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

ASTUDY ON XU SONG AND XIYU SHUIDAO JI

朱玉麒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年12月

序  言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現(xiàn)代意義的西域史地、敦煌學、絲綢之路研究，應(yīng)當起始于清代中葉以來的“西北輿地之學”；而清代西北輿地之學中最重要的人物，無疑當屬大興徐星伯。徐松的《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賦》《西域水道記》三種，是清代西北輿地之學的重要成就，就中尤其以《西域水道記》的學術(shù)價值最高，影響最大。比如法儒沙畹著《西突厥史料》，對于西域地理的考證，就多依賴于《西域水道記》，而由沙畹，又影響到前往西域探險的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著述。

憶1983年筆者隨張廣達師第一次往南疆調(diào)查古跡，自烏魯木齊乘車翻天山，經(jīng)焉耆、龜茲、疏勒故地，到古代于闐國范圍考察，沿途時時就西域地理提問，張師常常據(jù)《西域水道記》為我等釋疑，且盛贊徐松學問功力。那時正是全國規(guī)劃整理中國傳統(tǒng)古籍的時候，張師已擬訂整理此書計劃，并已列入中華書局擬出版的古籍整理規(guī)劃項目。以后從學過程中，張師曾不止一次告誡我們，使用《西域水道記》，切不可忘記《星伯先生小集》中徐松自己的《校補》！

2000年，朱玉麒君入北京大學博士后流動站，從事清代西北輿地之學的研究，兼整理大興徐氏著作三種。其時張廣達師早已移居海外，《水道記》之整理遂寢而未行，筆者馳書相詢，知已捐棄故伎。于是極力慫恿玉麒君知難而進，勇往直前。按博士后制度，余忝為合作教師，時常在朗潤園北招待所的飯桌前，面對一盤肉絲炒餅，聽其高論，興致盎然。

玉麒君為江南才子，出入文史。博士期間在北師大從元白（啟功）先生治文獻、版本、?？敝畬W，精于典籍考訂；又多次隨寬堂（馮其庸）先生壯游西域，熟悉塞外史地。這些訓練和經(jīng)歷，使之成為整理徐松西域著述的最佳人選。經(jīng)過兩年努力，大興徐氏三種，粲然可觀。2005年初，《西域水道記》（外二種）在中華書局付梓，筆者利用假期，在渤海灣邊通校一過，張師整理徐松著作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遙望海西，頗感欣慰。

玉麒君的博士后報告主體“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2002年7月出站時已形成書稿，但考慮到近年來清代史料蜂擁而出，徐松手跡也不時顯現(xiàn)，因此并未急于出版。近十年來，玉麒君又走訪天山南北、蔥嶺東西，足跡遠過徐松所履；還有機會東到日本，西走英倫，北探俄羅斯，南游臺灣島，獲睹流散域外的徐松稿本及相關(guān)資料?，F(xiàn)在，這部經(jīng)過十幾年錘煉的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專著終于完稿，豈不快哉。玉麒君征序于我，雖責無旁貸，亦誠惶誠恐。于此既遠念張師當年諄諄教誨之恩，又倍感與玉麒君切磋學術(shù)之樂，故略綴數(shù)語，聊以為序。

榮新江

2015年5月6日

后  記

本書的寫作，是我從2000年開始在北京大學從事博士后流動站工作報告的延續(xù)。因此，首先在第一部分抄錄2002年出站報告的后記，以見其原委。

 一

 這是我從事清代西北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第一份報告。在新疆的生活經(jīng)歷，使我對獲得這一研究項目的兩年博士后流動站工作倍感親切，也分外珍惜。這項研究得到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的資助，同時也被列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基地項目“中外關(guān)系史：新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的組成部分，我原來的工作單位新疆師范大學也給予了特別的理解和支持，首先在這里向以上單位表示感謝。

我有幸能在榮新江教授的指導下從事這項研究。他對西域研究文獻與學術(shù)史脈絡(luò)的了如指掌給予我很多的教益，特別是對我純粹考據(jù)研究的支持令人感動。這種實證性研究對材料要求的苛刻，往往使我一籌莫展；每當這樣的時候，他都會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幫我尋找，共想對策。當然，兩年的合作研究，更多的教益還在報告之外。

給予這一工作始終關(guān)懷著的，有我博士生期間的導師啟功先生。我匯?！段饔蛩烙洝匪褂玫母鞣N版本中，唯一不是復制品的寶善書局本就是先生賜贈。他常常向我提起烏魯木齊南梁子上一汪水洼就是自來水廠的記憶，也多次垂詢清人的西域水道圖究竟有多少準確性這樣的問題。還有馮其庸先生。從1992年以來，他多次西行探訪玄奘故道，每次都特別資助我隨行考察，我因此得以在十年之中走遍天山南北、黑河上下。兩位先生的心跡，使我在進行歷史文獻研究的同時，不敢忘記其中應(yīng)有的現(xiàn)實意義。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是我迄今為止最感美好的研究環(huán)境，我要感謝張希清、李孝聰兩位主任為我提供朗潤園西所四合院的工作間。此外，李孝聰、王小甫、羅新三位教授從講堂到考察，都為我補上了歷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課程。東方學系王邦維教授整理的典籍是我追求的榜樣，他對我的研究也給予很大的關(guān)懷，并力薦我獲得了國家博士后科學基金的資助。

這項研究還得到日本學者池田溫、石見清裕兩位先生的幫助。東洋文庫的清代西域文獻和早稻田大學徐松《西域水道記校補》手稿復制件，以及其他相關(guān)資料，均承厚情，遠道惠寄，使這項研究獲得了文獻占有的盡可能全面性。

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與北京圖書館北海分館方志部是我經(jīng)常查閱資料的地方，那里豐富的典籍與熱情的服務(wù)使我享受到讀書的快樂。我特別要感謝李雄飛、郝瑞平、張廷銀諸位先生提供的方便。還要感謝從大學時代直到現(xiàn)在的各期學友如倪培翔、孟憲實、廣中智之、雷聞、陳明等隨時給予的支持和切磋之誼。

即使得到如此多的幫助，這份報告與我當初設(shè)想的“嘉道之際的西北歷史地理學：以徐松《西域水道記》為中心”的計劃還有很遠的距離。在報告的寫作過程中，我進入到清代學術(shù)史研究的領(lǐng)域，浩如煙海的典籍確實處處藏寶，也不斷重組我對嘉道之際學術(shù)史的新認識，而我對相關(guān)清代文獻的閱讀猶自萬不及一；《西域水道記》的點校過程，也使我發(fā)現(xiàn)利用海內(nèi)外西域史地研究成果進行該書的箋注，并不能一蹴而就。本報告只能算是這項研究在第一個階段的基礎(chǔ)工作，我會在這個基礎(chǔ)上繼續(xù)努力，使這一重要的學術(shù)史課題和《西域水道記》這部西北史地名著達到應(yīng)該有的研究水準。尤其是在當今西部開發(fā)的熱潮中，清代西北史地學和《西域水道記》提供的歷史時期西部的地理狀況，是應(yīng)該得到今天的經(jīng)營者借鑒和關(guān)注的。我愿意在即將返回的西部工作崗位上，完成這項裨益于當代的研究。

2002年6月28日

 二

從博士后入站以來的15年中，這項工作一直在持續(xù)。博士后報告的“整理編”已經(jīng)擴充成《西域水道記（外二種）》，列為“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之一，由中華書局于2005年出版?，F(xiàn)在成型的這一書稿，則是“研究編”的主體。

有關(guān)這一書稿本身，沒有多少題外的話要補充。在工作開始的時候，我希望從兩個方面作出努力：一、從文獻檔案中尋找徐松；二、從學術(shù)進程中定位徐松。目前這部書稿，就書名提及的兩個研究對象——徐松與《西域水道記》而言，還只能算是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它僅僅重塑了徐松部分的、不無偏頗的歷史面貌；而對于《西域水道記》的文本研究，也只討論了個案性的三處記載。留下的闕如，仍當是我將來繼續(xù)努力的方向。

回首十多年來的研究，有太多的師友值得我衷心感謝，是他們的幫助和支持，使我能夠?qū)⑦@個專題的初步成果奉獻給學界。在正文的注解中，讀者將會看到我對一些師友慷慨提供和解讀相關(guān)資料的致謝。但是，這些顯性的幫助還遠遠不是這一研究得到的所有。掛一漏萬，我還特別想銘記以下的人事：

在以上博士后出站報告后記中提及的師友繼續(xù)給了我無私的幫助，是我需要一直感念在心的。如在完成博士后報告返回新疆之后，仍蒙啟功先生從拍賣會上購下徐松書札贈我研究，又在生前為本書題簽勉勵；馮其庸先生在2005年繼續(xù)邀我重走玄奘之路，使我得以三上帕米爾、初探羅布泊。

我要感謝遠在海外的張廣達先生長期的鼓勵。作為中古史中心的前輩，張先生曾經(jīng)計劃整理《西域水道記》等清代西域名著，并已列入中華書局古籍整理規(guī)劃項目，后因移居海外而未果。我到中心從事博士后工作時，榮新江教授就我的選題征詢先生的意見，得到他的嘉許。2005年以來，我有機會得到和張先生通信與面晤的很多次教誨。現(xiàn)在的書稿，希望能夠奏效其循循善誘之萬一。

感謝榮新江老師持續(xù)的指導、督促，并為本書賜序。從我的博士后工作以來，徐松的研究仿佛也成為他關(guān)注的對象，這樣的例子只要舉其難得的兩次莫斯科訪問即可證實。在那里，他的興趣都在尋訪徐松舊藏的圖書館中。本書所引其《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所見〈西域水道記〉校補本》的力作，即是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的收獲，對于《西域水道記》原書的成稿歷程和筆者的研究，都是難得的參考。特別要感謝他在第二次的莫斯科訪書活動中，與孟憲實教授、李肖教授一起陪同我在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抄書的日程，他們幾乎完全放棄了對這個美麗都市秋天的欣賞。

這部與新疆有太多關(guān)聯(lián)的研究書稿，是我在那里生活、工作長達1/4世紀的紀念。我在新疆的考察和研究所得到的幫助，幾乎難以數(shù)計。我要特別感謝曾經(jīng)工作過的新疆師范大學以薛天緯、王佑夫、丹碧、迪木拉提·奧邁爾等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同事的支持，也感謝校外鐘興麒、賴洪波、周軒、劉國防、賈叢江、高健等師友對這項研究不同方面的推進。

徐松的書稿和相關(guān)資料流散海外者不少。感謝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高田時雄教授為我安排在日本的訪學機會并聯(lián)系相關(guān)機構(gòu)，使我能夠在東京和關(guān)西地區(qū)獲睹大量徐松的文獻而充實本書；感謝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波波娃所長為我聯(lián)系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工作計劃，并專程陪同從圣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使我從斯卡奇科夫舊藏資料中經(jīng)眼了許多徐松的藏書和題跋。

這一專題在博士后出站以來的繼續(xù)研究，又先后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部項目“徐松與清代西北歷史地理學”（項目批準號06XZS016）、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新疆稀見史料調(diào)查與研究”（項目批準號11&ZD095）的資助，因此本書也是以上這兩個項目的研究成果。

同時也要感謝劉子凡、郭桂坤、沈琛、徐維焱等各位同學，在本書的定稿階段幫助我尋檢和核對相關(guān)史料。徐邁博士擔當了這本書稿的編輯，給予我多方面的指正，也是我最后要特別致謝的。

我又回到了朗潤園的中古史中心來從事本書最近五年的寫作。是同事們一如既往的關(guān)心，使本書在溫馨的學術(shù)氛圍中終于完成，并有幸列入本中心的“未名中國史叢刊”。但讓我感到痛心的是：在定稿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中心的劉浦江教授不幸英年早逝。在同一條走廊里，他的研究室的燈光雖然黯淡下去，但他在這里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恢弘氣象和奉獻給學界的累累碩果，已經(jīng)成就了一段歷史，一直會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謹以此書紀念劉浦江教授——我敬愛的同事、學術(shù)的楷模。

2015年1月27日