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堙”就是堵塞，可見，鯀用的是水來土掩、針鋒相對的辦法，因為他手中有息壤這張王牌。息壤是神土，水有多高，它就能長多高，但反過來，息壤有多高，水也能漲多高，所以鯀失敗了。

禹則用了與鯀相反的方法，逢山開山，遇洼筑堤，疏通水道，引洪入海，主要指導要思想是“疏導”，具體方法是先深入調(diào)研，審時度勢。在正確的方針下，有序地開展工作，必然成功。

以土克水，鯀顯然踐行的是斗爭哲學，而禹則順應水性趨下的本性，進行疏導而不是圍堵，這是一種“和”的理念。

值得玩味的是，根據(jù)《史記·夏本紀》記載，大禹在治水的過程中，還順帶收服了四方諸侯，平定洪患時，也使得九州統(tǒng)一，四海朝覲，天下歸心，正如江河入海，孟子云：“民歸之猶水之就下。”

我們熟悉的名言“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便是以水喻民的治國警訓。從中可以看出，大禹所秉持的理念，可用于治水，也可大到用于治國，未嘗不可用于治醫(yī)。

于是，就有了一個問題，如果土克水，為何鯀治水失敗了？如果土不克水，大禹又如何成功？其實答案早就擺在那里：審時度勢，因地制宜，因勢利導。所以不是利用五行生克就是中醫(yī)思維，一味斗爭，用土克水，與見炎癥感染用抗生素對抗無異。

這段話通常被認為是對人體水液代謝的高度概括，后世論治水液病也因此多從肺、脾、腎三焦立論。《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則給出了具體治法，并予詳盡的脈證方藥：“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fā)汗乃愈。”審度病位，根據(jù)水液積聚部位的特性，順勢導引，排出體外，此即因勢利導之法也，與大禹“開九州，通九道”如出一轍。可見，治水之要在運化和疏通，氣化則水行，歷代治水良方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