你讓神靈可以盡情享受，

牛神姆胡特在田野中顯靈。

你閉眼，黑暗降臨；

你睜目，光明普照……

（選自《獻給普塔—塔特恩的贊美詩》，《埃及亡靈書》，[美]E·A·華理士·布奇著，京華出版社，2006年1月版，198頁）

    在人類文明起源期，人是通過神學邏輯范式來認識世界的。古埃及的眾神世界向人們所展示的是一種在思維層次上屬于簡單抽象的較低層次的神學邏輯范式，其特征是，在眾神的傳說中大量保留著萬物有靈化的傾向，眾神的出身、神力及其活動與自然萬物、各種動物和人的身體及其活動能力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也就是說，神的形象及其能力，是通過具象化的物物聯(lián)結(jié)的方式產(chǎn)生出來的，就如同堆積木一樣搭建而成的。從思維方式來說，這是一種以具體實物為對象經(jīng)過簡單抽象的形象思維，亦即具象思維。

    除了神學領域之外，古埃及人在文字、藝術(shù)及工程技術(shù)等領域也讓我們見證了各種從實物本身演化而來的具象化符號。古埃及文明中最輝煌的一面在于，他們將具象化的象形符號演變?yōu)槲淖?、藝術(shù)、工程技術(shù)等諸多領域的偉大創(chuàng)造。埃及人創(chuàng)造的象形文字，其符號化的圖形成為日后拼音文字的基礎；宏偉的金字塔、神廟建筑及各種雕像、紀念碑、寶石等制造與加工不僅涉及到工程技術(shù)，而且涉及到科學和藝術(shù)的發(fā)展進步。

    在人類文明起源期，具象化思維方式的優(yōu)勢在于它把一切可見的形象作為思維領域的“原材料”，從而讓人們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創(chuàng)造出通用化的文明成果。比如在文字方面，沒有哪個民族可以越過象形文字的階段而直接達到拼音文字階段。因此，我們可以說，具象化思維方式是人類思維領域不可逾越的的基礎，或者說是一切更高級思維方式借以進步的臺階。

    有人認為，古埃及具象化藝術(shù)風格的形成可能與其獨特的氣候條件和地理環(huán)境有著極大的關(guān)系，這是很有道理的。埃及常年干燥少雨，廣大地區(qū)屬熱帶沙漠氣候。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區(qū)雨水稍多，多集中在冬季，由北往南降雨量急劇減少。現(xiàn)代氣象資料表明，亞歷山大港年降雨量約190毫米，而開羅年降雨量約33毫米，且地面蒸發(fā)量極大，高達1020毫米。開羅以南地區(qū)甚至全年無雨。這樣的氣候條件十分有利于保存神廟建筑和各類雕像，這一點完全不像古巴比倫人那樣不得不反復修建因雨水較多而被毀壞的神廟建筑。

    古埃及高大的植被稀少，無法用樹木建筑神廟或墓穴，因而多用石頭和泥土建筑宗教建筑。由于石質(zhì)建筑更易于長久保存下去，人們對于神的虔誠信仰又促使人們建設更加高大而又精致的宗教建筑；而那些高聳入云的華美建筑建成后又從另一面帶給人們以極大的心靈震撼與愉悅，同時也大大提高了人們的審美情操。這樣，就造成了古埃及人不斷放大了的基于具象藝術(shù)風格的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的興盛推動了祭司和書吏階層的崛起，從而使古埃及文明在模式化的神學邏輯范式上有了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礎。除此之外，古埃及文明趨于興盛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條件在于其安定的地理空間和社會環(huán)境。混亂無序的環(huán)境中不可能產(chǎn)生出偉大的文明，數(shù)千年之久的穩(wěn)定發(fā)展對于古埃及文明的意義正在于此。

    然而，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具象化思維方式的劣勢在于它的散亂而又粗糙——人們在思考問題時，必須依賴于具體實物的存在，這就必然造成人在思維領域的繁瑣性和低效率。一種文明，越接近于原始的思維方式，就會越接近于原始文明。因而，越是接近于具象化思維方式，就越是接近于原始狀態(tài)的文明模式。因此，一切走向進步的文明，就必須打破古埃及式的低層次具象化思維模式。

    能否在邏輯范式上實現(xiàn)升級換代對于古代文明來說，同樣是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古埃及具象化風格的文明模式雖然能夠讓外部族群的人容易“看得懂”，但是卻未必能更容易地讓外部族群的人接受。新王國（公元前1550年—前700年）時期，埃及人在喜歡侵略的法老帶領下，試圖讓東面幾個鄰國服從埃及的生活方式和統(tǒng)治理論，但是這些實驗并未見效。很明顯，沒有哪個族群愿意讓外族的文化強加于自己，更何況由那些看起來更為低級的思維方式所帶來的“作品”，比如甲殼蟲、圓盤形所代表的象形意義。

    如果將人類文明起源期的幾大文明作一對比，就會看出其中的端倪。古巴比倫由于地處多族群沖突的中心地區(qū)，歷史上難以建立一體化的邏輯范式，可以不必過多地探討。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在構(gòu)建各自文明的過程中都通過“二次抽象”的方式達到了概念化、邏輯化的階段。而古希臘在繼承古埃及神學邏輯范式過程中，進行了諸多合理性的改造和創(chuàng)新。這些文明都與古埃及文明有著明顯的區(qū)別?；蛘哒f，它們都比古埃及文明在思維層次上高出了一個量級。

    所謂“二次抽象”，是指在萬物萬事的符號系統(tǒng)中選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意向符號作為構(gòu)建新的符號體系的基礎——如果把人們從萬事萬物的符號系統(tǒng)中的初級層次的符號集視為“一次抽象”的話，那么，從這一符號系統(tǒng)的集合中再抽取若干符號作為構(gòu)建新的符號體系的基礎，這就屬于在“一次抽象”基礎上的“二次抽象”。古埃及文明的符號系統(tǒng)很像是“一次抽象”，因為古埃及人還沒有以某個神的符號經(jīng)過抽象的變化而成為所有其他的事物，沒有形成體系性的變易之“道”，其符號系統(tǒng)是散亂無章的。

    在古代中國，人們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認識世界的方法論性質(zhì)的概念體系，這些概念性符號包括：自然界的變化之“道”——陰陽、五行、太極、八卦等；社會變化之“道”——仁、義、禮、法等；人本身變化之“道”——性、善、惡、中庸、忠恕等。這些概念性符號非物非神也非靈，它們擺脫了蕪雜而又繁瑣的萬物萬事的“原象”，但又概括、代表萬事萬物的變化規(guī)律。

    同樣的情形也發(fā)生在古代印度。早在奧義書之前，印度就已出現(xiàn)“梵天”的概念。在梵書中，梵天作為一個宇宙大神，創(chuàng)造了世界萬物并掌管著天、地、空三界。繼之而來的森林書又進一步發(fā)展了梵天的概念，宣稱“萬物皆從梵天而來，依梵天而存在，在毀滅時又復歸于梵天”。盡管如此，此時的梵天仍然是一個有形象的人格化的神，沒有超出“一次抽象”的范疇。到了奧義書時期，婆羅門學者把梵天進一步抽象化（即“二次抽象”），去掉了它的人格形象，使它轉(zhuǎn)化為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梵”。梵是宇宙最高本體，萬物的的本源和始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來源于梵，依靠梵而存在，并且最終還原于梵。但是，梵本身是純粹的精神實體，不具有任何形式和屬性，亦無法用人的語言來描述。為了突出梵的至高性，他們還采用遮詮法，即通過否定達到肯定的方法，稱它為“不是這，不是那?！庇《热诉€把人的本質(zhì)概括為“阿特曼“（Atman，意為“我”）。“我”，又稱“靈魂”，也是純粹的精神實體，位于人體之中。人的靈魂或本質(zhì)“我”，只是宇宙的靈魂或本質(zhì)“梵”在人世間的顯現(xiàn)，兩者同源同體，在本性上同一不二。這種理論從奧義書的時代起，幾千年來一直支配著印度人的思想和行為，構(gòu)成印度各種宗教倫理觀的核心。后來的佛教和耆那教雖然反對婆羅門教，但也繼承和吸收了奧義書的“業(yè)報輪回”學說，使之成為自身的基本教義。

    在這種脫離物象的抽象思維中，越是趨近于“一次抽象”，就越是趨近于神學思維占據(jù)的空間。因為，人類在“一次抽象”的思維過程中，其世界觀是在萬物有靈論、原始宗教和巫術(shù)等神創(chuàng)世界的神學思維主導下形成的。這也許正是中國之“道”與印度之“梵”二者間的根本區(qū)別。印度的梵是梵天大神演化而來的，帶著人格神的影子，因而兼具“上帝”與“道”的雙重屬性，較多地滑向了宗教神學的一面；中國之“道”相對來說更加偏重于事物運動的內(nèi)在規(guī)律性，較多地傾向于理性與科學的一面。

    在極其有限的認識能力束縛下，由于沒有真正的理性與科學的判斷作為基礎，古代文明在邏輯范式形成過程中的“二次抽象”又必然走入歧途。如中國的象數(shù)之學，它是以極有限符號的集合，對萬事萬物進行看上去更像是歪曲的抽象，進而以特定符號的變化對應部分、特殊事物的物象，由此替代全部事物的規(guī)律性運動，其推演過程非常接近于巫術(shù)，卻離理性與科學很遠。

    無論是中國之“道”，還是印度之“梵”，實際上都沒有將人們引入真正的理性與科學的殿堂。也許是由于搭建文明模式的困難所在，人類很難在“一次抽象”、“二次抽象” 之后再來“三次抽象”甚至更多次的“抽象”。從人類原生態(tài)的幾大古老文明體中，實在看不出哪個古老文明能夠從其自身衍生出理性與科學的萌芽。這一切必須等到古希臘人對于古埃及文明的“二級抽象”之后，從而在以人學邏輯替代相當大的一部分神學邏輯之后，才會使人類文明發(fā)展模式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

    參考書目：

《古埃及》[英]海倫·斯特拉德威克，上?？茖W技術(shù)文獻出版社出版， 2008年4月版

《埃及亡靈書》，[美]E·A·華理士·布奇著，京華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帝國衰亡史》[美]科馬克·奧·勃里恩，現(xiàn)代出版社，201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